當那些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人每天早晨打開衣櫥，她們面對的其實是一場權力與著裝交織的漩渦。
  「要可靠，也要吸睛；要迷人，也要鬆弛；要自信，也要謙虛。花心思搭配，但不要顯得你太花心思；化妝，但不要顯得你很在意妝容。」澳大利亞女議員安妮卡•威爾斯這樣描述人們對女性政治家的標準期望。
  女性正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政治權力的中心。但與此同時，相比政策和法案，人們似乎更容易被她們的時尚品味吸引，並期待從中窺探出其執政風格。
  這一方面是因為女性政客的著裝不像男性那樣受西裝領帶的明文限制一一各國議會可能也不知道如何提岀像樣的規定，所以更加多樣化。另一方面，不斷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她們，無論穿什麼都能變成輿論的焦點。
  為此，資深時尚記者羅伯•楊甚至將「時尚」讀作「那個首字母為F的單詞(F-word)」，他認為在政治語境下談論這個詞語是一種禁忌，過多關注衣著會消解她們的政治權威。
  基於性別氣質的偏見是女性政客獲得權力的代價和無法擺脫的詛咒嗎？在公眾、媒體甚至是同事的凝視下，一代代女性領導人正試圖將時尚風格兌換為強大的政治貨幣，通過服飾來傳達自己的力量與理想。
  當房間裏開始岀現女人
  「國會女議員蘭金，真正的女孩：喜歡漂亮的禮服和整潔的頭髮。」《華盛頓郵報》在1917年3月4日以這一則新聞標題向公眾介紹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議員。
  報導描述，珍妮特•蘭金是一位「極具『女性』氣質的女性」，「不管是她迷人的栗色捲髮，還是小巧獨特的法式高跟鞋」。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衝了大眾對女性議員強勢性格的想像，但也體現出早期女性政客面臨的困境：她們的外表總是比內在受到更多關注，一旦穿得像「女性」，就會受到輕視。
  雷切爾•裏夫斯在《威斯敏斯特的女性》一書中寫道，英國女性進入國會的第一天起，她們的穿著就成為了焦點。1919年的男性們已經有了自己的著裝規範，南希•阿斯特只得自己開創女性議員的穿搭先例。她選擇了黑色西裝內搭白色絲質襯衫，頭戴三腳帽，紐扣孔中別著一支梔子花。雷切爾形容她第一次去下議院時好像是「穿著最好的衣服在禮拜日去教堂」。
  在意識到展現女性氣質的穿著會引來多餘的視線後，她們不得不變得穩重起來。英國工黨議員蘇珊•勞倫斯曾要求一家百貨公司將六件便宜的衣服送到她的辦公室，以便她「從檔堆裏短暫地抬起頭，用鉛筆隨便指一件」。
  20世紀20年代起，隨著女性參政權的陸續確立與女權主義思潮的逐步推廣，女性時尚開始發生變化。1921年，法國時裝設計師可哥•香奈兒為女性設計出第一套權力西裝(power suit)，一件簡單別致的紐扣式無領粗花呢夾克，搭配同材質半裙。1932年，法國設計師馬薩爾•羅莎在香奈兒西裝的基礎上提出以褲子進行搭配的大膽想法，並開始使用大墊肩，以彌補女性肩窄的特點。
  1966年，法國設計師伊夫•聖羅蘭推出了第一套專為女性設計的燕尾服，即有名的「吸煙裝」。當時的《商業內幕》雜誌指出：「穿著西裝，不只是時尚，更像是一種政治聲明。」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權力衣著(power dressing)已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時尚美學，其上裝以大墊肩西裝夾克配以襯衫或高領毛衣，下裝為及膝裙或西褲，搭配絲巾、胸針、項鏈等配飾，在色調和圖案上簡單又不失明亮。
  這種穿衣風格有意地避開了女性的柔和感，但也不是單純模仿男裝。它在強調舒適性和靈活性的同時，利用介於性感和權威之間的微妙氣質，幫助女性在由男性主導的職業和政治環境中確立自己的權威。
  把權力穿在身上
  作為主要西方國家中第一位女性政治領導人，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受到了比以往更加細緻的審視，她也是最早將「權力衣著」掛進衣櫥的女性首腦。
  柴契爾夫人喜歡穿帶有印花元素的長裙，然而擔任首相之後，她在正式場合多穿硬挺的藍色系寬肩裙套裝和蝴蝶結襯衫，左翻領佩戴一枚胸針，搭配珍珠配飾和黑色手提包。這樣的套裝兼具穩重與美感，正如她自己所說：「從不浮華，恰到好處。」
  身為「鐵娘子」登上權力頂端，柴契爾夫人沒有回避時尚，而是利用時尚的力量塑造出安全的政治地位，她的風格也為當今的女性政治家著裝奠定了基礎。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也是在走上從政道路後，立刻拋下了作為第一夫人時常穿的禮服。在正式場合，她選擇借助褲裝的力量，身穿全套寶石色西服，一頭金色的短髮被打理得蓬鬆亮澤，將她身體中蘊含的幹練魅力發揮到極致。
  相比之下，德國首位女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則更多地繼承了這個民族的樸素與嚴謹。
  她在16年的執政生涯中，大多以各色西裝搭配黑色長褲，蓬鬆的蘑菇頭將脖子露出，配以短款項鏈。《衛報》曾評論說，「在希特勒的創傷之後，德國的文化是一種反魅力的文化」。默克爾也曾坦言：「我從沒有迷戀過所謂時尚之類的東西。」
  傳統框架中的「權力衣著」讓默克爾的外形不常受到關注，反而是幾次身穿晚禮服出席文化活動的經歷讓人們感歎難得一見。另外，她的黑、紅、金三色項鏈曾在2013年9月的大選中登上頭條。因為德國民眾紛紛表示，那晚的電視辯論實在太無聊了。
  要說以上這些家喻戶曉的女性元首有什麼穿搭公式，那就是幾十年如一日的統一。她們戰略性地使用套裝與配飾，把時尚變成了自己強勢政治風格中的一部分。然而，這種在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個人背景下產生的「權力衣著」，也有拘於刻板的局限。
  推動邊界
  如今，「權力衣著」正在衰落為一個歷史辭彙，因為當女性想展示力量和權勢時，她們首先想到的不再是「改變性別」。比前輩們更大膽的年輕領導人開始追求更具創意和時尚感的服裝，她們希望展現自身的力量，而不是外界賦予她們的標籤。
  在2016年至2019年出任英國首相期間，特蕾莎•梅對大珠串項鏈和豹紋鞋情有獨鐘，也喜歡撞色連衣裙配大衣。她的穿搭明亮大膽，不拘一格。
  「我是女性，我喜歡時裝。」她曾說，「對於在各行各業工作的女性來說，一個巨大的挑戰是做回自己。你可以在有一份事業的同時喜歡時裝。它們並不衝突。」在接受BBC 「荒島唱片」節目採訪時，梅還表示，如果她的船隻失事漂流荒島，她會帶上的「奢侈品」是終生訂閱的《VOGUE》雜誌。
  法國前司法部長拉齊達•達蒂也毫不掩飾她對於時尚的興趣，她穿著細高跟鞋參加會議，性感活潑，野心勃勃。「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女性』氣質總和淺薄輕浮等同起來，但不是這樣的。」她在接受《衛報》專訪時說，「『女性』氣質是女性的一部分，是我身份的一部分。」
  當被問到受媒體審視是否比男性更多時，達蒂表示，不是冒犯變多了，而是好奇變多了。因為直到最近才有這麼多女性佔據政府的高級職位，所以才更加引人注目。「我所做的事情是公開的，一切都被放大了。但我和女記者或者女收銀員面臨著相同的挑戰。」
  在任期間，達蒂女士穿著粉色豹紋連衣裙出現在了法國發行量最大的雜誌《巴黎競賽》封面上。
  以不同的時尚風格展現自我的當代女性政治家用信心和勇氣，有時甚至是魯莽，拿回了性別氣質的定義權。
  繼續舞動
  政界女性的時尚表達並非一帆風順。事實上，她們的風格和外表幾乎無可避免地被公眾挑剔，特別是在視覺文化盛行的社交網路時代到來之後。
  2020年，澳大利亞國會議員妮可•弗林特將自己裹進一個垃圾袋，在推特發文「政界女性應該穿什麼」，並表示「垃圾袋是為了配合某些垃圾觀點」。她因穿束腳褲、彩色西裝和細高跟鞋而被報紙專欄指摘。此後，該國多位女性政治家呼籲大眾和媒體結束那些「基於性別的廢話」，「審視政策，而不是鞋子」。
  當人們在批判女性政客的外表舉止時，好像在說：「你怎敢不按照我認為的方式行事？你不屬於政治，你這樣的女性不應該來這裏。」在觀看者眼裏，政治需要的是清醒、責任與專注，而這些品質顯然不會屬於那些將「女性」魅力輕易外露的女性。
  今年8月，芬蘭女總理桑娜•馬林在一次私人聚會上身穿黑色吊帶和白色長褲與朋友跳舞合影後，該國一部分人暗示馬林女士造成安全風險，並呼籲警方進行調查。這位全世界最年輕的女總理最後接受了藥檢，結果呈陰性。
  英國斯旺西大學社會性別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莎拉•克魯克指出，一般來說，公眾很難接受女性的多元維度。她指著一段英國前首相鮑裏斯•詹森在婚禮上跳舞的視頻說：「這在推特上只引發了溫和的調侃，而不是極度性別化的批判，這就是雙重標準。」
  拋棄雙重標準的轉捩點什麼時候才會出現？應該在任何時候，也包括現在。重要的是我們以什麼方式去談論這些身居世界最高位的女性，不僅是欣賞她們的魅力，更要看到她們的能力為女性帶來的榜樣力量。
  美國韋爾斯利學院女性與性別研究副教授艾琳•馬塔談到那段舞蹈時說：「我樂於見到大眾將她視為一個完整的人，這對我們的年輕女性來說是一則多麼精彩的消息——你可以成為世界領袖，在疫情中管理好你的國家，你也可以過上自己的生活。」
  （蔣文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