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發起聯合空襲，以隱身戰機、巡航導彈精准打擊伊朗德黑蘭等地的軍政中樞、核設施等目標，致伊朗防空、導彈陣地大幅損毀，哈梅內伊等核心高層遇襲。
  3月1日，伊朗方面確認，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在位時間最長的領導人，統治伊朗長達37年、曾躲過了無數次暗殺的伊朗最高領袖阿裏·哈梅內伊，在美國與以色列的空襲行動中身亡。哈梅內伊及其高級助手，包括伊朗國防委員會秘書阿裏·沙姆哈尼和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爾，均在空襲中喪生
  全國性反政府示威勉強平息還沒多久，核心軍政高層又集體身亡，這是1979年建立至今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最嚴重的動盪。事到如今，對內有待迅速恢復政治秩序，對外急需應對軍事打擊。伊朗接下來的每一步，都會深刻影響本國、地區乃至世界政治的走向。
  接班人之爭
  當前伊朗的首要問題，是確立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接班人。
  在哈梅內伊死亡後，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阿裏·拉裏賈尼宣佈，該國將成立一個由三人組成的過渡時期領導委員會，暫行領袖職權，直至選出下一任最高領袖為止。該委員會成員包括總統馬蘇德·佩澤希齊揚、司法總監古拉姆侯賽因·穆赫塞尼·埃傑伊，以及一位來自憲法監護委員會的法學家。上述臨時領導機制已於2026年3月1日啟動。
  在這一具有明顯過渡性質的權力安排中，出現了程式權力與實際權力分離的局面。
  根據伊朗憲法第111條，最高領袖去世或喪失能力後，由總統、司法總監和憲法監護委員會的一名法學家組成臨時委員會暫時代行領袖職權。
  手握實權的恰恰是拉裏賈尼。在哈梅內伊死亡之時，拉裏賈尼的身份是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雖然這個職位被廣泛認定為「權力僅次於最高領袖，權威高於總統」，但它不是一個憲法規定的臨時領袖繼承職位。因此，拉裏賈尼無法「合法地」出現在這個法定的三人名單裏。
  拉裏賈尼的權力並非源於憲法程式的法理權威，而是來自哈梅內伊生前的個人授權。
  有媒體此前報導，在2026年年初全國動盪最激烈之際，伊朗前總統魯哈尼與前外長穆罕默德·紮裏夫曾試圖架空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但未能成功。挫敗這一企圖的正是拉裏賈尼，他借此贏得了哈梅內伊的絕對信任，逐步掌握了廣泛的行政與安全權力，被視為國家實際的管理者。
  2026年1月初，伊朗面臨新一波全國抗議浪潮及美國揚言可能介入時，哈梅內伊進一步倚重拉裏賈尼，委以其主持政、經、軍要務之權。自此，拉裏賈尼實際上已淩駕於總統佩澤希齊揚之上，全面主導國政。
  此外，有媒體引述多名伊朗高層與革命衛隊成員的話稱，哈梅內伊生前曾指示拉裏賈尼及少數政、軍核心班底制定詳細計畫，確保國家能夠在美、以轟炸乃至其本人遇刺後繼續運轉。這表明，拉裏賈尼不僅是哈梅內伊生前最信賴的實權人物，更是其身後國家延續運作的預設核心。
  由總統、司法總監和憲法監護委員會法學家組成的臨時三人小組，是擺在臺面上的、符合憲法的「看守政府」，其職能僅限於維持國家日常運轉的合法性。而真正協調伊朗所有核心事務——包括制定對美以的報復策略、處理核談判問題以及協調革命衛隊行動的最終決策者，很可能是此前已獲哈梅內伊授權的拉裏賈尼。
  至於未來最高領袖的繼任安排，根據伊朗憲法，在最高領袖去世後，其繼任者由專家會議選舉產生，該機構由88名什葉派高級神職人員組成，他們需儘快選出繼任者。
  當前，伊朗正遭受美國和以色列的攻擊，安全形勢混亂，專家會議成員可能難以迅速集結，其召集能力及決策效率將面臨嚴峻挑戰。值得注意的是，哈梅內伊生前從未公開指定單一繼承人，僅將繼任資格訴諸「符合真理、國家需要和真主意志」這一高度抽象的原則。這種模糊表述使繼任安排始終懸而未決，為各方勢力的角逐埋下了伏筆。
  在眾多潛在候選人中，哈梅內伊次子穆傑塔巴·哈梅內伊長期被視為最熱門的人選。
  穆傑塔巴雖無正式高級神職頭銜，也未曾擔任公開的政府職務，但他在幕後與伊斯蘭革命衛隊關係密切，是伊朗民兵組織「巴斯基」的實際掌控者，深度參與政策決策與安全事務。曾有西方媒體指出，穆傑塔巴·哈梅內伊被其父親、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指定為接班人，並在哈梅內伊制定的「B計畫」撤離方案中扮演核心角色。
  哈梅內伊次子繼任的最大障礙在於，他本人的「血緣繼承人」形象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賴以維繫的意識形態存在根本性衝突。根據什葉派第十二伊瑪目派的教義，在伊瑪目（救世主）隱遁期間，人間宗教的權威領袖理應屬於那些在法學造詣和道德操守上達到最高境界的教法學家，這種權威是基於個人學識的修習與公眾的效仿，而非血緣傳承。任何「父傳子」的世襲企圖都會從根本上觸犯這一原則。
  在什葉派以神學資格論為核心的政治話語體系中，指定接班人這種做法，本身就難以獲得宗教法理上的正當性。在什葉派的政治想像中，合法的統治應當服務於隱遁伊瑪目的意志，任何向家族壟斷滑落的傾向，都會被解讀為復辟巴列維王朝的君主制邏輯。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原罪，足以同時激怒改革派、疏遠溫和民眾，甚至動搖體制內那些堅信宗教學理純潔性的強硬派神職人員的支持。
  至於其他潛在競爭者，則各有優劣。
  已故伊朗領袖霍梅尼之孫哈桑·霍梅尼雖擁有顯赫的象徵性血統，但其因溫和派立場而長期被排除在核心權力圈之外。2016年，他曾被禁止參選專家會議，其在保守派主導的體制內根基薄弱。
  前司法總監薩德格·拉裏賈尼出身於顯赫的宗教世家，在神職階層和國家機構中積累了深厚資歷，屬於傳統保守派代表人物。
  現任司法總監埃傑伊則被視為可能促成各方妥協的「共識候選人」，因其體制忠誠度和宗教權威背景，能在專家會議內部爭取部分支持。
  此外，1989年憲法修訂已取消了最高領袖必須是大阿亞圖拉的硬性要求。這也為如今不具備最高宗教級別的強權人物（如穆傑塔巴或具有革命衛隊背景的候選人）上位掃除了教義障礙。
  在現實政治層面，伊斯蘭革命衛隊已成為決定繼承結果的關鍵力量。經過數十年的發展，革命衛隊已從單純的軍事組織，演變為掌控巨大經濟脈絡、情報網絡和戰略決策的「國中之國」。這次美以襲擊導致包括革命衛隊總司令在內的多名要員喪生，這反而可能促使該機構更深地介入政治進程。任何未來的最高領袖若要實現有效執政，必然離不開革命衛隊的首肯與支持。
  甚至有消息稱，革命衛隊剩餘領導層可能在局勢明朗前尋求內部協調，以便在混亂中確保體制的延續性。儘管名義上由神職人員主導選舉，但革命衛隊的實質性支持或默許，已成為權力平穩交接的隱形前提。
  是打，還是跪？
  無論誰接班，在當前的美伊對峙格局下，伊朗的決策層都要做一個選擇：是打，還是跪。對伊朗而言，不管是打，還是跪，每個選擇都是賭命。
  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的安全始終圍繞兩個核心支柱展開。
  第一是戰略威懾能力的構建。核計劃未必只是武器問題，更是談判籌碼與保險。在兩伊戰爭時期，伊朗遭受伊拉克的化學武器打擊，聯合國的譴責姍姍來遲，國際社會也未能主持正義，這讓德黑蘭形成了一個深層共識：外部安全不能依賴國際體系，只能依賴自身的威懾能力。
  核武器可以沒有，但核能力必須保留，這與政權存立深度綁定，因此意味著「不可被推翻」。如果在美國壓力下徹底拆除關鍵設施，放棄高濃縮鈾的能力，不僅削弱技術積累，也會向內部精英發出一個信號：最高領導層在核心安全議題上可以退讓。對於一個以革命合法性為基礎的體制而言，這種信號的破壞性遠大於技術層面的損失。
  第二是地區代理網路的存在。伊朗政權對胡塞武裝、真主党、哈馬斯等力量的支持不僅是意識形態輸出，還是伊朗戰略縱深的替代。伊朗本土地緣環境相對封閉，傳統常規軍力又難以與以色列或美國直接對抗，因此通過多層次代理網路，實現前沿防禦和非對稱威懾，使地區性代理網路成為其安全架構的一部分。一旦主動放棄這些外延支點，伊朗不僅在地區博弈中失去議價空間，還可能被迫在本土直接承受安全壓力。
  更重要的是，革命敘事本身已經完全制度化。反對以色列、抗衡美國並非單純的外交立場抑或實現伊斯蘭革命目標的手段，而是憲政結構與權力組織的合法性來源。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地位、資源分配格局、意識形態動員體系，都建立在「持續對抗」的框架之上。
  如果核心對抗的議題被削弱，受益於對抗結構的既得利益集團將首先感到威脅。因此，「妥協」不僅挑戰政權的核心政治正確，更意味著對內部權力生態的重組風險。為確保自身生存，革命衛隊等強力部門及相關利益集團，在外部壓力下會被迫團結一致，為捍衛政權及其共同利益而戰。
  從伊朗內部的政治格局來看，強硬派已完全主導權力格局，對美妥協的空間近乎零。在面臨外部的生存威脅時，權力體系更傾向於選擇能夠維持安全控制的強硬人物，而非推動對外緩和的改革者。
  這意味著，任何試圖對美妥協的領導人不僅無法獲得革命衛隊的支持，反而可能在未來競爭最高領袖的政治鬥爭中被迅速邊緣化。更重要的是，在當前形勢下，對美強硬恰恰是獲取國內保守派支持、鞏固執政合法性的政治資本。
  總之，從伊朗的國內權力邏輯來看，短期內其不可能出現實質性的對美妥協，甚至可能輪番進行對美強硬的「政治表演」。這種表演並非簡單的宣傳口號，而是權力體系內部各派系競相展示自身革命純潔性、爭奪政治合法性的必然產物。即便被視為伊朗高層中少見的改革派人物，曾經反對鎮壓抗議的總統佩澤希齊揚，在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襲身亡後，也必須在第一時間發表聲明，對領袖遇害表示沉痛哀悼，並強硬強調伊朗將追究相關責任。
  這一幕極具象征意義。在伊朗的政治生態中，無論個人立場如何，對美強硬已成為一種不容挑戰的政治正確。改革派若想維持基本生存空間，就必須在這一底線上與強硬派保持一致，甚至需要通過更激烈的言辭，來彌補自身「不夠革命」的先天不足。
  然而，拒絕妥協同樣蘊含著高風險。面對美國長期的極限制裁、金融封鎖、對能源出口的精准打擊，以及常態化的軍事威懾，伊朗若持續以強硬姿態回應，恐將進一步激化危機，加劇其政權的生存風險。
  在經濟層面，伊朗長期承壓的民生體系已經滑向深淵：貨幣貶值屢創新低、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已非短期的週期性現象，而是結構性困境。若外部壓力持續收緊，與內部困境積累的不滿情緒相疊加，本已深重的社會矛盾又會再受衝擊。
  然而，美國國內的政治壓力卻為伊朗提供了某種底氣。
  特朗普政府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後，在華盛頓引發了跨越黨派界限的批評浪潮。在程式層面，民主黨人強烈質疑行動的合法性，認為總統在未獲得國會授權的情況下動武，違反了憲法關於戰爭權力的分立原則，並可能推動《戰爭權力決議》來強行終止軍事介入。
  對特朗普而言，最大的風險則來自其「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基本盤的反對：一些曾經堅定支持特朗普的MAGA運動的知名人物，如右翼主播塔克·卡爾森和前眾議員瑪喬麗·泰勒·格林公開譴責這次襲擊是對選民信任的「背叛」。他們認為，特朗普違背了不對外發動戰爭的核心競選承諾。
  這些來自美國政治光譜不同角落的反對聲音，會加強伊朗領導層對特朗普政府急於結束戰爭心理的判斷。特朗普本人「可以打持久戰，掌握整個伊朗，兩三天後可以停止攻擊」的表態，本身就透露出其避免深陷泥潭的矛盾心態。副總統萬斯更是直接駁斥了關於美國將陷入「持續多年、看不到盡頭的中東戰爭」的猜測，明確稱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這給了德黑蘭當局一顆定心丸，即美國承受不起長期戰爭的國內政治代價。
  就當下而言，在伊朗複雜的派系政治生態中，對美妥協所帶來的風險與收益高度不對等：妥協的潛在收益由整個國家共用；而妥協的政治代價——失去強硬派支持、被貼上「軟弱」「出賣革命」的標籤、在權力鬥爭中遭到清算——卻會由決策者個人獨自承擔，這使得任何理性個體都不敢邁出妥協的第一步。
  然而，德黑蘭並非對拒絕妥協的高風險視而不見：持續強硬同樣可能招致經濟窒息、社會動盪乃至軍事打擊，若不慎誤判，也可能亡得更快。
  面對這一兩難困境，伊朗決策層很可能選擇賭美國打不起，也打不長。伊朗賭的就是：只要熬過第一波衝擊，華盛頓便無力支撐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
  扭曲的伊斯蘭革命
  在1979年那場顛覆巴列維王朝、建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革命中，主力並非來自單一階級，而是一個由傳統精英、現代知識份子、底層民眾和左翼力量組成的「反巴列維聯盟」。
  其中，什葉派教士與巴紮商人因國王的世俗化改革而被剝奪了傳統特權與經濟地位，成為革命的組織核心。現代知識份子深受1953年政變陰影及「紅色什葉派」思想影響，渴望終結獨裁、實現民族獨立。湧入城市的底層貧困移民則因居住權被剝奪和生活困頓，被霍梅尼「支持被壓迫者」的號召所動員。
  將這些訴求各異的群體凝聚在一起的，是霍梅尼提出的「教法學家治國」理論。該理論主張在伊瑪目隱遁期間，唯有精通伊斯蘭教法的法學家才擁有治理國家的合法性，並以此構建起一個反對西方資本主義，以「拯救全世界被壓迫者」為道德旗幟的激進神權意識形態。這種既能提供神權合法性、又能滿足各階層反叛情緒的革命敘事，最終推動了1979年政教合一政權的建立。
  霍梅尼去世後，伊朗最高領袖職位由哈梅內伊繼任。為了讓當時教階還是霍賈特伊斯蘭的哈梅內伊成功繼任，伊朗當局甚至不得不修訂憲法，因此他很難通過宗教權威來行使權力。
  為了彌補這一先天性缺陷，哈梅內伊在繼任最高領袖後不得不依賴一套精密的權力操縱術，通過人際網路的忠誠來建立自身的權威，並弱化對手。
  正是在哈梅內伊時代，伊朗政權的運作邏輯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嬗變：從以宗教權威為核心的「教法學家治國」，逐漸轉向以強制機器和利益網路為支柱的「軍工—安全複合體」統治。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伊朗的政權結構逐漸出現重心轉移。哈梅內伊通過人事佈局，將親信安插於關鍵的政治崗位，並強化對司法系統、媒體機構與安全部門的控制。議會中保守派力量的上升，以及與其關係密切的政治人物在關鍵位置的穩固，使最高領袖的制度性權威得以增強。
  與此同時，軍工與安全體系的重要性不斷上升，尤其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在政治與經濟領域的擴張，使其成為國家權力結構中的核心支柱。革命衛隊高級將領由最高領袖直接任命，其組織忠誠與最高領袖權威之間形成高度綁定關係。
  此後，軍工—安全複合體在國家資源配置、對外政策取向和內部治理中的影響顯著增強。外部制裁環境與地區衝突進一步強化了這一結構，使國家安全的政治導向在國家運行中居於優先位置。
  然而，伊朗政權運作邏輯的變化，也導致了其政治權威與政治權力發生實質性分離。正如政治理論家阿倫特所分析的那樣，政權仍掌控強制工具與分配資源的權力，卻日益失去基於宗教認同與公共同意的感召力。隨著權威的流失，政權的核心支持群體急劇收窄，從過去擁有廣泛社會共識基礎的革命聯盟，退守至僅由革命衛隊、特權商團及庇護網路構成的利益共同體。
  當統治的維繫愈發依賴強力控制與小圈子的利益分配，而非認同與共識，伊朗政權便逐漸褪去其革命理想的外衣，成為一個以維護既得利益為根本邏輯的共同體。這不僅導致民眾，甚至其支持群體也不斷喪失對伊朗政權的認同感，還導致國家徹底被既得利益群體綁架，任何旨在變革、影響既得利益的政策都寸步難行。
  當經濟持續下滑、制裁壓力加劇時，這一捍衛者共同體內部也開始出現裂痕。
  1979年伊斯蘭革命期間，巴紮商人是推翻巴列維王朝的關鍵力量，對巴列維統治不滿的巴紮商人成為霍梅尼最有力的盟友。作為傳統商業階層的代表，他們與什葉派教士結成政治同盟，共同反對國王的現代化政策對傳統商業模式的衝擊。
  在當時，巴紮不僅是經濟活動的中心，更是宗教網路與政治動員的樞紐。巴紮商人不僅為霍梅尼領導的革命運動提供了關鍵的資金來源，還利用其遍佈全國的商業和家族網路傳播霍梅尼的言論和革命指令，並頻繁通過罷市來配合教士號召的示威抗議，癱瘓城市經濟。革命勝利後，巴紮商人自然成為新政權的社會支柱，霍梅尼本人也多次強調巴紮與教士階層的天然聯盟關係。
  然而，過去二十年間，這一聯盟關係逐漸瓦解。其核心原因在於伊朗政治經濟權力的結構性轉移，即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崛起，及其作為國家官僚資本對經濟領域的全面滲透。
  兩伊戰爭期間，霍梅尼賦予革命衛隊自行籌餉、參與工程建設的權利，戰後進而允許革命衛隊參與重建，為其經濟擴張打開缺口。在哈梅內伊執政時期，革命衛隊的經濟版圖呈指數級擴張，從石油、交通、通信到建築業，幾乎控制了所有關鍵領域。
  與此同時，大型宗教基金會「邦亞德」也在政權的庇護下不斷膨脹。由此，與革命衛隊緊密相關的新權貴階層持續獲益，而傳統巴紮商人則在高通脹與高擠壓中日益邊緣化。在西方制裁的背景下，革命衛隊憑藉其政治特權和強制力量，控制了稀缺的進口許可、外匯配額和灰色市場通道。
  普通巴紮商人則被完全排除在這一網路之外，在匯率暴跌、通貨膨脹、市場蕭條的夾縫中艱難求生。正如德黑蘭大巴紮一位商人所言：「我們無法進口商品，因為只有衛隊或與他們有關聯的人控制著經濟。」另一位62歲的地毯商人也感歎：「政府想解決問題，但在這個體制中缺乏手段和權力——經濟並不掌握在政府手中。」
  2005年，巴紮商人曾支持艾哈邁迪-內賈德當選總統，期待他的民粹主義政策能夠改善處境。然而，內賈德政府的經濟與外交政策最終仍進一步削弱了巴紮的經濟影響力。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最終將巴紮商人徹底推向了體制的對立面。
  與此同時，伊朗快速的城市化進程重塑了消費版圖。隨著新興商業綜合體的興起，以及線上購物平臺的普及，城市居民的消費場景日趨多元化，交易空間從傳統街區向現代商場與數字平臺轉移。在此背景下，過去長期以巴紮為核心的交易網路，在日常消費層面日趨式微。
  真正將巴紮商人推向絕境的是經濟基本面的全面崩塌。自2018年美國重新實施制裁以來，伊朗裏亞爾對美元貶值超過90%。2025年12月，匯率更是跌至歷史新低，當月通脹率飆升至42.2%，市場秩序陷入混亂，普通家庭的預算被撕扯得支離破碎。
  與此同時，在持續制裁與經濟管制的雙重擠壓下，伊朗私營經濟的空間急劇萎縮，難以吸納快速城市化進程中湧入城鎮的勞動力大軍，青年失業率持續攀升。據伊朗經濟學家馬蘇德·尼利的分析，伊朗目前有近1200萬年輕人既無工作，也未接受教育，勞動力市場自2009年以來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工作年齡人口增加了440萬，但經濟僅創造了約20萬個就業崗位，同時約有70萬人失去工作。
  就業機會的稀缺和社會保障的薄弱，使大量民眾滑向生存的邊緣。2022年，即有約半數伊朗人每日的熱量攝入不足2100卡路里的基本標準。這一殘酷的數據揭示的不僅是生活水準的倒退，更是伊朗社會生存線的斷裂與經濟的徹底崩潰。
  最終，在2025年年末的抗議浪潮中，德黑蘭大巴紮成為示威的起點。巴紮商人們因難以忍受長期惡性通脹而集體罷市，與同樣對現政權強烈不滿的大量市民匯成洪流，他們焚燒哈梅內伊畫像、高喊「獨裁者去死」。這一幕無疑極具象征意義：曾助力教士階層上臺的群體，如今正在呼喚體制的終結。
  曾經作為政權鐵杆基本盤的保守派男性、巴紮商人乃至下層神職人員，突然發現自己同樣成為經濟犧牲品。他們依然在意識形態上忠於體制，卻在哈梅內伊時代的利益分配中，被革命衛隊與官僚資本邊緣化，既無法分享日益萎縮的利益，又無力撼動牢牢把持資源的革命衛隊與新貴階層。
  更嚴重的是，伊朗政權雖然意識到基本盤在流失，卻因自身已被利益集團深度綁架而束手無策。任何試圖調整分配結構、觸動既得利益的改革，都會直接威脅到捍衛者共同體的內部團結，進而動搖政權賴以生存的基礎。
  正如康涅狄格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阿米爾·侯賽因·馬赫達維所言，此刻的伊朗政府在應對危機時選擇餘地極小，其既無法通過經濟改革重新啟動增長，又無力通過政治開放吸納新的支持力量，只能在基本盤的沉默疏離與特權階層的寸步不讓之間左右徘徊，艱難地維持著一種脆弱的、日益空洞的穩定。誰都知道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但誰都沒有別的辦法。
  儘管如此，從目前的情勢看，即便美國對伊朗的打擊極其猛烈，伊朗政權岌岌可危，但統治集團內部尚未出現公開分裂。根源在於，伊朗政權作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神權政體，其權力基礎深嵌於一整套制度化的政治結構之中，深度依附於該體制的受益群體規模龐大，這使得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高度捆綁，難以出現公開的分裂。
  伊朗政權的穩固不依賴單一領袖的個人魅力，而是植根於一個與政權深度綁定、利益共生的核心利益集團。這個核心利益集團以革命衛隊為絕對核心，緊密聯結教士階層、准國有經濟集團，以及海量受益於現有體制補貼和福利體系的社會群體，形成了一張覆蓋經濟、軍事、宗教、社會的利益大網。最高領袖的權力基礎在於對這一「贏者聯盟」的資源分配能力，而非廣泛的群眾動員。
  對這個利益集團中的每一個成員而言，政權的存續與自身的核心利益完全捆綁：教士階層的宗教特權、革命衛隊的經濟壟斷地位、准國有集團的經營優勢，以及普通受益群體的福利保障，全都建立在現有政權存在的基礎上。因此，他們從根本上無法接受政權倒臺，否則，對他們而言將意味著現有利益格局徹底洗牌。這是他們無法想像的代價，也會讓他們成為政權最堅定的捍衛者。
  他們也清楚地知道，一旦政權倒臺，美國主導的新秩序絕不會保留他們現有的特權和利益，等待他們的只會是利益的全面喪失和地位的徹底崩塌。因此，美國難以在伊朗重新複刻「委內瑞拉模式」，未來被拖入短期甚至長期戰爭的風險正大大上升。
  （魏博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