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全國兩會，「高額彩禮」再次成為備受關注的提案和話題。
  全國人大代表、廣西貴港市圖書館館長李燕鋒提出建議，可以制定彩禮限額，並對低彩禮結婚的家庭給予創業、就業方面的激勵。河北省滄州河間市興村鎮大莊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石炳啟也提出，可因地制宜，以家庭年收入的2至3倍作為當地彩禮的上限標準。
  類似提案一出，很快登上社交媒體熱搜。
  就在不久前的2026年2月底，「全國兩會」前夕發佈的中央一號檔也明確指出，要深入實施文明鄉風建設工程，「持續整治農村高額彩禮，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引導樹立正確的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培育簡約文明的婚俗文化」。
  從中央一號檔到全國兩會提案，對高額彩禮的持續聚焦，釋放出怎樣的信號？
  法律糾紛
  在現實生活中，彩禮問題極為複雜。作為婚嫁「六禮」之一，彩禮發展至今，早已不只是禮儀象徵，而是交織著婚姻觀念、傳統習俗以及人口經濟結構等多重因素的複雜產物，也帶來不少法律隱患。
  北京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律師、合夥人鄧雯芬告訴南風窗：「高額彩禮既可能讓給付彩禮的一方家庭背上沉重經濟負擔，也容易為婚姻穩定埋下糾紛隱患，常常成為婚姻破裂的導火索，甚至引發刑事案件。」
  她表示，在具體裁判中，法院會綜合考慮雙方習俗、感情基礎以及客觀經濟能力等因素，儘量平衡各方利益。此外，法律關注的另一類情況，是借婚姻索取財物。「如果涉及騙婚或詐騙，一方面彩禮需要返還，另一方面還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
  鄧雯芬曾接觸過一名女性當事人。她以相親、訂婚為名，在短時間內先後騙取多人的彩禮。這類在短期內向多人收取彩禮，或根本沒有結婚打算、收取彩禮後消失的行為，往往涉及借婚姻索財或騙婚。
  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並於2024年2月1日實施。《規定》指出，從司法實踐看，涉彩禮糾紛案件數量近年來持續上升，甚至出現因彩禮返還問題引發的惡性刑事案件。
  在此背景下，司法解釋進一步細化了彩禮糾紛的裁判規則。基於彩禮具有目的性贈與的特點，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相關解釋基礎上，綜合考慮雙方是否共同生活、是否孕育子女以及雙方過錯等因素，對裁判標準作出補充。
  鄧雯芬認為，這一規定細化了彩禮返還的考量因素，有助於統一裁判標準，更好平衡雙方利益，也是在推動彩禮回歸「禮」的本義。
  不過在現實中，一些地方仍存在舉債給付彩禮的情況，也增加了法律認定的複雜性。「如果男方婚前舉債用於給付彩禮，而這些錢後來用於夫妻共同生活，是否形成共同債務，就需要結合共同財產和共同債務的認定來判斷。」鄧雯芬說。
  法律對這一婚俗的介入不斷加深，也反映出重建健康婚姻秩序的迫切性。
  整治行動
  婚姻的基礎，本應是情感依賴、信任合作和共同生活的規劃。但當彩禮金額不斷攀升，情感契約便容易被利益糾葛所裹挾。
  短期來看，高額彩禮直接抬高了年輕人的結婚成本，為了積攢彩禮，很多人不得不推遲結婚年齡，這會影響他們的生育時間安排。同時，高額彩禮還給家庭帶來沉重負擔，一些家庭甚至舉債結婚。經濟壓力下，新組建的家庭對生育往往更加謹慎。
  甚至，高額彩禮本身，也讓一些適婚群體被排除在婚姻市場之外，帶來結婚率的下降。此外，在公共輿論層面，圍繞彩禮的討論，也容易激化性別敘事的矛盾。
  從更長遠看，這些問題都不利於我國人口高質量發展戰略的推進。
  實際上，自2019年至今的8年間，相關檔已有7次提到治理高額彩禮。例如，2022年提出要「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移風易俗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2023年則強調「強化村規民約約束作用，黨員、幹部帶頭示範」。
  2026年初，首次提出「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之所以特別強調「跨省」，是因為如今跨省通婚已十分普遍，不同地區婚俗差異明顯，而熟人社會中的攀比心理，也使彩禮呈現出明顯的地域特徵。聯動治理，正是為了形成更有效的整治合力。
  「彩禮的地域性很強，各省差異也很大。」鄧雯芬表示，比如網傳高彩禮較為集中的江西、福建等地，涉及金額較大，相應的財產糾紛也更容易發生。
  她曾接觸過一位江西男性客戶。婚前，男方按照當地習俗向女方支付了數百萬元彩禮。但在婚禮前雙方發現並不合適，關係破裂。男方隨後起訴要求返還彩禮，最終雙方在法院調解下達成和解，大部分彩禮被返還。
  在不少農村家庭中，為了完成一場婚姻，傾盡積蓄甚至舉債的情況依然存在。本該通往幸福的婚姻，有時卻變成兩個家庭沉重的經濟負擔。與此同時，農村空心化和性別比例失衡，也讓彩禮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影響婚姻市場供需關係的重要因素。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少地方將彩禮視為需要重點整治的「婚姻減速器」。相關措施多集中在遠離城市、人均收入較低、婚俗傳統較為濃厚的地區。在這些地方，彩禮不僅與家庭經濟實力掛鉤，也正如李燕鋒所說，逐漸成為人情、面子與攀比的象徵。
  例如，以「天價彩禮」著稱的江西，這些年出臺了多項限制彩禮的政策。2023年，江西省民政廳等14部門印發《關於開展農村婚嫁彩禮專項治理若干措施》，提出以當地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約3倍作為彩禮參考上限。
  同年，江西吉安市遂川縣戴家埔鄉還組織適齡未婚女性召開座談會，邀請30名來自各村的適齡未婚女性簽署「抵制高價彩禮承諾書」。
  隨後，江西多地陸續明確彩禮參考標準。撫州市金溪縣提出農村彩禮原則上不超過6萬元；新餘市分宜縣將彩禮控制在6.9萬元以下；南昌市新建區則要求農村彩禮控制在8萬元以內。
  2024年6月，寧夏銀川市興慶區推出了一系列鼓勵婚俗改革的措施。選擇「零彩禮」「低彩禮」的新婚夫婦及女方父母家庭，在申報養殖專案、創辦家庭農場等方面可獲得優先支持。持有「零彩禮」「低彩禮」證書的居民，還可在一定年限內享受景區門票優惠、購車優惠等。
  2023年，河北滄州河間市推出「市長頒證」品牌，為「零彩禮」「低彩禮」的新人頒證，並在每年5月20日舉辦「零彩禮」集體婚禮。同時，當地還將婚俗改革納入鄉鎮考核體系，設立鄉風民俗「紅黑榜」，進行動態排名。
  通過榮譽證書的方式，讓「低彩禮」「零彩禮」逐漸成為值得認可的選擇，這是從觀念層面推動婚俗轉變的一種嘗試。
  觀念變化
  彩禮問題，不像某些危害他人和社會的違法違規行為，可以在法律法規層面明令禁止，也不是一種經濟產物，因此不能放任市場來「調節」。
  兩個家庭之間的彩禮交換，本質上仍屬於私人事務，很難通過強制手段完全規範。這是社會風俗治理的複雜之處。
  從公共治理的角度看，彩禮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因此，各地的彩禮整治，更像是一種軟治理，抑制極端化、減少社會攀比、引導價值轉變，可能是整治彩禮的有效方向。
  從現實實踐來看，通過宣導「低彩禮」「零彩禮」，的確有助於改變以高彩禮作為面子工程的婚俗環境，榮譽表彰與政策優惠，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沖了家庭之間的攀比心理。
  這些舉措確實吸引了一部分新人加入低彩禮行列。根據河北省河間市民政部門統計，自2021年4月至2023年3月，當地登記結婚的7721對新人中，「零彩禮」「低彩禮」的比例已達到89%以上。
  當然，彩禮高低並不能只看絕對數字，還需要結合當地收入水準和家庭實際開支。例如，民政部門調研顯示，2018年前河間部分鄉鎮彩禮最高達到18.8萬元，而當年當地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1.45萬元。因此，如此高的「零彩禮」「低彩禮」比例，可謂意義重大。
  從鼓勵「從低」到探索「限高」，各地整治高價彩禮，大多希望通過制度激勵減輕婚姻中的經濟與人情負擔，維護婚姻本身的幸福目標，逐步重塑更健康的婚俗結構。
  在鄧雯芬看來，隨著城市化推進和觀念變化，彩禮在現實婚姻中的意義也在發生變化。對許多適婚年輕人來說，往往是父母比他們更看重彩禮。
  「越來越多年輕人認為，婚姻的核心是兩個人是否合適，感情是否穩定，能否共同經營家庭、承擔責任，這些比彩禮更重要。」鄧雯芬說。年輕一代更關心家庭經濟安排、家務分工、育兒責任以及夫妻之間的溝通方式。
  這些問題或許比彩禮更難達成共識。但當人們在婚姻中越來越看重和追求上述價值時，「天價彩禮」的社會土壤也會逐漸變薄。
  當進入婚姻的人能夠在關係中獲得足夠的尊重、獨立與安全感，彩禮的重要性，自然也會慢慢降低。
  （肖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