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人的休假制度發生了多次變化。每一次變化，都有特殊的歷史背景，更有特殊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前提。
  近代中國社會，曾經假期很少，隨著改革開放，經濟飛躍，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人均收入不斷增長，假期慢慢增多。大小周出現了，緊接著是標準雙休日落實，接著是「黃金周」小長假到來，往後是傳統節日清明、端午、中秋節開始放假。中國人的假期數量越來越多，工作與福利制度越來越人性化，人們的節假日消費則成為刺激經濟繁榮的一大動力。
  法定節假日的誕生
  新中國成立之初，對法定節假日的規定，是政務院(新中國初期國家政務的最高執行機構)於1949年12月23日發佈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它分成甲、乙、丙、丁四項。
  甲項最重要，規定了「屬於全體者」的節日。新年放假1天，是在1月1日；春節放假3天，農曆正月初一至初三；勞動節放假1天，5月1日；國慶紀念日放假2天，10月1日、2日。
  乙項規定了「屬於部分人民之節日」，並這樣具體闡述放假形式：，「為了便於部分人民的群眾活動，得放假半天，或只其中一部分人放假，其他一部分人得推代表參加慶祝。」包括：3月8日婦女節限於婦女；5月4日青年節限於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6月1日兒童節;8月1日人民解放軍建軍紀念日限於軍隊及軍事機關。
  丙項是其他，規定兩條：凡屬少數民族習慣之假日，由各少數民族集居地區之地方人民政府，斟酌各該民族習慣，規定放假日期；其他各種紀念節日如二七紀念、五卅紀念、七七抗戰紀念、八一五抗戰勝利紀念、九一八紀念、護士節、教師節、記者節等，均不必放假。
  丁項說明了假日與星期日重疊的處理辦法：「凡屬於全體之假日，如適逢星期日，應在次日補假。凡屬於部分人民之假日，如適逢星期日，則不補假。」
  1951年8月13日，政務院發佈通告，將抗日戰爭勝利日從8月15日改定為9月3日。其餘節日，迄今未做改動。通告裏只是簡單說了修改理由：「查日本實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簽字於投降條約以後。」通告裏下一句是紀念形式指導：「每年九月三日，全國人民應對我國軍民經過偉大的八年抗日戰爭和蘇軍出兵解放東北的援助而取得對日勝利的光榮歷史舉行紀念。」
  當時，全國人民的主要休息日，還是依據每週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迴圈休假制度。兩種休假日體系結合，形成了全年法定休息日約為59天的基本格局。
  時值中蘇「蜜月期」，中國很多規定皆效仿「老大哥」蘇聯，包括一周工作六天。不過，蘇聯在1957年開始實行一周工作五天制度。
  在此之前，蘇聯經歷了失敗的一周工作制改革。1929年，蘇聯政府推行了「連續工作周」(nepreryvka)計畫，徹底廢除了傳統的七天工作制和固定週末。激進的新計畫，將工人一主要是工廠和辦公室工作者分成五組，每天工作七小時，連續工作四天，然後休息一天。這些休息日分散在一周的各個時段，這意味者在任何特定時間，80%的勞動力在工廠工作，剩下20%的勞動力則待在家中。設計者滿心希望，新制度一方面確保了工廠機器永不停歇地運轉，以加速工業化進程，另一方面減弱星期日的宗教作用。
  但當時，錯峰上下班擾亂了家庭和社會主活，人們因為夫妻、親戚、朋友難以相聚而苦不堪言，不滿情緒日積月累最終造成生產汝率降低。蘇聯在1931年底作出一點改動，最終在1940年恢復了每週七天、連續六天每天八小時的工作制，外加一天統一的休息日。
  中國的休假制度從1949年底制定後，一直維繫到1990年代中期。其間產生了「革命化春節」，從1967年到1979年取消春節休假。這段插曲，始於報紙上的來信，又終於來信。1967年1月25日的《解放日報》，以「革命造反派來信」形式發表了春節不回家的倡議，全國報紙群起效尤。
  1979年1月17日的《人民日報》有兩篇讀者來信，《為什麼春節不放假？》《讓農民過個「安定年」》。信中呼籲：「林區第一線的工人不休星期日，一年中僅有這麼幾天假日，應該讓他們好好地度過這個節日！」「農民一年到頭，春節是放假休息的時候。說實在的，春節不放假，搞疲勞戰術，群眾過不好年，心裏不痛快，幹活也幹不上勁！」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全社會很難順利享受到休息日的舒適。上班族好不容易星期天休息在家，一天時間被生活雜事填滿，比如打掃衛生、修修補補、採購生活必需品、看望老人等。社會上有句調侃語：「戰鬥的星期天，疲勞的星期一。」
  2010年代回溯往事時，一位「50後」北京市民道出年輕時休息日是怎樣過的：「五天工作制對於我們這些出生在1950年代的人來說，可謂是天方夜譚。那時候，我們提倡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了建設新中國，有幹不完的工作，經常加班加點似乎都是很正常的。單位的很多黨員連加班費都不要，習慣了一周工作六天的我們，根本沒有奢望過五天工作制。」
  至於勞動時間，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僅僅在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規定：「公私企業目前一般應實行八小時至十小時的工作制，特殊情況得斟酌辦理。」
  1952年8月4日，政務院通過的《關於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明確規定：「為保障職工健康，提高勞動生產率，並擴大就業面，應有計畫有步驟地堅決貫徹八小時至十小時工作制，一切較大的公私營工礦交通運輸企業均應盡可能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凡屬有原料，有銷路，技術條件許可者，可將現行的每日一班制或兩班制改為每日兩班制或三班制。大中城市和工礦區的國營商店、合作社也應盡可能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有害健康的工作，每日工作時間還應低於八小時。一切公私企業的加班加點，均應受嚴格的限制。」
  具體執行過程，也是十分靈活的。比如在1957年9月一份國務院批復給黑龍江省建築部門的檔中寫明，由於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不能完全解決，而某些重點工程又必須在嚴冬到來之前完成，征得工人同意後可以暫時改為每日工作9小時。
  法律上的細密嚴格規定長期缺位，中國形成了非常複雜的勞動時間規定。比如有的夏天可以提前一個小時下班，氣溫超過38攝氏度就集體放假；有的每月每人可以請三天帶薪病事假;有的一年減去七天的節假日後還有十幾天的帶薪休假;女職工的產假長短，各個單位也不一樣；而工人加班，也很正常……
  國家是時候考慮一周休息五天的可能性了。
  探索五天工作制
  五天工作制的設想，最初來自國家科委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在1986年初的一次會議上，他私下向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建議，做一個五天工作制的課題。這個研究中心是國家科委直屬的綜合性軟科學研究機構，經國務院批准，成立於1982年10月，後改名為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
  胡平長年在中宣部做國際宣傳工作。1978年，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已經重病在床，但他需要在全國科學大會的閉幕式上發表書面講話。這場會議處於路線鬥爭的關鍵時刻，鄧小平提岀「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等重要論斷。
  胡平替郭沫若起草了閉幕式講話稿《科學的春天》，因此名噪一時。
  胡平設想該中心的工作重心，作為國家級的戰略研究機構，一定要急國家之所急。他多年後回憶該機構對於「實行五天工作制」研究的重要性：「中心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政策，而研究政策的目的全在應用。它不僅需要研究回答中央正在考慮的問題，而且更需要超前思考和研究一些中央尚未考慮，但遲早會考慮的問題。所以當時中心的思想非常活躍，也很解放，敢於提出各種問題。我們提出了很多有前瞻性的命題，如:新技術革命與中國的對策；國家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等等。但是現在看來，對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有直接影響的，就是建議實行五天工作制。」
  從1979年在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工作開始，胡平每年參加聯合國組織的有關科技方面的國際會議，所以出差去過很多國家。他驚訝地發現，很多歐美國家乃至一些不是很發達的國家每週僅工作五天，聯合國每週僅工作四天半。也就是說，這些國家每週工時大都不會超過40個小時。他進一步統計，當時世界上已有100多個國家實行五天工作制，最貧窮的44個國家中也有近28個國家實行五天工作制。更令人愕然的是，與短工時相對應的是這些國家生產的高效率和低能耗，以及教育、旅遊等第三產業的大發展。
  胡平變困惑了：「為什麼別的國家每週工作五天還能發展，而我們工作六七天還不夠？生產效益那麼低，速度那麼慢？當時很多國內的研究把這些歸之為我們沒有競爭力、生產率低以及技術落後等等客觀原因，就是沒有涉及到人和管理的因素。」接下來，他開始思考一個時人不敢想的問題，假如中國也實行五天工作制，會有什麼樣的社會效益，有什麼樣的後果？
  胡平開始向中心的領導們提出這個問題，接著是找上宋健，胡平直言五天工作制可以縮短工時、提高效率、減少損耗。對方欣然同意，課題便在1986年5月啟動。改革必然遇到守舊勢力的阻礙，當時有許多人批評這一構想很荒誕，理由無非是「七天都幹不完，你還五天」。
  胡平實事求是地指出，當時企事業單位工作加班加點十分普遍，生產力水準不高，似乎只有靠延長勞動時間來彌補效率的不足。但工作時間並未有效利用，遲到早退，上班時間看報紙、織毛衣，溜出去買菜、接孩子都是家常便飯。
  胡平經常搬出改革開放第一位國企「洋廠長」——武漢柴油機廠的東德工程師威爾納•格裏希(Werner Gerich)的苦口婆心的批評。東德實行五天工作制，每週工作36小時，而中國每週工作48小時，表面上看多了12小時，可實際的勞動時間與東德工人幾乎一樣。
  課題組在全國上千個工業企業和商業企業進行抽樣調查，對其中抽樣到的299個大中型工業企業和223個商業企業的調查數據進行了統計分析。同時，課題組還對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幾個城市做典型調查和案例分析，開展了關於縮短工時的社會意向調查。課題組最終得出三大結論：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工時較長的國家之一，我國具有縮短工時和實行五天工作制的現實條件，推行五天工作制可能遇到的問題及其對策。
  全球在二戰後相繼縮短工時，到1970年代普遍實五天工作制與年帶薪休假制。美國和英國已將每人年平均工時減少到1850小時，法國是1650小時，中國為2448小時。根據世界勞工組織的統計，中國是僅有的4個沒有實行年帶薪休假制的國家之一。
  停工才是造成中國工時利用率過低的主因。大量的請假缺勤是在停工時發生的，三線職工結構性冗員所造成的非生產性工時過多也與停工過多有關。大量停工背後，是能源、原材料供應不足和生產任務不足。
  「這從一定意義上說，是由於技術進步，減少了對人工勞動需要的結果，但在更大程度上則是產品、產業的結構性矛盾的表現，以及未能充分預料的鄉鎮企業高速發展所造成的結果。」胡平指出中國的變化符合普世經驗，「縮短工時是現實條件下提高效率、促進企業管理水準提高的有效出路之一。同時，縮短工時和提高工時利用率，反過來必然會促使企業對技術進步的要求進一步提高。」
  胡平團隊不是孤獨的。在生機勃勃、一切皆有可能的改革年代，許多企業相繼嘗試五天工作制。課題組對北京密雲機床研究所、阿城繼電器廠等十幾家已經實施五天工作制的企業進行典型調查和案例分析，發現效果很好。具體表現：企業內部均進行了相應的調整；一、二、三線職工的比例趨向合理；職工的生產勞動積極性均有很大幅度的提高；產值、利稅等經濟指標在縮短工時後提升的幅度較大。
  這是最有力的證據，證明縮短工時只會促進國民經濟增長和政府財政收入增加，這正是決策層最看重的。
  課題組在社會意向調查中發現，縮短工時與五天工作制順應時代民心。在「增加一天工資」和「不增加工資，但增加一天休息」兩者的選擇中，80%以上的人選擇了後者。不過，調查對象基本不包括農民。在1980年代中後期的中國，城鎮居民基本都是在國企與政府部門中工作。不過，社隊企業自1984年改名為鄉鎮企業後開始迅猛發展，尤其在東部沿海地區。到了1987年，鄉鎮企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產值。
  報告中寫明，五天工作制是2000年的目標，在此期間根據國家經濟的現實狀況逐步實施。報告還指出第三產業有廣闊發展天地：從調查數據的分析結果來看，縮短工時後對勞動力的需求將主要出現在第三產業，這對就業的需求結構會產生合理推動作用，使產業結構向合理化、現代化轉變。
  雙休日制度落地
  胡平課題組的總體報告《關於在我國逐步實行五天工作制的政策建議》完成，基本結論是：目前我國已具備逐步推行五天工作制的條件，實施五天工作制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是有利的。
  宋健表揚：「你們這個方向是對的，五天工作制是大勢所趨。世界各國都會逐步走向縮短工時，也不一定就是一週五天，也可能更短。」科委領導提出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有關服務行業如學校、醫院、商場如何實行，要求解決那些容易引起人們懷疑的問題、一些對策上的漏洞。最終，正式報告《關於縮短工時，實行五天工作制的研究報告》形成。
  宋健向胡平團隊傳遞了國務院的意見，領導很重視這個報告，這個建議提得很好，你們就好比燒開了一壺水，這壺水早晚是要喝的，但究竟什麼時候用來沏茶得等合適時機。胡平估計一兩年內會落實，但1980年代末的國內外形勢變動讓這項改革擱置了幾年。1988年2月，胡平決定在研究中心實行五天工作制，有上級領導持反對意見，所以改成小範圍悄悄實行。
  鄧小平在1992年1月與2月到南方視察，重申與改革開放相關的鄧氏理論，期許廣東能按其「生產力為基礎的發展觀」發展經濟且在20年內追上「亞洲四小龍」。上半年，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監察局職業衛生監察處接到任務，啟動一項調查研究，對縮短工時的可行性和實施方案拿出具體意見，供局、部領導審議，再報國務院決策。陳百年時任該處副處長，承認國家科委的研究報告對他們前期開展工作大有幫助，只是已過了幾年，許多工作都要重新進行。
  勞動部認為，一下子從每週48小時減到40小時，步子邁得太大，明確要求按照44小時的方案推進。對需要連續化生產的一些特殊行業而言，半天的工時難以安排人手。最終，1993年前後，科委研究中心、人事部、勞動部等部門，向國務院提交了有關實行隔週五天工作制的報告。胡平已經在1990年底卸任研究中心主任一職，改由清華大學電機系出身的孔德湧擔任。
  研究成果一步步落地了。《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在1994年3月1日實行，成為中國勞動時間制度的重要里程碑。它新規定了「每日工作8小時、平均每週工作44小時」與「隔週五天工作制」。關於後者，一週六天工作，隔週五天工作，周日單休的星期俗稱「小禮拜」，週末雙休的星期俗稱「大禮拜」。
  新規出臺的理由是：「為了合理安排職工的工作和休息時間，維護職工的休息權利，調動職工的積極性，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勞動部跟蹤調查新規定的執行情況，發現機關、事業單位落實得最好，最苦最累的一線生產崗位落實最差。
  時值國企改革推進，下崗工人增多，勞動部在1994年底開始考慮把每週44小時工時壓縮到40小時。「部領導的指示，是根據國務院領導的意思做出的，即如果將每週44小時工時進一步縮短到40小時，可以增加就業崗位，緩解部分工用崗的問題。」
  1995年3月25日，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國務院第174號令，發佈《國務院關於修改〈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的決定》。它自1995年5月1日起落實，實行五天工作制，即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星期工作40小時，週六周日雙休。從此，一年共有256個工作日。
  勞動部、人事部在3月25日聯合舉行新聞發佈會，指出實行五天工作制是廣大職工的迫切願望，有利於進一步改善職工工作條件，增進職工健康，而且對緩解就業壓力、活躍市場、發展旅遊、節約能源、減少行政事業經費開支等都會起到積極作用。兩部門還指出，今後增加了休息時間，廣大職工對工作之餘的學習、娛樂、保健等需求也相應增加，因此希望有關單位抓住機遇，擴大服務，提高經濟和社會效益。
  孔德湧在1994年改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科技參贊，此刻在紐約得知國內落實雙休日的喜訊。他感慨：「當年燒開的一壺水，如今終於可以拿出來沏茶了！」
  十多年過去，胡平回憶探索五天工作制歷程時，對於第三產業崛起最感到欣慰：「五天工作制實行後，我國的第三產業也有了很大發展，人們可以充分利用週末的兩天放鬆、『充電』，旅遊業也蓬勃地發展起來。」
  現在的人回看這段歷史，想當然地認為多一天休假是好事，休息時間多多益善。但當時許多人感到困惑，陷入為難，各行各業不乏有人指出五天工作制弊多利少。不少人看待中小學教育時認為，新改革讓每學期減少72課時，影響了教學品質，進而削弱了基礎教育。大學行政管理者擔憂，學生對雙休日活動沒有計畫，處於盲從和隨大流狀態，而校外的舞廳與錄影廳已經瞄準了商機。醫院管理者擔心，會有醫生護士覺得在家無所事事從而去尋找行醫小窩點。
  諸多新聞媒體呼籲雙體日去圖書館，頓時讓圖書館從業者感到壓力變大。江蘇泰州市圖書館統計1994年10月、1995年10月的讀者辦證情況，學生占比從51%變成46%，上班族從32%變成43%，以及五天工作制後的1995年同期日均人流量比1994年提高29%。
  有輿論歡喜地指出，困難企業職工如果願意犧牲休息時間做點小生意，恰是迎來「堤內損失堤外補」的機會。這是下崗潮裏的一個縮影。
  「黃金周」來了
  時代在發展，僅有雙休日改革是不夠的。1998年12月7日到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回顧了1998年的經濟工作，分析了當前經濟形勢，提出了1999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重點工作和需要把握的重大問題。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旅遊業、房地產業、資訊產業被列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這意味著，旅遊業作為經濟產業定位得到完全認可，這才真正實現了旅遊業從外交事業到經濟產業定位的轉變。正是在1998年，中國的旅遊業規模達到2391億元人民幣，旅遊成為老百姓的第二大支出，甚至高於汽車行業。要讓旅遊業得到進一步發展，必須讓國民有更多休假的日子。再加上一個因素，1998年受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國內面臨經濟不景氣、內需低迷的困境。
  1999年春節，朱鎔基總理到湖北洪災區視察並慰問災民。1998年夏季，長江、松花江、嫩江等主要江河的干支流發生特大洪水，受災人口超過2億人，湖北嘉魚縣牌洲灣鎮的長江大堤決堤尤其慘烈。朱鎔基隨行團隊裏，有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副主任張國寶，他日後做到國家能源局局長。第一頓年夜飯是湖北省委省政府安排的，朱鎔基要會見一大群代表，第二頓年夜飯是朱鎔基團隊的家庭式聚餐，氣氛就輕鬆隨意多了。大家聊到漲工資話題，張國寶趁機提議該增加節假日了，而不是漲工資。
  張國寶具體說明，經濟發展到現階段，已不需耍像建國初期那樣靠動員大家加班加點工作來提高生產，相反有不少行業出現開工不足、人浮於事。與其這樣，莫如增加大家的假期，有更多時間休息、學習，還可起到調整經濟結構的作用，增加消費、旅遊、服務業等第三產業比重。從現實情況看，不會因為增加了假日而影響勞動生產率，影響產品品質。在座的人，都表示贊同。
  回到北京，朱鎔基就把可否增加節假日之事交給國務院秘書長王忠禹研究，王忠禹則交給國務院副秘書長尤權具體經辦。尤權找上張國寶，請他將提議進一步具體化，以書面形式正式提交國務院，最好以國家計委的名義正式提出。
  尤權讓張國寶附帶研究一下世界各國的節假日情況。張國寶妻子的弟弟在中國技術進出口公司，該公司在世界主要國家都有辦事機構。張國寶認為，這條管道比外交部更簡單快捷。答案很快就來了，中國遠遠沒法跟發達國家比，在發展中國家中都算低的，跟朝鮮、越南大致一樣。
  張國寶帶領政策研究室起草了向國務院的彙報稿，尤權召集相關的13個部委開會聽取計委彙報並徵求意見。方案是，五一國際勞動節假日從一天增加到三天，國慶假日從兩天增加到三天，等於全年增加三天，但可以將前後兩個週末合併使用，形成春節、五一、國慶三個七天長假。
  只有經貿委表示反對。理由有兩條：如鋼鐵廠與化工廠是必須連續生產的，加班給雙倍工資會增加勞動成本;要防止官員用節假日到下麵去玩。這兩條理由都比較弱。最終推算出來，鋼鐵行業只增加不到2000萬元加班費。
  教育部提到，增加三天假期不會影響學生學習，學生節假日在校外更有利於增長知識，以及增加跟父母相處的時間。公安部拿統計數據說事，節假日犯罪率低於平時工作日。民政部與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提到，能否考慮傳統節日清明、中秋也放假。
  張國寶回憶，這個方案的好處是沒有增加節假日的名目，但有人表示五一和十一之間間隔很長卻沒有一個節假日，不過實在找不到可以全民放假的假日。
  在研究商討中，時間很快進入1999年8月底，朱鎔基希望在新中國成立五十周年大慶時能落實長假。方案經國務院批准，接下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致通過。9月18日，國務院頒佈了《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讓國民每年的法定休息日達到了114天。
  值得歡樂呐喊的時刻，張國寶卻提心吊膽：「作為『始作俑者』我也有一絲擔心，長假期間千萬別出事故，一旦發生重大事故，長假期的做法一定會受到指責。」他最終松了一口氣，第一個長假十分祥和順暢。更開心的是，國辦監測到交通運輸、消費零售服務業的增長情況，總之各方面情況都證明了假日成功刺激消費。因連休帶來巨大的假日經濟效益，被稱為「黃金周」。
  對比往後的旅遊業火爆狀況來看，1999年的十一長假，旅遊市場效果不算驚人。從10月1日到7日，國內旅遊人次1000萬，旅遊花費141億元。2000年五一，旅遊市場才出現井噴式火爆現象，國內旅遊人次4600萬，旅遊花費181億元。
  張國寶2013年寫文章披露國家放長假決策始末時感慨：「放長假已實施了14年，廣大人民群眾從中享受了經濟發展的成果。儘管有這樣那樣的不同意見，但假日經濟拉動了消費是不爭的事實，符合我們當前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
  隨著時代不斷進步，社會上要求重視中國傳統節日的呼聲越來越高。2007年，國務院第二次修訂《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將春節假期由正月初一、初二、初三調整為除夕、正月初一、初二；清明節、端午節和中秋節新增為法定節假日；勞動節假期改為1天。因為有些年裏國慶日與中秋節疊合，兩節連假隨之長達8天，誕生「超級黃金周」。
  2013年，國務院第三次修訂《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將春節假期恢復為正月初一、初二、初三。2024年，國務院第四次修訂《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將春節假期增加一天，變為農曆除夕、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將勞動節假期變為5月1日、2日共2天。
  （陳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