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全國人大會議籌備期間，發言人都要請上全國人大的同事、部委相關負責人、國內主流媒體記者等，分別召幵座談會，從中瞭解一年工作情況，傾聽民生民意。
  不過，這些「發佈會」的主角不再是發言人，而是人大機關和部委工作人員，以及各類媒體記者。他們在會上的積極踴躍，各具特色的關注點頗有參考價值，也促進了人大與政府部門的溝通，黨政機關與媒體和社會公眾的溝通，強化了監督。
  人大內部座談講暗訪：就像電影預告片
  在為兩會服務的一系列座談會中，通常最先進行的是與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和機關各部門的座談。這樣安排的合理性在於，全國人大會議，應該首先關注一年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和監督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座談會除了邀請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和工作委員會參與，常委會辦公廳下的秘書局、研究室等16個單位也參加，覆蓋政治、社會、經濟、法律等各領域。
  內部座談會所涉及的問題，通常構成其後一系列部委座談會的「濃縮版」。例如，在2017年的座談中，財經委提到的熱點問題包括人民幣匯率、我國外匯儲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房地產調控、實體經濟，法工委談到的熱點涉及民法總則制定、《網路安全法》修改、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等，不難看出討論的廣度和深度，而且都與後期與部委座談時談到的問題有相當大的重合。
  當然，人大內部座談會凸顯的是「人大視角」，關注的是立法和對執法的監督。例如，在霧霾問題上，人大環資委與環保部的角度不同。再如對社會關心的如何切實履行監督的問題，2017年內司委的介紹讓我印象深刻。在執法檢査和地方調研的時候，為了確保能看到真問題、真情況，採取了各種「暗訪」措施，包括不帶照相機和攝像機避免「暴露身份」，為了避免「被安排」，到最後一刻再通知行程等。
  參加這類座談會的很多同事，都是經驗豐富的「老人大」，與他們交流，對準備兩會的新聞工作幫助很大，既能探討，又能向我支招，涉及哪個問題該向哪個部委瞭解。總之，這場人大內部座談就像是一場電影的預告片，讓我們對大會的新聞准備心裏更有底。
  與部委過招：政策拼圖哪家強，答問技巧來共用
  在兩會前的新聞準備工作中，分量比較重的是與各部委的座談會。2017年，我們分別組織了八場部委座談會，一共邀請了61家單位參加，其中兩場與金融、經濟有關，各部委都安排相關負責人出席。
  在元旦過後的一段時間，我和政協發言人王國慶基本上整天泡在人大機關辦公樓的會議室裏，走馬燈似的迎接各個部委的同事。每天從會議室出來的時候，總覺得身體極度疲憊，頭腦卻異常興奮。
  座談議題同樣聚焦於一年來各領域工作的重點和社會關注的焦點，參會者會帶來本部門按工作優先順序排列的單子，大家圍繞這些重點焦點問題展幵討論，提出建議。隨後幾周內，各部委會調動力雖，整理出相關問題的背景分析和答問參考，在限定的時間內對問題給出專業意見。
  與部委的座談，就好像共同完成一張國家發展和政策執行情況的拼圖。每個部門都帶來拼圖的一個角。座談中，我們也會觀察和思考，一些社會問題的要害是什麼，哪些問題最好由誰來回答，哪家給的答案最有說服力。
  座談中，我們也會通報從媒體座談會上瞭解到的資訊，也需要大致商定邀請哪些部委的負責人在兩會期間召幵記者會，建議哪些部委負責人在部長通道上接受採訪，並探討採訪安排。事實上，設立部長通道，就是與部委和媒體充分溝通後創設的一大舉措。
  開會期間，各部委負責人也有記者會。我會把自己幵記者會的經驗和教訓，乃至一些臨場處置的技巧享出來分享。比如，建議各部委給負責人開記者會準備的答問參考要儘量簡潔，表功的話、套話、口號、大道理能省則省，針對提問直接回應:存在什麼問題，政策措施是怎樣的，打算如何處理。當然，政府各部門對兩會期間的新聞和發佈工作都要做認真準備，都有很強的團隊。
  我們還會向部委轉達媒體的要求和意見。例如，有記者提到，如果開記者會的時候，有關領導長時間低頭念稿子，大家都看不到講話人的眼睛，這樣容易沉悶。我認為，民眾對官員的期待既「對事」，也「對人」，前者要求官員的回應盡可能專業客觀，後者則希望看到官員是自信、真誠和平易近人的。
  向媒體取經：從「誰來監督監委」到「大型強子對撞機」
  我們還要連續舉行三場與新聞單位和媒體的座談，瞭解公眾過去一年間關注的焦點。
  通常，第一場邀請的是中央主要媒體，第二場邀請都市綜合類媒體，比如新京報、財新、南方週末等。最後一場邀請網路媒體，除了人民網、新華網等，還有澎湃新聞和觀察者網。參會者多是常跑兩會的記者或者媒體負責人，都是有備而來。
  在我看來，媒體座談會主要是幫助大會找問題。這有兩層意思，首先是指找話題。有的話題是幾年接續下來的，比如霧霾和反腐敗，有些則是每年新出現的熱點，比如2016年的南海問題、「十三五」規劃和2017年的民法總則，尤其是社會突發事件。與媒體座談後，如同製作出一張熱點圖。不同媒體談到的很多問題是重複的，而這種「重複」恰恰是座談會的價值。一個話題被媒體重複提到的次數越多，就越說明社會關注度高，也越有必要給予關注、做出回應。
  第二層意思是說，確定話題後，能更精確地鎖定問題。只有熱點圖還不夠，還必須清楚這些話題會衍生出哪些問題。比如反腐敗，大家更關注某些「大案要案」的進展，還是海外追逃追贓?是反腐敗國家立法，還是國家監察體制改革？
  即使大家都在注意同一個話題，但各媒體提出的問題和視角卻不一樣。央媒參會者比較有高度和宏觀視野，常有犀利和讓人「頭疼」的問題。我對圍繞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的思考，比如「監察體制改革是否需要修憲」「誰來監督監委」等問題的思考，很多都是參考了他們的提問和發言。
  都市類媒體更平視和「接地氣」，他們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往往可以「以小見大」，例如霧霾、限行政策的合法性、網約車規範、校園欺淩預防，乃至房價、電信詐騙和個人資訊洩漏、醫療糾紛等。
  網路媒體的關注則更新、更快。每次和他們座談總是很新鮮、有意思，我不僅能獲得新角度、聽到新問題，還能學到新辭彙、新說法。記得在2016年的座談會上，一家網媒在列舉社會熱點時，提到了網上圍繞大型強子對撞機的爭論。說實話，此前我對此知之甚少，記者講了來龍去脈後發現，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超越了具體事件，大家更關心的是國家對大型項目的審批和監督。對於發言人，這樣「冷門」和「小眾」的問題也需要瞭解。網路時代，這些問題不知什麼時候就會突然轉化成社會熱點。
  除了「找問題」，每年的媒體座談會也是聽建議的好機會。如何更好管理發佈會和記者會的現場、如何更加合理地安排採訪證件的申請與發放、如何讓兩會各代表團更加幵放、如何增加新媒體和新技術在兩會報導中的分量……各種建議層出不窮，技術性的建議往往很快能落實和改進，一些涉及更深層的問題也會受到重視。
  在「輸入」——找問題、聽建議之外，我們也利用媒體座談會見縫插針地搞「輸出」，做主動宣傳和澄清誤解的工作，我覺得，記者對情況瞭解得越充分，就越容易客觀報導，進而通達到社會公眾。
  我承認，不可能讓每件事、每個問題都能在記者會上畫上句號，但我們可以一起提出一個問號，或者點上一個逗號。在我的發佈會上沒找到答案，還可以在兩會期間各部委記者會上繼續尋找;有些即使一時沒有答案，但問題的提出本身就可能引發討論，推動更多資訊釋放。有些棘手的問題哪怕短時間難解決，但是通過兩會這個高度聚光的平臺，可讓相關部委更好地瞭解公眾的關切，有助於將來更好地解決。
  （傅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