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5日，是董必武誕辰140周年紀念日。
  從上海中共一大會場走出的中共創始人，只有董必武和毛澤東一起，最終走上了天安門城樓。一路走來，最後位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董必武總是以「補洞洞」「跑龍套」自喻。他曾告訴女兒董良翚：「中央的工作就像一支大樂隊，有司鼓，有司鑼，有司鈸，有司弦。我呢？就是那個敲邊鼓的。」
  或許正因此，董必武很多時候都扮演著穩定大局、承上啟下的「壓艙石」角色。他也是中共統一戰線工作的一位卓越領導者。董必武長孫、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會會長董紹壬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曾有人感歎，他就像一位能預知未來的穿越者，自從接受馬克思主義以來一生從未改變信仰，也幾乎沒有走錯過路，無論經歷什麼風浪，始終行穩致遠，善始善終。
  「兩湖毛董」
  在今天的中共一大會址陳列館中，有一句董必武1956年視察時的題詞：「作始也簡，將畢也巨。」這句話出自《莊子》，意為事物開始時單純細微，後來變得紛繁壯大。
  出席一大時，董必武35歲，毛澤東27歲。同為一大代表的張國燾曾回憶，董必武為人淳樸，蓄著八字胡，活像一個老學究，在談吐中才表現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強風格。
  在董紹壬看來，作為湖北人，又是清末秀才，董必武骨子裏有一種文人的鬥爭性。他是親身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同盟會會員，由於他在國民革命中的資歷和威望，蔣介石多次想拉攏他，都被他拒絕。
  一大代表們後來命運殊途，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攜手走過半個多世紀，並且在歷史的緊要關頭始終保持了一致的立場和觀點。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董必武在湖北發動擁有200多萬農協會員的農民運動，與毛澤東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一道，推動大革命迅速向長江流域發展，故當時有「南陳北李、兩湖毛董」之說。「四一二政變」前夕，董必武提出「凡是革命非武裝不可」，與毛澤東稍後提出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不謀而合。
  在中央蘇區時，毛澤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董必武曾任最高法院院長。後期毛澤東遭到排擠，離開了軍事指揮崗位。董必武常與一些年輕幹部談心，勸他們不要跟著博古等人跑，更不要參與批判毛澤東軍事路線的鬥爭。第五次反「圍剿」期間，董必武常與陳潭秋、何叔衡、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瞿秋白等一起議論形勢，都支持毛澤東重新出來指揮。
  長征時期，董必武被分配擔任總衛生部婦女隊隊長，也稱為「家屬隊長」。他曾對女兒董良翚回憶：「帶家屬隊，誰都不願意。叫我去做，我就去做。工作總要有人去做嘛！」
  每到宿營地，分房子是個大難題，常有爭房子的事發生。工作人員來找董必武，他只有一招：「把最壞的房子，沒人願意住的房子給我住。」這樣，房子就分得下去了。
  毛澤東的夫人賀子珍要生產了，大部隊已撤離，只有董必武和一個後勤人員及兩個抬擔架的民夫在一間破房子外坐等。遠處槍聲可聞，工作人員要急瘋了，董必武卻穩穩坐著。等孩子終於生下來，他們前腳出村，敵人後腳就進了村。
  到達陝北後，董必武擔任了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培養了大批領導骨幹。從那時起，毛澤東就尊稱比他大7歲多的董必武為兄，後來黨內皆尊稱其為「董老」。
  「統一戰線的前衛地位」
  全面抗戰爆發後，董必武奉命來到國統區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後，他擔任統戰委員會書記，直接領導國統區的統一戰線工作。
  董必武同張瀾、沈鈞儒、黃炎培、史良等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民主人士保持著密切聯繫，幾乎每天一起分析形勢，共商大計。這些民主人士召開的座談會、聚餐會，每週一兩次的集會，他幾乎每會必到。
  鮮特生的寓所「特園」成為他們常去的聚會地點。民盟總部設在這裏，民盟負責人張瀾也住在這裏。董必武稱特園為「民主之家」，後來由馮玉祥書寫匾額，張瀾題寫楹聯。重慶談判時，毛澤東見了讚歎不已，稱為「三絕」。
  董必武很重視爭取地方實力派。他派人聯絡李宗仁、白崇禧、龍雲等人，做他們的工作。劉文輝回憶，自己對抗戰勝利的信念能夠堅定下來，與董必武的晤談是有巨大影響的。
  抗戰後期，為了應對國民黨的封鎖，南方局把公開和秘密工作結合起來，通過講演會、紀念會、座談會、祝壽會等多種方式做統戰工作。
  1944年初，經毛澤東批准，南方局決定為1946年才滿60周歲的董必武提前賀壽。元旦這天，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社全體集會，為董必武慶祝60大壽，在重慶的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陶行知、鄧初民、張申府等民主人士也到會慶賀。
  中共中央給董必武發來賀壽電，稱他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之一」和「模範的領導者之一」，是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老戰士，現在「正代表著黨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衛地位」。陶行知在祝壽詩中稱其為「團結標誌一老翁」「春風時雨天下公」，張申府稱其為「韌性鬥士」。
  在董必武和周恩來的團結帶領下，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在開展統戰工作的同時，董必武還參與領導了情報工作。
  1937年12月，他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和在胡宗南身邊做秘密工作的共產黨員熊向暉談話。他說：「恩來同志經驗豐富，主張未雨綢繆，著手下閑棋、布冷子。」並送給熊向暉八個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38年初，曾在國民黨浙江省政府擔任速記員的沈安娜來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提出了去延安的願望。在董必武的說服下，她放棄了這一打算，利用朱家驊老部下的身份進入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並成為一名中共地下黨員。此後，她潛伏在國民黨核心機要部門十餘年，在國民黨中央會議以及蔣介石主持的高層會議上擔任速記員，獲取了大量極具價值的情報。
  1945年，董必武在重慶秘密會見了與中共失去組織聯繫多年的老黨員郭汝瑰，指示他繼續留在國民黨內部，承諾待他用行動經受組織考驗後恢復其中共黨籍。郭汝瑰此後擔任了國防部作戰廳廳長，與中共方面密晤100餘次，提供了大量絕密作戰計畫，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特殊貢獻。
  董紹壬說，董必武做情報工作的站位和眼界比較高，堅決又靈活，能準確把握情報的使用時機。陳毅曾說：「董必武的一封信、一封電報，抵得上十萬大軍。」
  抗戰勝利前夕，中、蘇、英、美四國決定在美國三藩市召開聯合國大會。中共要求派出自己的代表參加中國代表團，遭到蔣介石的堅決反對。一些國民黨要員也認為，沒有一個共產黨人具備當代表的資格。時任中國駐英大使顧維鈞則主張接納中共代表，並且提出，董必武就可以擔任代表。
  顧維鈞後來回憶，他在駐法大使任上與董必武有一面之緣，在他印象中，董必武年事雖稍長，但通曉國際事務，兩人在國際問題上的觀點並沒有太大差距。
  最終，在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壓力下，蔣介石同意接受中共代表。董必武被任命為中國代表團正式成員，1945年6月26日，他和顧維鈞等其他7位代表一起，在《聯合國憲章》上簽下名字。從此，中國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
  聯合國大會結束後，董必武在紐約停留了4個多月，會見了各方面友好人士、新聞記者及部分美國社會上層人物，籌畫出版了英文的《中國解放區實錄》，第一次全面系統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中國解放區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擴大了中共的國際影響和威望。
  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南方局恢復設置，董必武擔任書記。1946年11月，國民黨單方面召開「制憲國大」，和談之門最後關閉，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10餘人飛返延安。董必武留下主持南京、上海的工作，繼續與黃炎培、張瀾、章伯鈞、羅隆基等保持聯繫，多次晤談，予以引導。直到1947年3月，他才率中共駐南京、上海工作人員74人，周密地撤離南京。
  「依法辦事是中心環節」
  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被任命為政務院第一副總理（在1950年周恩來訪問莫斯科期間代理政務院總理），兼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主任。
  董必武曾東渡日本，在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攻讀法科。由於擁有當時中共領導層中少有的法律專業背景，他成了黨和國家在政法方面的主要領導人。
  1949年10月，董必武在政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就明確提出，必須逐步建立各種完善的法律。他領導政法部門制定了婚姻法、土地改革法、懲治反革命條例、懲治貪污條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等各項重要法規，以及工會法、勞動保險條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等具體法令。
  為解決政法人才匱乏的問題，他推動成立了中國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中國政治法律學會、中央政法幹部學校，在北京、上海、重慶等地陸續成立政法學院。同時，4000多名舊司法人員經過改造，被吸收到司法部門。
  根據他的提議，中央指示各地設立檢察機關。到1951年1月，全國已建立檢察機關458個。那時常有人提出檢察工作「可有可無」，董必武說，維護國家法紀的機關必須存在。
  在1953年4月的第二屆全國司法會議上，他在講話中指出：「司法工作當前的嚴重問題有兩個：就是錯捕、錯押、刑訊逼供和錯判、錯殺。」他還說：「亂捕和刑訊要禁，而且不只一次禁，要三令五申地去禁；禁到三令五申以後，還有再犯亂捕和刑訊逼供的人，那就應當受法律制裁。對錯捕、錯押的人，應該採取迅速的步驟去查明釋放，不要遲延。」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前夕，董必武領導和主持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從中央到地方設四級法院，實行兩審終審制，避免了過去三級法院終審的弊病；人民法院是國家審判權的唯一行使機關，人民法院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在這次大會上，董必武當選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1956年，他在中共八大上發言提出：「我認為依法辦事，是進一步加強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環節。」他闡釋，依法辦事包含兩方面的意義，即「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
  進入1957年，形勢發生了變化。反右派鬥爭中，一股「左」的思潮衝擊著政法戰線。董必武的一些主張和觀點，開始受到指責。
  1958年5月到8月，董必武奉命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訪問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蘇聯四國。這期間，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召開。這次會議對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的工作進行了整風，董必武的思想和主張受到了不點名批判。
  董必武回國後，照常參加了數次中央工作會議。他既沒有向中央寫報告，陳述己見；也沒有在會議上發言，做任何解釋。
  195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準備召開八屆七中全會。董必武得知會議將研究新一屆國家機關人選後，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信，請求不再推薦他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候選人，也不安排他擔負國家機關的任何實際職務。毛澤東批示，同意此信意見，「改換工作」。4月18日，董必武在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國家副主席。
  「深信前途會伐柯」
  卸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之職後，董必武在中南海懷仁堂東側一套兩進院子裏，過著平靜的生活。
  他每年都要回湖北老家走走。有一年，女兒董良翚陪他回了湖北。她注意到，無論到哪里，父親總是對秘書說：「因為我是個閒人，有時間出來走走。別人都是忙人，有工作。儘量不麻煩地方。」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和省長張體學等來看他，他總是十分不安地說：「我是個閒人，給他們這些忙人添了麻煩。」
  1966年1月，中央決定成立中共黨史編纂委員會，任命董必武為書記。接到這項任務後，他認真做了思考和研究，並與各方面進行了協調。但不久，「文革」開始，這項工作還沒開展就被擱置下來。
  「文革」開始後，中國的外交工作一度陷入停滯，1969年後才開始恢復。這一年起，中國政府陸續與各國互派新任大使。作為國家副主席，董必武要接受國書、會見外賓，承擔起了大量外事工作。
  通常接受國書只需要做短暫的禮節性交談，董必武卻將之當作增進兩國友誼的機會，總是認真做足準備。接受國書後，他常與駐華大使們長談一兩個小時，其熟悉程度讓外交部陪同接見的人員都感到驚訝。
  1973年8月，董必武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那段時間，穀牧請董必武題字，他題寫了「群言堂」三個大字；幾天後，他又題寫了這三個字，贈給王震。小兒子董良翮在河北晉縣周頭公社上山下鄉，他為晉縣縣委、公社黨委和大隊都題寫了這三個字。在甘肅的侄女婿來看他，他還是題寫這三個字。
  1974年10月，他接到通知，參加翌年1月在北京開幕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醫生力勸身患重病的他留在廣州治療，但他執意返京參會。他說：「我的作用就是坐在那兒。」
  1975年3月5日是董必武90（虛歲）壽辰，全家人都從北京趕來廣州為他祝壽。那時他已確診肝癌，他明白自己病情的嚴重性，堅持要和身邊的所有工作人員合影，和全家人合影。
  董必武一生留下了1300多首詩作。那天，像往年過生日時一樣，他又為自己寫了一首《九十初度》：九十光陰瞬息過，吾生多難感蹉跎。五朝敝政皆親歷，一代新規要漸磨。徹底革心兼革面，隨人治嶺與治河。遵從馬列無不勝，深信前途會伐柯。
  4月2日，董必武逝世。聽到消息，正在杭州休養的毛澤東整整聽了一天宋人張元幹的《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詞的唱片。這首詞寫道：「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毛澤東將最後一句改為：「君且去，休回顧。」
  董良翚曾說，以前她對父親所做工作的瞭解就只有中學歷史水準。董家後輩們真正瞭解董必武，是在他逝世後，從參與歷史資料收集整理開始的。
  2014年年底，長孫董紹壬開始收集董必武的書信。2016年，《董必武家書》出版，其中有董必武寫給妻子、兒女、子侄及同輩書信共68封，小到家族婚喪嫁娶、生孩子起名，大到對治國大政方針的思考。
  幾乎每年清明節，董家後人都要去位於湖北黃岡紅安縣的董必武故居紀念園祭奠。2000年重陽節，董必武和夫人何連芝的骨灰從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遷至此處。
  在今天的湖北，武漢中學門口矗立著一尊董必武雕像。這所學校的前身是董必武1920年創辦的私立武漢中學，牆上刻著他當年親擬的校訓「樸誠勇毅」。董必武紀念館前廣場上，矗立著董必武「依法治國」國策碑，上面刻著「依法辦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12個大字。
  董必武誕辰140周年前夕，由董紹壬擔任會長的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會推出了非虛構紅色短劇《石榴花開》。劇名源自董必武故居內陪伴他成長的一株老石榴樹。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董必武遭當局通緝追捕，這棵樹也慘遭刀砍火焚。沒想到次年春天它重發新枝，歷經百年風雨，至今依然枝繁葉茂。
  （宋春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