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常駐濰坊的女友異地相戀兩年後，青島人陳瑞迎來人生的下一個階段：準備結婚。相愛的事實讓婚姻來得水到渠成，但兩人之間有著無法忽視的約160公里的物理距離。
  「剛開始肯定是奔著雙方都在一起的想法去（規劃）的。」陳瑞說道。婚前，兩人商量也嘗試規劃過，最終發現，無論是讓女友調動工作到青島，還是陳瑞辭職去濰坊，對於個人和即將成立的小家而言，都不算一個好的選擇。
  「以她的背景來青島，基本只能找中小學教師的工作，壓力很大。而我在青島的工作，收入還（比濰坊）高一些，在北方很難找到收入和職業前景那麼好的崗位了。」陳瑞解釋。
  在現實面前，他們很難找到一個方方面面都恰到好處的答案，但「放棄結婚，放棄對方」這個選項，從來沒有在兩人的選項淸單裏出現過。
  愛人、家庭與自我的權衡中，2019年，兩人決定在異地的狀態下結婚。
  陳瑞的經歷不是個例。在城市化進程加速推逬的時代，「遷移流動」變成了一件更簡單且普遍的事。伴隨生活半徑擴大而來的，是人們擇偶半徑的擴大，遠距離婚姻幵始成為一種選擇。
  2017年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査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就業機會與工作調動，是導向異地婚姻的兩個主要原因。現實中可觀測到的是，在一些專案制、內部定期調崗或外派制的行業，異地婚姻更加普遍。
  在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的當下，許多愛人各自奔赴職業前程，變成了更加「理性」，也更能共同抵禦風險的選擇。
  當外界還在為不得不分居兩地的夫妻們擔憂時，身處其中的他們早就選擇接受時代的考題，在實踐中商討出解法。「我從來沒覺得這段關係讓我很累，需要『堅持』，我並沒有覺得多難，只不過距離稍微遠一點。」在一個多小時的採訪裏，常常兩地跑的陳瑞第三次提到。
  為了家，尊重TA
  2021年，完婚兩年後，天津人趙葡的丈夫，迎來職業的上升期。
  一個難得的機會出現在夫妻倆面前:丈夫可以從公司的普通中層，晉升為公司管理層。但代價是，公司的高管們大多需要到外地分公司任職。
  曾與丈夫在一個公司任職的她，對公司高管的「輪轉制」非常瞭解。「他們的工作性質是，一個高管在一個分公司，頂多待3到4年就必須輪換一個新的城市。並且，如果你是從A城市被培養起來的，公司便不會允許你在A城市任職高管，必須到其他不熟悉的城市幵展業務。」趙葡解釋道。
  她觀察過，如此制度下，公司高管層的家庭基本上呈現兩種狀態。要麼，便是愛人帶著幼齡孩子，隨著高管在城市甚至國家間遷徙；要麼，家庭從一幵始便處於分離狀態，閑時再相聚。
  機會出現時，趙葡已從公司辭職，在體制內謀得了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於是，辭職隨著丈夫遷徙的選項，早就被趙葡的家人否定。
  對他們而言，要想抓住機會，謀求雙方發展，就意味著夫妻雙方必須分離兩地。
  趙葡的上一段感情，恰因異地而結束，在結婚之前她一直堅定著「不要異地」的信念。但面對丈夫的升職機會時，趙葡卻沒有猶豫。「當時比較年輕，就覺得機會好，沒考慮到後續要孩子之類的事情，一拍即合地就決定去（抓住這個機會）。」
  比起趙葡，安徽人曹婧與丈夫異地分離的原因，則要更加複雜一些。好的工作機會與經濟條件，與維持家庭穩定的需求一起，推著兩人來到了異地的狀態。
  最初，兩人都遠離家鄉在北京工作，在曹婧生育之後，他們的小家庭一直有賴於大家庭的照顧一一雙方父母會輪流到北京照顧孩子。但是變故來得很快。2023年，丈夫的父親查出了癌症，與此同時，她的外公外婆的身體也需要晩輩的照顧。
  一時間，曹婧的整個家庭都處於不穩定狀態。「那段時間，不論是我的工作還是家庭關係上都有一點雞飛狗跳的感覺。」曹婧回憶道。
  她需要一個解法，而2017年買在杭州的婚房，給她提供了一個選項。一來杭州離曹婧的老家安徽更近，二來，公公也選擇在杭州治療，三來，曹婧夫妻倆早就打算未來到杭州發展。
  但最終，曹婧夫妻倆的決定，不是舉家搬遷到杭州，而是曹婧帶著兒子到杭州，與她的父母一起生活，維繫家庭的相對穩定。「他（丈夫）是程式員，當時處於從技術骨幹升任小領導的時期，如果我們說工作是為了賺錢，那麼無論是收入水準還是他個人進步上，那段時間都屬於他的黃金期。」
  曹婧18歲與丈夫相識。7年戀愛長跑期間，兩人經歷過13小時時差的異國戀，以及長期出差導致的「另類」異地戀，到2026年，兩人已相識相愛17年。與丈夫一起成長的她，非常理解工作能帶給丈夫成就感。她願意在事業上向後一步，讓丈夫往前走一步。
  再加上，曹婧曾被外派到南美洲工作三年，心理上對異地婚姻的接受度很高。對她來說，這是一個正常的狀態。在她過往的工作經歷裏，一方在北京互聯網大廠工作，一方在家鄉的配置十分常見。
  「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周圍很多人都是這樣的狀態丁。」曹婧說。在北京工作時，她常面臨著一個月有一半時間都需要出差的情況，「我們在市場一線的員工，幾乎三年就要換一個城市，這是企業的政策」。聚少離多，是這對夫妻面對的常態。
  距離，對渴望親密的愛人而言，容易造成問題。但當有一顆想要靠近對方的心在胸膛裏跳動時，當彼此都願意為對方想時，問題便發展不成問題。
  安全感
  如果讓陳瑞選，他肯定想要一個特別美滿的家庭。
  某種程度上，陳瑞的父母便是遠距離婚姻的失敗例證。自小，父親一個人在外做生意，幾乎是母親一手將他養大。但從陳瑞記事起，父母的關係就不好。「媽媽一個人在家做家庭主婦，但爸爸賺了錢後，就只是個人揮霍，不顧家。媽媽因此特別沒有安全感。」
  這也是外人對異地夫妻的「不理解」所在：當夫妻分隔兩地，怎麼確保心是靠近彼此的？比如陳瑞的岳父岳母也曾表達過擔憂。「他們覺得女婿一直在外面跑，是不是將來心就不定，可能會對他們女兒不利？」
  從小目睹母親「見不到人，也拿不到錢」的困境，長大之後的陳瑞不想重蹈覆轍。「我一定不能像我爸一樣做一個沒有家庭責任感，也不給老婆花錢的男人。」在人生排序上，他把與妻子一起經營的小家排在第一位。
  於是，當異地婚姻已成定局時，陳瑞首先想的便是，必須找到一個辦法，讓身處濰坊的妻子安心。為此，兩人以妻子的名義開了一張銀行卡，每月兩人會將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後的收入，打入這張卡裏。
  「錢，是我主動能做到的一件事。」受父母關係影響，陳瑞始終覺得，「最直接的就是錢在哪，心就在哪」。讓妻子掌握財政大權，或者至少對妻子保持財務狀況上的透明，是他想向妻子表達的最基礎誠意。
  不過，對包括陳瑞在內的異地夫妻而言，安全感的來源不止於經濟狀況。
  帶著兒子搬至杭州之前，曹婧與丈夫一直處於「女強男弱」的狀態。2013年兩人畢業後，曹婧便出國工作，而彼時還是男朋友的丈夫，留在國內繼續攻讀研究生。多了三年工作經驗的她，在經濟上常是強丈夫一等。就算2016年拋下外派工作的更髙薪資，調任回國與丈夫團聚後，兩人也是勢均力敵。
  從曹婧的角度來說，她對異地關係的安全感，只有很小一部分來自經濟。與丈夫相識17年，曹婧從心底裏認為他的人格底色是善良的。「去巴厘島旅行的時候，我們遇到了一對拾荒的老人，男士大約70歲，眼睛瞎了，妻子在一旁翻垃圾桶找吃的。那一刻，我先生立馬哭了，把我們的宵夜放在了流浪漢旁邊。」
  類似的事情，不止發生過一次。在她看來，從丈夫的成長環境以及道德水平各方面來看，出軌不是他會做的事，而一個人如何分配自己的吋間與精力，對方是能感知到的。
  在如今的異地模式裏，週末以及工作日晩丈夫都會打視頻給曹婧，彼此都可以清楚看見對方在哪。與此同時，丈夫圈子裏幾乎所有人，包括同事和上級，曹婧都認識、熟悉。
  即使兩地分離，她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丈夫獨自在京所承擔的壓力。曹婧仍然記得2024年的情人節，那晩兩人相聚杭州，睡前小酌，丈夫卻一把抱著自己哭了，「其實他抱著我哭，情緒是很多的」。情緒，一部分來自他沒有向曹婧明說的壓力，一部分來自感受到愛而產生的高興。
  頻繁溝通所帶來的對愛的確信，也在趙葡的關係中發生。這是她能夠擺脫過往失敗異地戀影響的原因之一。
  趙葡能感知到，丈夫想要職業上的發展，但他又有較高情感需求時，「他就會有一點小糾結」。糾結的結果是，除了上班時間外，他就在給趙葡發消息、打電話，行程對她完全透明，一有休息時間就會趕回家。「對比公司的其他高管，這個（回家）頻率非常難得。」
  趙葡丈夫的「焦慮」程度，是與時間成正比的。對丈夫來說，一周能回一次家是正常的，兩周回一次還可以接受。「但是到第三周的時候他就難以忍受，整個人會變得很暴躁，會急切地想要回家，時刻把想念掛在嘴邊。正常來說6點下班才開始打電話，但是越臨近到家的時候，他的短信會越來越頻繁。」而每次回到家，丈夫都會給她帶回一些小玩意兒。
  趙葡意識到，家對丈夫來說，是一個能夠平復糟糕心情的地方，這是他無論如何也要回家的原因。「他經常週六回來，週一再去，但是這麼辛苦的環境下，他回來什麼活都會幹。自從我教會他做飯之後，我就再也沒做過飯。」趙葡說。
  和丈夫異地4年多，趙葡也能看到網路中對異地婚姻的各種唱衰言論，認為夫妻異地必然導致關係破裂。但她始終相信日子是兩個人過的，「當你發現，他除了上班時間之外都在和你聊天的時候，就不會有（他會出軌）這種感覺」。
  異地撫育下一代
  異地婚姻維繫了兩年後，2023年，趙葡突然有了緊張感，她想在30歲之前完成生育。
  生育年齡的門檻擺在她面前，加之婚後的生活已十分穩定，「覺得晩要（孩子）不如早要」。異地婚姻的另一個問題浮現：當夫妻雙方長期不在一個城市，如何實現生育和此後一系列的育兒問題？
  「異地不是隨時隨地想要孩子就能要上，我可能比較激進，想快速要上孩子，（於是）選擇了做試管的方式。」趙葡說。
  從做試管到孕中期，懷孕這件事一直在她身上逬行得很順利。她的身體非常好，甚至連孕吐都沒怎麼發生，一切指數都非常正常。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卻降臨了。「在你前期沒有任何感覺的情況下，這個孩子就沒有了。」時至2026年，說起這段往事，趙葡仍泣不成聲。
  她還記得，是下午五六點，聽聞孩子可能有意外的消息後，丈夫從外地坐高鐵又倒車又坐綠皮火車，倒了幾趟才趕到自己身邊。「最後保不住的時候，他也比較支持我做出這個決定。」
  從決定試管到失去孩子，丈夫全程都是以趙葡的想法為主。她覺得，自己孕期沒有不好的反應，婆婆也在身邊照顧，他在與不在，事情還是會發生，「所以其實也沒什麼可怪他的」。而且每次遇到問題，丈夫都會克服萬難回到自己身邊，也讓她少了很多痛苦與來回糾結的過程。
  比起趙葡，陳瑞一家相對幸運。2021年，他們收穫了一個新的家庭成員。問題也接踵而至。
  生育這件事，也是陳瑞妻子主導的。但是生育之後，陳瑞能明顯感覺到她情緒的低落，「可能她也沒想到生孩子養孩子會這麼痛苦，對孩子也不是那麼喜歡」。
  彼時，陳瑞仍保持著兩地跑的節奏，下了高鐵一路奔波回家，就馬上接手家務，接班照顧孩子。沒有一刻休息的他，一幵始並不知道如何安撫妻子的情緒。「起初我也理解不了，後半期才慢慢理解她。看了很多照顧產婦的書和文章後我覺得，她是一種人體激素刺激下本能的情緒化反應，不能用理性去對待。」
  新生命來到，一個家的兩個人都各有難處。一個，兩地奔波不得閑，一個工作日帶娃，亟需週末有人接手喘口氣。「我下了高鐵回家很累，但對她來說，我到家了接棒，她可以喘一口氣。兩個人都覺得自己很累很委屈，只能說多理解對方，多共情，少計較自己的付出。」陳瑞說道。
  陳瑞覺得，出現問題其實不可怕，「最關鍵是解決問題，不要冷戰，不要讓問題延續妄圖靠時間沖淡，不要忍。每次像填空一樣解決問題，慢慢會發現沒有空了」。
  2026年，兒子四歲半，妻子依然經常說自己很幸福，尤其在陳瑞做家務、耐心對待孩子的時候。而抱著兒子的時候，陳瑞也覺得自己幸福，「我總跟我老婆說，我抱不夠兒子，出去旅遊也是我一路抱」。最長的一次，一家三口在天安門排隊兩小時，兒子就這麼在陳瑞肩頭睡了兩小時。
  不同於陳瑞，異地婚姻多年後，曹婧的兒子，已經長到了6周歲。曹婧現在幵始擔心，丈夫長期不在身邊的情況下，孩子成長期的教育問題。
  在杭州，曹婧與兒子、父母住在一起。因她工作繁忙，兒子的第一陪伴人，其實是曹婧的父母。「小孩本身是我們倆的結晶，我會覺得雙方一起參與養育，對小孩來說是最公平的，不然小孩一直成長在我小時候的環境當中，我會擔心兒子成長成第二個我。」
  現階段，曹婧希望自己的兒子能有更多來自父親方面的影響。與此同時，她也一直在思慮，三五年後兒子到了青春期，父子關係又要如何處理。
  她的焦慮感，或許恰「遺傳」自她的母親。因為曹婧能感受到，在育兒這件事上，母親很焦慮。
  但在異地婚姻面前，關關難過，只能關關過。曹婧已經嘗試在重大事項裏引入「父親」角色，讓丈夫在視頻那頭參與兒子的養育，樹立一個「會好好講道理，但道理只會講一次」的父親形象，讓丈夫更多地向兒子展現正面影響。
  未來會怎麼樣，曹婧還沒和丈夫討論過，但她現在更希望，兩人能在三到五年內結束異地狀態。
  趙葡和丈夫的日程表則明確了許多。兩人商量好，等攢夠300萬元積蓄，丈夫就辭職回到天津創業，結束異地。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裏，他們都在慢慢修復那顆因失去孩子而破損的心，準備把生育重新提上日程。
  （賴逸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