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省三是目前唯一還在世的國民黨戰犯，如今已102歲，居住在香港。
　　下面是蔡省三的自述：
　　1951年10月26日，上饒市召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公審大會，上萬人聚集在上饒體育場，群眾情緒激昂。在陣陣聲浪當中，我低著頭，被五花大綁押進會場，只聽見一個高昂的女聲宣布：「判處蔡省三等九名反革命首惡死刑，立即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我頭腦一片空白，眼前發黑，耳朵轟鳴，腳也軟了，等待我被執行的那一聲槍響。九個人中有一個叫高清源的，當場被嚇得失禁。另有一個叫陳連蘇的，開始破口大罵、然後嚎啕大哭。
　　我全身哆嗦，等待那一聲屬於我的槍響。等待許久卻始終不見響動。正當我感到有些蹊蹺的時候，法警將我重新押上車，囚車居然開回了監獄。數天後，我接到判決書，才知道就在槍決執行前，審判官接到上級通知「槍下留人」，改判我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1949年，江西。承蒙蔣經國的提拔，我時任國民黨「國防部」青年救國軍贛東青年服務總隊少將總隊長。當時國共軍事政治對比的形勢已經越發明朗，由於我一直都是蔣經國身邊的「紅人」與「得力幹將」，許多國民黨軍政官員紛紛找到我，希望我能「遞句話」、疏通關節，盡快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到臺灣再作長久計議。而我卻不為所動，我說我不跟妳們走，因為我很不服氣。
　　國民黨最後一列撤退的火車經過貴溪浙贛線，蔣經國身邊的一個侍衛長專門停車找我，勸我隨著車撤退，說此地不宜久留，被共產黨抓住就是死路一條。可我還是拒絕上車，並托他向蔣經國代話，說我蔡省三留下一定會「有所作為」。
　　迫於形式，我化裝成擺攤的小販潛伏上饒。「鎮反」運動開始後，我原來的那些「老部下」接連被捕，我深知情況不妙。一天夜裏，我正在家裏睡覺，突然外面有人「鏜鏜鏜」地拍門說要查戶口，結果一開門，嘩嘩嘩，大隊人馬一下子沖進來，拿著槍把我團團圍住。
　　上饒的公審大會「槍下留人」一幕，讓我和閻王打個了照面卻死裏逃生。其中的原因，後來我分析有可能是我在關押期間寫過的一篇分析1949年後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評論文章，引起了地方首長的註意；而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正是我 「蔣經國舊部」的身份。
　　當年我離開老家、投筆從戎，獨自闖蕩社會之時，當我追隨蔣經國豪情萬丈地投入「贛南新政」事業之時，我無論如何也不曾預料到今天我會以「戰犯」的身份，與這些曾經的敵人一起關押在這裏。當然，我也不曾預料，在今後的歲月裏，這座高牆之外政治風雲變換、高牆之內悲喜冷暖。而我離開這裏，卻將是在整整25年之後的事情。
　　1937年，19歲的我在上海讀完高中，時逢「七七事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在全國招生。這個訓練團團長為蔣介石，被譽為國民黨幹部的「最高學府」。我以江西第一名的地位被錄取。很快，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我也成為國民黨第一批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在蔣介石的率領下進行宣誓。兩年後，我完成了學業，與十幾個江西籍的同學由武漢回到江西。
　　當時，蔣經國從蘇聯回國不久，擔任贛州專員兼保安司令，並緊鑼密鼓地籌建三青團江西支團，正在大力物色人才。而我由於工作積極，良好的口才而突現於年輕人群體，很快被蔣經國發現，他派人把我找去見他，那也是我第一次見到他本人。
　　那天蔣經國穿著一身工人服，戴鴨舌帽，腳上一雙草鞋，很質樸。他問我：「妳這麼年輕，為什麼不讀書？」
　　我說：「我是投筆從戎啊！」
　　他講：「妳投筆從戎也很有志氣，有什麼特長，妳能夠做什麼？」
　　我說：「我能唱歌演戲寫文章。5月我剛在報紙發表一篇文章，寫日本人對中國的經濟侵略。」
　　他說：「我知道這篇文章，上下篇，我看過。」
　　我說：「我也會演戲，也編了兩個劇本。唱歌方面呢，黃鶴樓舉行萬人大合唱，我指揮萬人大合唱《義勇軍進行曲》。」
　　蔣經國聽過連說：「好、好，那妳很善於做宣傳工作。我們成立了江西青年宣傳大隊，妳當大隊長。」
　　這讓我吃驚不小，我連忙推托說：「我年紀太輕，參加演戲是群眾活動，我當個演員什麼的也許可以，但讓我帶隊伍，我的能力可能還達不到。」
　　蔣經國說：「妳可以的，沒問題。」
　　蔣經國善於發動青年人的熱情，善於鼓動。比如有一次在冬天，早晨我們有一個升旗典禮，本來是很莊嚴的儀式。結果蔣經國把上衣一脫，喊道：「是好漢跟我一起來！」就領著我們跑步。冬天的早晨，即使是穿單衣服也必須不停地運動，否則就一定會凍僵，更何況還是赤膊上陣呢。所以一場鍛煉下來，我們所有人都是累得滿頭大汗。
　　再如有一次我們參加修機場，蔣經國帶領我們帶著所有工人，男男女女都來參加挑土，他也是赤膊上陣，激情得很。
　　這是工作方面的狂熱，在娛樂方面也是如此。一次蔣介石過生日，我們組織許多活動和遊戲祝壽，其中一個活動叫「吃面條比賽」：滿滿的一大碗面，在固定時間裏，看哪個人吃得快、吃得多。結果蔣經國帶頭參賽，吃得「昏天黑地」，居然他還真拿個冠軍, 大家笑啊跳啊，現場氣氛真是狂熱。
　　蔣經國回到重慶後，在1943年12月開始創辦「三青團中央幹校」，由於在贛南這段共同的經歷，26歲的我也被他調任「中幹校」支團部書記，來主持幹校的組織建設和政治思想工作，我當時感激於知遇之恩，豪情萬丈，提出要把「幹校」辦成是「第二黃埔、政治黃埔」的口號，大力培養「太子系」的人才。
　　我的第一任夫人曹雲霞正是在贛南時期蔣經國的學生，婚禮舉行的那天，蔣經國放下了手中的一切公務，回避了所有的應酬，特意換了一身長袍，笑容滿臉地來到婚禮會場，極鄭重地送了我們兩人八個大字：「同心同德，為國為民」。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重慶城也是徹夜狂歡，蔣經國也跟我們一起徹夜狂歡，一起慶祝勝利。他忘乎所以，著實喝了不少酒，把上衣都給脫了還繼續喝酒。我們也忘其所有。這是我見到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狂歡。
　　很快，國內戰場情況急轉直下，一次戰役中我也險些被俘虜，有些身邊的人就開始勸我早作打算，早到臺灣去，再作長遠計議。蔣經國也找我談話，問我的態度。我當時非常頑固地說，我就是流血也要讓鮮血流在大陸的土地上。
　　1975年，我們這些在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被關押了25年的最後一批國名黨戰犯，在管教幹部的帶領下來到戰犯所禮堂，集中收聽中央的「重要廣播」。結果我們聽到的是人大決定：特赦全部在押戰犯。大家聽到「全部在押戰犯」，歡騰一片，不斷地歡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
　　3月19日，293名特赦戰犯匯聚北京。我們受到了葉劍英、華國鋒等領導代表中共中央的接見。輪到我發言的時候，我一上來就哭了。站在那先是非常感謝，我說：「八年抗戰，為了民族的生存，我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可是也很對不起黨，也很對不起毛主席。我蔡省三去到社會上決不叛離祖國，決不做有悖人民利益的事情。我現在很感慨，因為我經過那麼多死亡關，這些‘妳死我活’的‘敵人’這麼優待我，我心存感激，對共產黨的政策很感激。」
　　當時中央就對我們宣布，被特赦釋放的人員願意回臺灣的，可以回臺灣去，還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政府也照樣歡迎。當時我想，我如果回臺灣去，也許還可以投奔蔣經國，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請。
　　開始的時候，臺灣當局表面上對我們是歡迎的，有文記載：「中央社香港分社社長曾恩波表示，臺灣歡迎該批前國軍軍官及黨政官員回臺。」也許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共產黨真的同意讓我們自由選擇出路，並允許我們到臺灣去。
　　1975年4月14日，我和原國民黨中將軍長王秉鉞、陳士章等最後一批特赦的國民黨戰犯，在特別的戒備下，乘軍車越過羅湖橋來到了香港。
　　羅湖橋口，幾百個香港和國外媒體的記者早已在那裏等候我們多時。我們剛一出現，就見外面的閃光燈唰唰唰地亮。話筒、攝像機、照相機幾乎貼到我們的臉上。一時間人聲嘈雜。記者們有的問我們是否認為自己是被「洗腦」，有的問我們是否是帶著「特殊使命」。這麼大的陣勢，說實話是我們之前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我們也沒有想到國民黨從大陸退敗臺灣近30年後，我們這些最後的國民黨戰犯的出獄竟然還會引起這麼大的反響。
　　可是當特赦成為現實，當回臺成為現實，當我們一行十人來到香港等待入臺時，臺灣當局措手不及，態度就有了180度的大轉變。說這些人不能接收，他們是統戰工具，是間諜，受中共利用的，特別是那個蔡省三。他們鼓吹說我們為共產黨宣傳。妳既然靠攏共產黨，那麼感激共產黨，妳還到臺灣來幹什麼。竟然還有報紙造謠說，蔡省三這個人已經給中共槍決了，現在這個蔡省三是假的，是中共幹部假冒蔡省三。
　　對於這些報道，我可以做到充耳不聞，我相信蔣經國對我是知根知底的，我甚至希望透過一些管道把我的情況和想法轉述給他，並且相信回到臺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事情的發展卻與我最初的想法南轅北轍。
　　此時，在香港的我們除了等待，別無選擇。過港簽證五次延期後，臺灣方面的態度仍然沒有任何改變。而就在這時，竟然傳來了我們同行十人當中的張鐵石已自殺身亡的消息，香港警察還發現了他的遺囑。張鐵石在遺囑裏寫到，他感覺到已經徹底絕望了。經過這麼多年的改造，最後的希望竟然在「家門口」這樣破滅。而我們見到遺體的時候，他還是穿著撫順戰犯所特赦時發的那套衣服。張鐵石的屍體在香港火化，骨灰寄存在殯儀館很久以後，才被允許運回了臺灣。人沒過去，過去的只是骨灰，人間最悲慘的事莫過如此。
　　臺灣方面的態度依然曖昧，回臺的條件一變再變，日期也一拖再拖。後來又有人提出要有人出面擔保，我說我在1949年前的歷史，臺灣許多人都可以作證，至於1949年以後，我們從來沒有和臺灣的朋友通過消息，臺灣的朋友誰能為我們擔保呢？要說擔保，最能為我擔保的是蔣經國先生。
　　由於情況復雜，又有人身安危之虞，在朋友的幫助下，我找了一個地方隱藏了起來。至此，申請赴臺特赦戰犯對臺灣徹底絕望。十人中，一人自殺、四人去了美國、三人返回大陸、只有我和王雲沛留在了香港。當時世界救援組織找到我，跟我說只要我發表反共聲明，就可以安排到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政治避難。我拒絕了。因為避難一定要依附另外一國，我投到外國就背叛自己祖國了嘛，就不做中國人了，是不是？那我不願意。我死也死在中國。
　　我送給蔣經國一首詩：月明清夜深思量，通今達變除舊章。安得青史著一筆，終是華夏好兒郎。
　　幾個月後，我的夫人曹雲霞由大陸來到香港團聚。當時我們都已年過半百，幾乎一無所有。只有在香港白手起家，重新開始我們新的生活。由於沒有錢，我們搬到淺灣一個土屋裏面去。我只能靠當時就靠寫字謀生、舉字聊饑。我每天至少要寫三千字的專欄才能勉強維持生計。
　　這個時候，蔣經國已是國民黨主席，是臺灣一號人物。在大陸看來，原來解放臺灣是對著「老蔣」的，現在換成了「小蔣」，臺灣該如何解放，又該如何與他打交道，很快《參考消息》刊登了一篇對我的專訪叫《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在文章中，我詳述了我所知道的蔣經國先生從政的經歷，與蔣經國的特點，歸納我對他的看法：蔣經國「三不會」：不會賣，不會向外國賣身投靠；二不會降，不會投降中共；三不會爛，將有一番作為。
　　後來我得知，這篇文章得到了當時已經病臥在床的周恩來總理的高度重視，周總理在文章邊緣批示：
　　請羅青長、家棟將蔡省三四篇，對四篇評論的真實情況進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侖、於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XX（兩字模糊）。
　　周恩來 1975年9月4日
　　1988年1月13日，我正在家中寫稿，突然看新聞裏播出蔣經國因心臟衰竭逝世的消息。看到這個消息，當時我感覺很可悲。畢竟年輕時有過一段一起奮鬥的經歷，但臨終時，我卻被他拒之於臺灣門外。想要送他最後一程，於是再次申請入臺給他吊喪，但結果依舊是「拒絕」。
　　直到1991年12月，我應臺灣新聞學會之邀，以香港著名「專欄作家」的身份終於登上了臺灣島。從1975年特赦、到香港申請赴臺、到真正成行，整整用了十六年。
　　我在他的墓前憑吊，有人問我對蔣經國的感情是不是很復雜？我說我十年追隨蔣經國，卻做了二十五年的班房。盡管他拒我於臺灣門外十六年，但畢竟年輕時他對我始終有知遇之恩。今天我來看看他，我也是在盡一個中國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