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之一的香港，近年來掀起了一波所謂的「港獨思潮」，有部分激進之士甚至通過參與選舉和發起社會運動等方式，把「港獨思潮」付諸行動。查根究底，「港獨思潮」與香港的「本土意識」有一定的關係。「本土意識」一詞原非貶義，它是對在地化思潮的一種客觀描述，反映了人們對其成長和生活的地域及文化的熱愛。因此，香港的「本土意識」原本是指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居民對自己成長和生活的地方及其文化的由衷熱愛，是對香港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但由於少數謀求「港獨」的人士利用「本土」包裝「港獨」，有意將「本土」與「港獨」劃上等號，將「本土意識」極端化為與國家相對抗、相分離的意識，才使得香港在回歸後出現了極端的「本土主義」運動，出現了打著「本土」旗號進行「港獨」行為的情況。

那麼，同屬我國的特別行政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一水之隔，同樣經歷過西方殖民主義洗禮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是否也存在自己的「本土意識」，是否有走極端「本土主義」道路的可能?對此，本文嘗試從「一國兩制」和「本土意識」的視角出發，並以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對照，探索回歸以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本土意識」的產生及其表現特徵，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對澳門「本土意識」進行正確引導的具體建議，以期澳門的「本土意識」能夠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國兩制」實踐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

一、澳門本土意識的產生

從理論上說，澳門的本土意識與「愛國愛澳」中的「愛澳」精神是相契合的，在本質上是澳門居民愛鄉情懷的一種體現。「愛澳」就是要愛護澳門，對澳門有歸屬感，珍惜和認同澳門的歷史、文化、價值觀等，維護澳門的整體利益。回歸以來，國家在澳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在憲法和基本法保障下，澳門居民享有前所未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以主人翁的姿態充分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在此情況下，澳門居民自然會對生於斯、長於斯的澳門產生越來越深厚的感情，對澳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會越來越強，久而久之，「澳門本土意識」也就逐漸得以滋長。因此可以說，愛鄉情懷，即澳門居民對自己成長、工作、生活地方的特殊感情，是產生澳門本土意識的最重要的原因。

此外，「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也是導致澳門本土意識的可能原因之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兩制」原則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實行「澳人治澳」，澳門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主要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管理。「兩制」原則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與內地居民在身份和法定權利義務上的區分，可能造成澳門居民對澳門本土認同的上升。正如強世功教授所言，「兩制」的制度安排將內地人與香港人區隔開來，一方面限制了內地居民移民香港，促使香港人口結構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也阻塞了香港人融入內地的管道，強化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這一說法同樣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2條第4款規定：「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其中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確定」。回歸以來，中央一直嚴格控制內地進入澳門特區定居的人數，這就使得澳門的人口結構中內地移民的比例有限，而澳門本地出生的人口則越來越多。這些在澳門本地出生的居民由於與本地具有更強的家庭和社會聯繫，自然對澳門的認同更為強烈。同時，「兩制」原則對澳門居民與內地居民在身份和法定權利義務上的區隔，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澳門居民與國家在日常聯繫上的疏離感。比如，目前在生活、就業等方面，澳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內地並未享有與內地的中國公民同等的待遇，這就給澳門居民在內地的學習、工作、生活帶來了一些障礙，直接影響了其對國家和國民身份的認同，而間接助長了澳門居民的本土意識。

二、澳門本土意識的特徵及其原因

澳門的本土意識雖然也具有其他地方本土意識的共性，如對本地利益的保護，對本地歷史、文化、價值觀念、集體回憶等的認同和珍視等，但與其他地方的本土意識相比、特別是與回歸以後香港部分人士所主張的本土意識相比，澳門的本土意識也具有自己獨特的一些特徵。

第一，在處理與國家意識的關係問題上，主張國家意識與本土意識的包容共存，即主張「愛國」與「愛澳」的結合。

在本土意識與國家意識的關係上，香港部分極端人士將祖國內地視作與香港相對立的「他者」，並進一步提出「他者即惡」的觀點，認為祖國是落後和不文明的，西方是高尚、進步和文明的；在政治制度上，認為祖國是專制的，西方是民主的；對香港而言，祖國是「侵略者」和「剝奪者」，而西方是「捍衛者」和「給予者」。因此將香港與祖國內地、「愛港」與「愛國」、香港本土意識與國家意識對立起來，形成「自我——香港」和「他者——內地」之間的二元對立模式。

而澳門在處理本土意識與國家意識的關係上，則沒有出現將本土意識與國家意識對立起來的觀念。在澳門人眼中，澳門從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即使在葡治時代，澳門華人也始終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中華文化無論是在葡治時代，抑或是在回歸以後，都是澳門文化的母體。中國從來不是澳門人眼中的「他者」，更遑論所謂的「他者即惡」。從回歸以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踐「一國兩制」的總體情況來看，澳門居民沒有將澳門看作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試圖與國家整體切割開來；沒有將內地與澳門的制度和文化差異視為先進與落後、高尚與低劣的區別，從而試圖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否定內地的制度；也沒有試圖在內地與澳門之間構築一道「防火牆」，斷絕澳門與內地之間的往來。相反，絕大多數澳門居民願意接受「愛國」與「愛澳」的統一，願意尊重和包容內地的制度和文化，能夠較為全面、客觀地看待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也願意尊重中央對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行使全面管治權。根據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於2011-2016年期間所做的「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一國兩制」和「愛國愛澳」一直處於澳門居民認可的澳門核心價值觀的前三位；有超過80％的受訪者對自己的中國公民身份感到自豪。這些都反映出回歸以來澳門居民對國家的認同一直處於較高水準，在處理「本土意識」與「國家意識」的關係上始終堅持多元包容而非二元對立的觀點。

第二，澳門的本土意識主要表現為經濟、文化層面的自我保護和自我認同意識，而不是政治層而的分離或獨立意識。回歸以來，香港的本土意識除表現為經濟和文化層面的自我保護和自我認同意識外，少數極端分子還表現出政治層面的分離傾向，如2003年的反對「23條立法」運動，2012年的反對國民教育運動以及針對內地遊客的「驅蝗行動」、2014年的非法「占中」運動以及此後的「旺角暴亂」、2015年的「噓國歌事件」等，都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而回歸以來澳門的本土意識則主要表現為經濟和文化層面上的自我保護和自我認同意識。比如在經濟層面上一些居民主張限制輸入外勞、反對外地勞工與本地居民同工同酬、反對在澳學習的外地學生留澳工作、要求實行「澳人澳地」政策等；在文化層面上注重對澳門獨有的文化、歷史和集體回憶的保護，先後出現過保護愛都酒店外牆立面、保護路環荔枝碗舊造船廠區、保護澳門世界文化遺產天際線、保護粵語、學習澳門本土歷史等行動，但並沒有提出政治上的過分主張。

第三，不具有明顯的排外色彩，而體現為一種封閉性與開放性相結合的特點。排外和自我封閉是本土意識的共性，在這一點上，澳門的本土意識同樣具有一定的封閉和排外色彩，比如在經濟上主張本土優先，希望優先保障本地人的經濟利益。但澳門本土意識中的這種排外和封閉色彩並沒有發展到自我隔離的地步。對於中央提出的「一臂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等發展戰略以及「泛珠三角」合作、粵澳合作、閩澳合作等區域合作專案，以及促進內地與澳門的通關便利化、爭取澳門單牌車進入內地、實現內地與澳門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有利於加強交流合作的政策，澳門都表現出積極的態度。因此，澳門的本土意識呈現出封閉性與開放性並存的特點。在謀求自身發展時，其既希望減少外來競爭，保護自身利益，同時又願意主動融入國家的發展進程中，希望充分利用「一國」的優勢，切實發揮祖國內地的堅強後盾作用，表現出開放性和包容性的特點。

澳門的本土意識之所以會呈現出這些特徵，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人口構成上，香港是個移民社會，在香港的人口構成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內地的移民。1991年香港人口普查資料顯示，香港人口中在本地出生的約占60%，在內地出生的約占34%。換言之，在香港當時的600多萬人口中，有超過200萬人是在不同時期由內地移居香港的。151而基於歷史原因，在移居香港的內地人中，又有相當大的部分由以下幾類人構成：1948至1949年國共內戰接近尾聲期間，因政治原因而移居香港的國民黨官兵、知識份子和資本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因對革命新政權的不信任和恐懼而移居香港者；20世紀60年代因生活困難或受歷次政治運動衝擊而避居香港者。這些居民及受其影響的其他居民中的一部分可能會對內地的政治制度抱有一定的成見。澳門也是一個移民城市，根據1991年澳門第十三次人口普查的資料顯示，在澳門的人口構成中，在澳門出生的人口僅占總人口的三分之—，其中在中國內地出生的人口占總人口的50.3%。181但與香港不同的是，在移居澳門的內地人中，大部分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到澳門定居的,他們對內地的政治制度沒有激烈的抗拒和抵制心理。人口構成的不同及由此產生的對內地政治制度的不同心理態度是導致港澳兩地居民國家認同情況不同的原因之一。

其次，港澳兩地不同的歷史發展脈絡及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不同的管治風格和管治能力，也是造成港澳兩地居民國家認同情況不同的原因之一。在20世紀60年代，澳門與香港分別發生了「一二•三運動」和「六七運動」，不同的是澳門的「一二•三運動」取得了成功，而香港的「六七運動」則遭遇失敗。這兩個運動成為港澳兩地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分水嶺。在香港，「六七運動」迫使港英政府開始改善對香港的施政，通過「行政吸納政治」等一系列懷柔政策和現代化的治理措施，提升香港居民的生活水平，增強香港居民對英國政府的認同程度。而在澳門，「一二•三運動」之後澳門成為「半個解放區」，澳葡政府對澳門本就薄弱的管治基礎進一步被削弱，在施政過程中，澳葡政府更加傾向於「不作為」，愛國社團逐漸成為管治澳門的重要力量。在此情況下，澳門居民對祖國的認同自然就與日俱增。

最後，在經濟上，雖然港澳兩地在經濟上都髙度依賴內地，水、電等必要生活物資都依靠內地供應，企業也依賴內地的原料和市場，但相比而言，澳門的地域面積更小，自然資源更為短缺、經濟規模和市場也更小，對內地的依賴程度更高。這就使得澳門更不具備條件與內地進行切割，也使得澳門居民更明白澳門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的支持，促進了澳門居民的國家認同。

三、澳門本土意識的影響及其引導

澳門日益發展壯大的本土意識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國兩制」實踐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因此，必須加強對澳門本土意識的正確引導，以期發揮其積極作用，防範和遏制其消極作用。

在積極方面，強調澳門的本土意識，有利於在琿重「一國」的前提下，增強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對澳門當地歷史、文化等的保護意識；也有利於提高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從而加強對政府施政的監督，提升澳門社會的民主治理水平；還有利於增強澳門居民對澳門的歸屬感、責任感，增強社會的凝聚力。對此，應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比如，可以借助對澳門本土文化、歷史遺跡等的保護，發展澳門的特色旅遊業，增加澳門旅遊業中的非博彩元素，進一步推動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同時，還可以借助保護澳門本土文化的機會，努力將澳門文化打造成為中華文化中具有自身獨特價值和內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進一步弘揚和發展中華母體文化，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國家對外開放的新格局中發揮獨特作用。2017年，國家發改委和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定》明確指出，要「推進澳門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文化交流是經濟合作的紐帶，澳門特別行政區是我國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和技術連接的中心之一，有悠久的多元文化並存交融的曆史，如果能充分挖掘澳門文化中的多元文化並存交融、不同族群和諧共處的基因，切實發揮澳門在弘揚中華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融合方面的優勢，不僅有利於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建設，也有利於加強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及葡語國家間的經貿往來，在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及國家「走出去」發展戰略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另一方面，澳門的本土意識也可能在以下幾個方面為「一國兩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全面準確貫徹落實帶來負面影響。

第一，過分強調澳門的本土意識，容易強化澳門居民對「澳門人」的身份認同，可能會影響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對國家的認同。雖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並未有人明確提.出「澳門人不是中國人」的主張，但也有人將我國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靈活處理和特殊安排曲解為持有葡國旅行證件的澳門居民就不是中國公民，提出「澳門人在法律上已經不是中國人」的錯誤觀點，企圖混靖視聽，製造「澳門人」與「中國人」的身份對立，值得引起警惕。

第二，澳門的本土意識存在著被某些不法勢力利用，演變成為政治上的，分離或獨立意識的可能。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也有部分人士打著本土主義的旗號，有意將澳門的本土意識引向政治上的分離傾向或獨立意識。比如，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政制發展問題的討論過程中，也曾出現過「自己的城自己救」、「自己政府自己揀」之類的口號和主張，及希望通過在特區內部發動「民間公投」來影響澳門特區政制發展的非法行動。

第三，過分強調澳門的本土意識，也容易導致地方保護主義，助長澳門居民害怕競爭的心態，削弱澳門居民的進取心和競爭力，長期來看不利於澳門整體競爭力的提升和可持續發展。

第四，過分強調澳門的本土意識，還易滋長澳門居民的排外心理，使澳門居民將內地與澳門的制度和文化差異放大，片面看待國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增加澳門居民對內地同胞及內地不同制度和文化的抵觸或排斥，影響「兩制」之間的交流合作，這既不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利用「一國」的根本保持自身的穩定和發展，也不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發揮「兩制」的優勢促進國家整體的發展。

對此，筆者認為應當從以下兒個方面人手，防範澳門本土意識的消極影響。

第一，堅持本土意識與國家意識的統一，遏制本土意識可能帶來的分離或獨立傾向。

要遏制本土意識可能帶來的分離或獨立傾向，澳門特別行政區首先必須正確理解本土意識與國家意識之間的關係，堅持本土意識與國家意識的統一。實際上，在「一國」之內，本土與國家是分不開的，本土是國家之下的本土，國家是由各個不同本土所組成的國家。澳門的本土利益與國家的整體利益息息相關，國家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穩定發展提供支持和保障，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穩定發展又反過來有利於鞏固和維護國家的統一並促進國家整體的發展。因此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本土意識與國家意識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但必須注意的是，如果本土意識與國家意識(本土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我們必須優先強調國家意識，優先保護國家利益，因為國家代表的是包括澳門居民在內的全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整體利益應當優先於局部利益得到保障。這實際上也符合「一國兩制」的根本精神，即「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如果「一國」與「兩制」發生衝突，那就要優先保護「一國」的利益。因此，在處理本土意識與國家意識的關係時，必須堅持本土意識與國家意識的統一，不能以本土意識對抗或排斥國家意識。唯有如此，澳門的本土意識才不會被國內外反對勢力引向分裂或獨立意識的深淵。

第二，注重增強自身競爭力，防止本土意識可能帶來的地方保護主義傾向。

在經濟全球化早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主流的今天，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幾乎是無法避免的。地方保護主義雖然能夠在短期內減少競爭，保護本地利益,但從長期來看會導致本地競爭力的下降，影響本地的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為此，中央多次強調「必須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這就是希望港澳能夠進一步增強自身競爭力，既維護港澳的穩定發展，同時也因應國家所需，發揮港澳所長，促進國家整體的發展。因此，澳門必須注重增強自身競爭力，摒棄地方保護主義的傾向，勇於面對競爭和挑戰，而不能以保護本土的名義對抗全球化的進程。

第三，堅持「兩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防止本土意識可能帶來的封閉或排外傾向。

對於澳門的本土意識可能帶來的封閉或排外傾向，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都應當積極採取措施，加強「兩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就中央層面而言，中央應當一如既往地通過加強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內地的區域合作，繼續推出和實施相關「惠澳」政策來支持澳門的穩定發展。同時，中央還應當通過推動澳門與內地的通關便利化；加速兩地蕋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研究出臺便利澳門居民在內地學習、就業、生活的具體措施，切實保障澳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內地享有平等的國民待遇等方式，為內地與澳門之間進一步的交流合作創造條件。而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層面而言，澳門也應當用好用足中央的各項政策措施，加強與內地的區域合作；同時逐步消除影響澳門居民到內地學習、就業、生活的制度和法律障礙，鼓勵澳門居民到內地生活、發展。交流與合作既是促進內地與澳門共同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防止和減少澳門封閉、排外傾向的有效方法。

四、結語

「本土」一詞本為中性詞，無好壞褒貶之分，「本土意識」作為一種對自己成長、學習、工作、生活地方的熱愛、認同和歸屬感，是人類情感的自然體現，本也無可厚非。只不過由於在香港回歸以後，部分追求「港獨」的人士利用「本土」包裝「港獨」，刻意將「本土意識」極端化為與國家相對抗、相分離的意識，才使得「本土意識」蒙上了「分離意識」的汙名，籠罩上了「港獨」的陰影。而回歸以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本土意識」的產生、發展及其表現特徵則證明，只要堅持「一國兩制」的原則和框架，堅持「愛國」與「愛澳」的統一，加強對「本土意識」的正確引導，「本土意識」也可以取得與「國家意識」的統一，可以為國家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共同發展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