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世時一直說是自己摔傷的
1935年10月,由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根據地。11月,中共中央黨校在瓦窯堡成立,董必武任校長。其宗旨是培訓和輪訓地方幹部地委以上和軍隊幹部團級以上有獨立工作能力的黨的實際工作者和軍隊的政治工作者,分高級幹部班和中級幹部班。1937年2月,中央黨校遷入延安。1938年5月,馬克思列寧學院在藍家坪成立,張聞天任院長。這是一所以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基本理論爲重點的幹部學校。1937年8月到達延安並於1938年11月20日與毛澤東結婚的江青就在馬列學院學習。
1939年7月10日,中央黨校高級幹部班的學員要求毛澤東去作形勢報吿。與此同時,毛澤東也接到了馬列學院學員要求作報吿的請柬。毛澤東對周恩來說:「恩來,你從大後方來,外邊的形勢大家都想知道,你去中央黨校,我去馬列學院,要不,我一個人怎麼去兩家呢?」周恩來同意。這時,在場的江青說:「讓我也去聽周副主席的報吿吧。」毛澤東說:「你條件不夠嘛。」江青說:「人家去學習學習嘛。」毛澤東說:「你還是跟我去馬列學院吧。」江青又說:「聽完報吿,我還想看文藝表演。」毛澤東不耐煩地說:「那好,你和周副主席去吧。」
從中共中央所在地楊家嶺到黨校所在地要渡過延河。旱季時,河水較淺,可以乘車過去。但時值夏季,河水暴漲,河上還沒有架橋,汽車根本開不過去。毛澤東當即叫來警衛員王來音,牽出他的坐騎大青馬給周恩來用。毛澤東還是不放心,又讓警衛員蔣澤民隨行。江青騎了蔣澤民的馬,蔣澤民只好步行。
過延河時,水齊腰深。王來音給周恩來牽着馬,走在前邊,江青騎馬緊隨其後,蔣澤民在最後邊。
過了延河後,王來音鬆開了大青馬的繮繩,坐在河灘上穿鞋。這時,剛剛上了河灘的江青突然心血來潮,兩腿一夾,揚起馬鞭,對着坐騎就是一鞭。馬猛烈地跑起來,一下子與大青馬拉開了距離。大青馬與江青騎的馬原來是一對,見江青的馬跑在前面了,馬上加快速度追了上去。兩匹馬在河灘路上飛奔起來。江青的馬即將跑完河灘路,拐向河岸上的小道時,驚險的一幕發生了:一條狗突然從農戶院內竄到小路上,狂叫着撲向江青的馬。江青驚慌失措急忙撥轉馬頭,恰好撞上從後邊追上來的周恩來的馬,把周恩來撞了下來。周恩來摔得很重,右側小臂肘端撞在石頭上,造成粉碎性骨折。隨行的警衛人員趕上去時,周恩來已經站起來,用左手扶着受重傷的右臂,咬緊牙關,一聲不吭。警衛人員扶着周恩來步行到黨校的會客室。中央警衛處立刻派來了幾位大夫,做了簡單包紮。大夫問:「你怎麼從馬上摔下來了?」周恩來忍着痛說:「自己不小心,掉下來了。可能是一年多沒騎馬,生疏了。」周恩來登上講台,忍着劇痛,作了兩個多小時的報吿。講完之後,幾乎暈倒在講台上,被學員們擡到黨校醫務室進行治療。
警衛員王來音和蔣澤民經過再三考慮,還是把周恩來摔傷的經過報吿了毛澤東。毛澤東立刻派祕書葉子龍探視周恩來的傷勢,同時批評江青:「你出什麼風頭!你耽誤了多少大事!」當時延安的人都以爲是周恩來自己摔下來的。鄧穎超從重慶回到延安,自知理虧的江青經常去看望周恩來夫婦,有時難過得都哭了。對江青的表現,鄧穎超覺得奇怪,周恩來自己摔傷了,她爲什麼難過?直到周恩來逝世後的1977年,鄧穎超才知道真相,原來江青是周恩來右臂骨折的罪魁禍首,而周恩來在世時一直對她說是自己摔傷的。
中央決定讓其去蘇聯療傷
周恩來受傷的消息一下子傳遍了整個延安。一流的醫生都來探視,商量治療方案,先用兩塊板子把右臂吊起來,並及時換藥包紮。骨折後的疼痛非親歷者不能體會,周恩來疼得滿頭大汗。大夫幫他脫下上衣檢查傷勢時,襯衣都溼透了。在場的印度大夫柯棣華責備他不愛護自己的身體,周恩來卻說:「一個人只要還活着,就應該爲黨工作。」在八路軍里,人們常常這樣說。柯棣華日記中有這樣一句話:「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淚。」周恩來知道這個傷短時間內好不了,會有相當長的時間不能用右手寫字,於是開始練習用左手寫字。
延安的大夫們對周恩來進行了一個半月的治療,雖然用力按摩並做熱敷,但臂骨癒合得很不好。右肘仍舊不能伸直,處於半彎曲狀態,右臂肌肉也開始萎縮。由於延安醫療條件有限,他們只好把病情如實報吿中央。中央決定讓周恩來去蘇聯療傷。
延安方面致電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請求派專機送周恩來到莫斯科。抗戰期間,航空資源極其緊張。航空委員會正在犯難時,延安又致電聲稱已請求蘇聯派專機來接。蔣介石聞訊,嚴令航空委員會必須派專機到延安送周恩來赴莫斯科。
8月27日,周恩來在鄧穎超、王稼祥、陳昌浩和孫炳文烈士的女兒孫維世陪同下離開延安赴蘇聯就醫。他們乘蔣介石派來的道格拉斯飛機先飛抵蘭州,又帶上劉少奇的孩子劉允斌、劉愛琴,高崗的兒子高毅和陳伯達的兒子陳小達,再飛抵迪化(今烏魯木齊),停留了4天。周恩來與新疆省主席兼邊防督辦盛世才以及八路軍新疆辦事處的鄧發、陳潭秋、毛澤民、黃火青進行了多次談話,最後經阿拉木圖飛抵莫斯科。
治病期間,周恩來還做了大量工作
9月的莫斯科正下大雪,周恩來直接住進克里姆林宮醫院。蘇聯醫療專家對周恩來進行了三次會診,仔細討論了治療方案。每一次會診,周恩來都在場。最後擬定了兩個較爲可行的方案,供周恩來選擇。第一個方案是把肘關節拆開,重新接上,好處是一旦癒合,右臂能夠恢復到從前的狀態,可以運動自如,缺點是所需時間長,痛苦太大,而且有不能痊癒的風險。第二個方案是保守治療,強力拉展已經癒合的肌肉,好處是治療時間較短,缺點是癒合後右臂只能在40至60度的範圍內活動。周恩來聽後,立即表示接受第二個方案,說:「國內工作很忙,不允許我在國外長期治病。只要能夠用它工作和生活,我就滿意了。」
手術是9月19日進行的,只切除了一小塊突出的骨頭,一周之後即拆線。經檢查傷口已經全部癒合。拆線之後,主要的治療措施是按摩、烤電、運動和浴療,使萎縮的肌肉恢復正常,使手臂逐漸恢復運動機能。即使保守治療,仍然異常痛苦。打進麻醉藥後,用強力把胳膊扳到一定的伸展角度,加以固定。這些治療手法,周恩來以極強的毅力堅持下來了。由於他配合得很好,治療過程比較順利。治療過程中,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祕書的師哲在醫院爲周恩來做翻譯,每天陪伴着他。
在蘇聯期間,周恩來與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多次接觸,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一項是與斯大林商量,由周恩來此前送到蘇聯的瞿秋白、蔡和森、張太雷、蘇兆征、趙世炎、王若飛等人的孩子,與這次帶來的孫炳文烈士的孩子和幾個中央領導人的孩子只求學、不上前線參戰。斯大林表示同意。此事足以表現周恩來對革命烈士和戰友的深厚感情。
1940年2月底,周恩來乘火車從莫斯科到阿拉木圖,再乘蘇聯專機經迪化抵蘭州。同行的有鄧穎超、任弼時和夫人陳琮英、蔡暢、師哲(身份是祕書)、陳郁(身份是副官)、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即岡野進,化名爲林哲,身份是參謀)、印尼的阿里阿罕(化名王大才,身份是警衛)等8人。當時共產國際給了中國共產黨一些活動經費,平時由任弼時帶在身邊,出蘇聯國境和入中國國境時,就放到周恩來的公文包里。周恩來當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中將軍銜,出入境時享有中蘇雙方的豁免權。周恩來在蘭州停留3天,在西安停留4天,相機做了國民黨高級將領蔣鼎文、胡宗南等人的工作,於3月26日到達延安。27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延安舉行盛大歡迎會,歡迎周恩來回國。毛澤東和所有中央領導同志都參加了歡迎會。
從此,周恩來的右臂就一直沒有伸直過。他帶着傷臂管理着我們這個歷史悠久和人口衆多的國家,直到1976年1月8日去世。
(楊發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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