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溫州市老城區向西北行駛約5公里到雙嶼鎮，便是知名的「溫州鞋都」。
　　改革開放初期，溫州老城蒲鞋市（街道）洗脚橋下的一個個手工皮鞋作坊逐漸發展壯大，遷址雙嶼，形成了集約型産業群落。在鞋都方圓10公里走一圈，就能找到製作一雙皮鞋所需的全部上百個零件。並稱全國鞋業重要基地的「三州一都」（廣州、溫州、泉州、成都）在經歷各種産業外遷變動後，只剩溫州還具備這樣成熟完整的産業鏈。
　　雙嶼見證了溫州取得「中國鞋都」的輝煌，也經歷了民間借貸危機後老闆紛紛跑路的低谷。如今，鞋都仍滋養著制鞋産業鏈上幾千家公司，每天上下班高峰，這裏都是溫州市最擁堵的地段之一。
　　2月7日，虎年春節假期後的開工第一天，溫州路面上車流驟增。「工廠初七上班就開工，就目前來看，2022年前十個月的訂單量就比上年至少增加了30％。」巨一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董事長潘建中說，外貿公司一般在年初就會拿到全年生産訂單。受惠於中國疫情防控政策，企業産能穩定，原本因人工費上漲而流失到東南亞的外貿生産訂單，從2022年開始逐漸流回溫州。潘建中相信，這次訂單回流不會是短期現象。
　　挺過兩年疫情的衝擊，溫州鞋革業産值也正逐步恢復到2019年相當水平。「不過，疫情也讓這個傳統行業的一些弊端提前爆發了。」溫州市鞋革行業協會一位工作人員說，他辦公桌上一份名爲《全國規上皮鞋行業工業總産值的地區占比》的文件顯示，2020年浙江省全省的皮鞋産值在全國市場占14.59％，遠低於福建的57.47％。換句話說，溫州的皮鞋過時了。就像溫州其他支柱型傳統産業一樣，鞋革業同樣面臨如何轉型升級的困惑，正如「溫州模式」近些年遭遇的困惑。
　　「溫州模式，本質是民營經濟占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微觀經濟學研究室主任、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副秘書長杜創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溫州模式對今天仍可挖掘借鑒之處在於，如何讓市場經濟充分發揮活力。
　　疫情下的三角債困境
　　疫情一出現，貿易訂單馬上有反應。「起初是國內工廠停擺，無法生産供貨。等到國內疫情得到控制，工廠恢復生産，海外又開始了疫情流行，國內採購好的貨又發不出去了。」溫州一家外貿企業總經理夏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所在公司2020年的出口業務量縮水一半，加之運行成本上漲，公司2020年勉强盈利幾十萬元，只是往年盈利的零頭。
　　受疫情影響，2020年溫州鞋類出口幾乎被攔腰斬斷。據第三方機構對溫州六百多家鞋業出口規上企業的統計，當年出口數量同比下滑38.79％，年出口貨值同比減少99.47億元。
　　受全球疫情影響，國際航班班次消減，叠加海外港口裝卸能力不足等因素，出現海外空箱滯留嚴重、而國內「一箱難求」、航運價格攀升的現象。「眼看運費一倍、兩倍、三倍地增長，都快追上集裝箱本身的貨值了。」夏勇介紹，貨櫃從寧波港、上海港運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或德國漢堡，原來每個貨櫃只要每箱2800~3000美元，2020年漲到了每箱1.5萬美元，約合10萬元人民幣。
　　夏勇是溫州最早一批下海做外貿的體制內人員之一。上世紀90年代初，夏勇所在部門響應政府號召辦外貿公司，由於沒有正規經營權，和溫州其他合營、民營外貿公司一起，關係掛靠在全市唯一一家有經營權的國有企業。2000年後，公司改制，成爲民營企業。經過近30年的發展，夏勇的公司積累了鞋服、五金、建材、低壓電器、閥門、衛浴等幾十類産品的貿易資源。
　　物流成本倍增，對一些小微企業的打擊是致命的。夏勇公司的外貿商品主要來自溫州特色傳統製造工業，其中鞋服産品占比就超過了60％，産品附加值不高，一個貨櫃本身就只值三四十萬元的産品，運費成本不斷上漲，分攤到每件商品上的利潤微乎其微。每年八九月，歐美國家市場開始準備聖誕、元旦物資，是外貿交易高峰期。由於國內港口一櫃難求，採購好的貨物只能壓在車間。夏勇公司往年要運出去一千兩三百個貨運櫃，2020年只出口了幾百個。
　　很多民企都經歷了類似難題。2020年夏天，在溫州市鹿城區雙嶼鞋都的廠區，巨一生産的鞋子無法出口，都堆到了集團董事長潘建中的辦公室裏。
　　巨一集團兼具工業製造和進出口貿易。「因爲疫情，企業收款賬期在延長，企業運營成本增加。」潘建中說，原來公司出口美國只需15~20天，到歐洲35~40天，疫情之下，貨品運到美國需要四五十天，到歐洲可能要60天。收款周期延長，貸款利息增加，但國內企業材料月結、工人工資月付，企業運營成本在大幅提升，資金壓力很大。
　　「疫情打擊下，很多企業深陷嚴重的三角債問題，因爲上游拿不出錢，下游企業的經營壓力更大，2020年不少中小企業關停。」上述溫州市鞋革行業協會工作人員說，「疫情讓溫州鞋革業提前進入了洗牌期。」
　　2020年8月19日，溫州市政府出臺《關於進一步助力市場主體紓困支持企業共渡難關的若干意見》，制定了延長金融支持政策時限、階段性減免企業社會保險費、支持供應鏈上下游企業資金融通、加大外貿出口支持力度、推動出口轉內銷等政策。
　　夏勇說，從2019年下半年起，返還三項社會保險、房産稅緩交等政策，幫助企業降低了運營成本。就像病危時得到了呼吸機支持，企業在最難時得以喘息，至於之後能否活得更好，還是要看企業自己能不能開拓出新的市場和渠道。
　　「政策幫扶是爲了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只能說雪中送炭，但不能徹底解决資金問題。」他坦言，由於業務規模在疫情中大幅縮水，一家與夏勇公司長期合作的地方銀行突然壓貸50％，這對企業發展才是更爲致命的打擊。「公司雖然不至於馬上關門，但業務規模肯定會因資金縮水而進一步縮小。」夏勇擔心的是，公司因此進入「業務縮水-無法融資-業務規模受限」的惡性循環，而另一個潜在風險是，其他幾個合作銀行可能跟風壓貸，那時企業就真的無路可走了。
　　2021年9月下旬，眼看貸款到期還有兩天。溫州市金融辦給銀行發了公函，與銀行協商，夏勇最終拿到了上述地方銀行新審批的授信，但打了8折。「銀行貸款實際是折上折。」夏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用公司辦公房産進行抵押貸款，評估房産時打折，貸款審批時再打折。貿易講究的就是「産品好、價格低」，加之國際慣用的「賒賬賒銷」的付款方式，外貿公司的發展嚴重依賴資本實力。由於沒有資金支撑，夏勇公司交易額從最高時的1億多美元縮減到了現在的4000多萬美元。
　　溫州市金融辦企業服務處處長卓朝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除了與銀行協商不壓貸、不斷貸，還有貸款平移、分期代償、利息減免、利率優惠等十條具體舉措，這些並不是疫情出現後才發明的，而是從2011年溫州借貸危機發生後逐步探索出來的經驗。
　　持續爲民間借貸「排雷」
　　即便再難，夏勇也沒動過「民間借貸」的心思。「你找別人擔保，別人也會找你，萬一擔保鏈出問題，公司可能直接破産倒閉了。索性不趟這灘渾水，沒有錢，無非業務做小點，還能活。」夏勇說。
　　但無數溫州小微企業却在這點上栽了跟頭。2008年，已經創辦11年的芙蓉印務年産值達到了3000萬元。公司創始人、李幹周的父親决定擴大企業規模，與朋友合夥買地、建廠，還從德國引進了兩台當時最先進的打印機，單這兩台設備就花費了3200萬元。李幹周父親一直沒告訴家人，當時到底借了多少外債。
　　隨後兩年，隨著國家貨幣政策由寬鬆轉向穩健，很多得不到金融支持的民營中小企業轉而依賴民間借貸，甚至高利貸。2011年清明節後，溫州市龍灣區最大的一家制革企業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黃鶴突然失踪，被認爲是溫州老闆跑路第一人。據當時溫州市金融辦公布的數據，截至2011年9月底，由於無力償還債務，老闆跑路的企業數量，占溫州企業總數的萬分之二左右，牽涉到至少近十家銀行和數十家擔保公司，以及衆多當地居民，涉及金額可能超過百億元，由此引發「溫州民間借貸危機」。
　　危機爆發次年，全力維持公司運轉的李幹周父親突然生病住院，直到接手公司財務，李幹周這才得知，當時芙蓉印務已經欠下2.45億元外債，其中欠銀行1.8億元，民間借貸約6500萬元。2012年10月，芙蓉印務曾經擔保的一家鞋業公司出現債務問題，被擔保公司老闆跑路，芙蓉印務因此又背負了1000多萬元的債務。
　　「公司的業務空間還很大，但每天因爲債務問題奔波，我沒有精力管理業務、把企業做大。」李幹周回憶，他每天從睜眼就在算賬，當時公司因經營問題，年虧損1800萬元，平均每個月虧損150萬元。他既要想辦法填補虧空，讓企業運轉起來，又要想辦法完成銀行定期還款，應付隨時上門的民間債主。
　　更要命的是，在借貸危機四伏的大環境下，賬上沒有現金，就沒有生意夥伴。那時李幹周每天幾乎都被借貸填滿，不是還債，就是在借錢的路上，開車像開飛機，走路全用跑，爭分奪秒地借錢、還債。一邊從銀行貸款還民間借貸，一邊又從民間借高利貸還銀行的欠款，不停地拆東墻補西墻。當時每年民間借貸的利息就有約500萬元。爲了還債和維持公司運營，李幹周賣掉了自己的婚房和汽車，李幹周大哥和二哥的自有住房也拿去銀行抵押或變賣抵債，全家十幾口人搬進工廠辦公樓，以廠爲家。
　　然而，在十多年前，溫州民營企業融資並未如此困難。1980年12月11日，19歲的溫州姑娘章華妹從溫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領到「工商證字第10101號」執照，這也成了中國第一份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刊發文章《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首次公開提出「溫州模式」，即以生産小商品爲主，靠農民供銷員和農村集市購銷搞活流通渠道，靠一大批能工巧匠和貿易能手開闢致富門路。
　　繁榮的民間經濟催生了活躍的民間金融活動。上世紀80年代，一種被稱爲「抬會」或「排會」的信貸交易活動悄悄地在溫州各鄉村出現。最初只是幾個人組成一個互助會，每人出一筆錢，用錢的人付給其他人高於銀行的利息。《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中記載，在1984年前後的溫州，以這種方式進行流通的民間資金已超過了3億元，成爲當地私人企業發展最重要的資金動力。當時幾乎所有的業主都從「抬會」中借貸或出貸過資金。
　　雖然溫州民間金融幾經崩盤和整肅，但民間金融活動從未斷絕。杜創介紹，很多民營企業家既是借款人，又是被借款人。個人債主或民間借貸機構有很多甄別借貸風險的「土辦法」，比如借貸雙方來自同村同鎮，一方是被另一方看著長大的，容易獲得信譽擔保；再或者，借債企業就在民間借貸機構附近辦廠，債主可以時不時去查電錶，通過電力損耗判斷企業生産狀况等等。
　　「民間借貸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的融資需求。」杜創說，但也正因爲民間借貸的審核條件寬鬆，時常容易爆發系統性危機。
　　李幹周一家的危機也最終在2014年9月被引爆。一家長期與芙蓉印社合作的小額貸公司在收到300萬元還款後，不再借貸。芙蓉印社的300多名員工中，還有1/4以上是殘疾人士，福利性企業倒閉會帶來更大社會風險，李幹周走投無路，到永嘉縣金融辦尋求幫助。永嘉縣金融工作服務中心很快成立利率專項協調小組，從三方面幫助企業紓困，協調銀行對芙蓉印務不抽貸、不壓貸，協調銀行降低企業貸款利息，並通過政府應急轉貸資金，幫助企業低成本資金周轉。
　　轉貸是民間借貸鏈條上最容易「爆雷」的環節。臨近銀行貸款到期時，很多企業拿不出足够的資金還貸，就去民間借款，一來民間借貸利息高，一度達到25％以上；二是把錢還給銀行後，銀行不再授信，民間借款無從償還，企業只能倒閉，或是債款轉移到擔保方身上，從而衍生出新的民間借貸危機。
　　2011年下半年開始，溫州市政府就成立了應急轉貸資金，爲困難企業轉貸提供過橋（幫助）。「這些都是溫州的創新舉措。」卓朝華介紹，同時，業務部門通過梳理，將生産經營正常、市場前景良好、信用良好、只是遇到暫時性困難的企業列入「白名單」，進行有針對性的幫扶。
　　「單單銀行利息降下來這一筆，就幫我們省下了三四百萬元，這筆真金白銀就是幫企業重新活起來的新鮮血液。我當場就跟金融辦和銀行的人說，我有信心一定能把企業做好。」李幹周回憶說，解决了資金問題，第二年，公司就盈利了200萬元，生産經營逐漸恢復正常，到2018年盈利達到了1900萬元。
　　「民間借貸風波對企業最主要的影響就是資金鏈和擔保鏈破裂，解决企業債務危機，重點是緊盯‘兩鏈’。」卓朝華說，溫州排風險、控源頭、快處置，打出風險化解的組合拳，加强「政銀企法」四方聯動，實施了一系列穩企業、防風險的創新措施，推動溫州從「風險先發」到「率先突圍」。
　　作爲全國第一個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溫州從2014年3月1日起正式實施了全國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規《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該法規的核心內容之一，是「單筆借款金額300萬以上、或累計借款總額1000萬以上、或向30人以上特定對象借款的」民間借貸，要强制備案登記。這項要求的目的就是要將民間借貸行爲「逼」進政府監管的「籠子」，避免出現過去「幾百萬借款不打借條、一個電話搞定」的「義氣」現象，從而化解民間金融風險。
　　公開數據現實，登記中心2019年的登記量在90億元左右，2020年縮減到30億元不到。溫州市金融辦金融穩定處副處長朱婕分析，借貸登記規模縮小，固然有疫情的影響，但民間登記意願受政策影響會更大一些。
　　「民間借貸整體規模縮小是肯定的，只是縮小到什麽規模很難評估。」杜創表示，登記備案也是一種監管，自然會減少不規範的借貸行爲，同時，借貸危機爆發後，老百姓參與民間借貸會更加謹慎與冷靜。
　　不遺餘力地解决「融資難、融資貴」
　　在夏勇的印象中，2011年民間借貸危機爆發後，牽動整個溫州信用體系崩塌，金融環境變差，民營企業去銀行系統貸不出錢，「別說見行長，連銀行業務員都請不到」。
　　銀行壓貸從六七年前就開始逐漸出現了。公司原來每年單從其中一家國有銀行就能貸出1億元，借貸危機出現後，從2015年前後開始，銀行連年壓貸，到最後每年只能從上述國有銀行貸出3000萬元，貸款産品結構也不適合中小民企，夏勇只能放弃與國有大銀行合作，轉而向多家規模較小的銀行貸款。
　　「比起供給不充分，金融機構服務不平衡問題更爲突出，大企業信貸扎堆，小微企業一貸難求的現象普遍存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民營經濟研究中心課題小組在《民營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溫州實踐》一文中總結。
　　2019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大型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增速要在30％以上。2020年繼續加碼，要求大型商業銀行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增速高於40％。2021年，繼續貫徹30％以上的總體增速目標，並在減稅降費方面下重力，要求「務必做到小微企業融資更便利、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
　　但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指出，儘管相關部門採取了結構性貨幣政策來支持小微經營者融資，銀行業機構也已經不斷加大民營企業金融服務力度，但貨幣政策的傳導難以形成毛細血管式的渠道，企業融資難問題仍時有反映，具體表現爲貸款門檻高、貸款額度低、融資成本高、審批周期長等。
　　「大銀行給小企業貸款，天然存在困難，這是國家金融結構决定的。」杜創分析說，大型銀行從總行到地方支行業務鏈條長，爲控制金融風險，也爲防範企業與基層銀行分支機構合謀，放貸前會嚴格核對企業的「可驗證信息」，例如可信的財務報表，或具有高價值的有形資産及其他抵押品，而這些通常是小微企業所不具備的。加之銀企雙方信息不對稱、財務不透明、風險不確定等信用問題，一旦整體流動性不足，小微企業信貸規模就會首先受到限制。
　　2019年4月，溫州市「金融大腦」正式運行。該平臺綜合了民營企業在各個部門歸集的20多類相關經營數據與150多類標簽，通過數據深度挖掘技術，對全市範圍內企業進行風險識別，量化企業信用和風險程度，並將其作爲衡量企業金融風險的指標提示，幫助金融機構在各項金融業務的辦理過程中快速識別企業優劣。
　　「溫州人要强，企業能通過自己努力解决的問題，不會主動找政府幫忙，等到自己解决不了再去找政府時，問題可能已經比較尖銳了。」卓朝華說，處置辦承擔著類似於消防員的角色，不僅要有事後應對措施，還要有事前風險預警。
　　「某種程度上，我們構建了一個政府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金融閉環。」溫州市金融辦金融發展處處長劉逍介紹說，溫州政府一向不遺餘力地將解决「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當作助力民營企業經營的重點舉措。政府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通過信貸資金支持、發債等不同方式，有針對性地幫扶企業。如果企業紓困成功，可持續壯大，甚至上市；如企業沒能順利渡過難關，出現風險，則由企業金融風險處置辦做後續對接。
　　爲進一步解决「民間資金多、投資難，小微企業多、融資難」的問題，溫州市金融辦還推出了金融綜合服務平臺。「平臺相當於金融産品的綫上超市，一邊對接尋找融資項目的企業，一邊對接銀行，提供好的金融産品，以此解决銀企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兩多兩難困局。」溫州市金融辦統計監測處處長金長效介紹。
　　「溫州模式」背後的市場活力
　　「1月份各大門店賣得大張旗鼓，轉眼到了2月份，門店銷售活動幾乎全部暫停。」回顧2020年初的銷售情况，浙江康奈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副總經理蔡榮發說，原來作爲主要銷售渠道的專門店突然「沒飯吃」了。
　　疫情倒逼綫下銷售轉向綫上。蔡榮發回憶，原來鼓勵綫下門店做直播銷售，把庫存打通，沒人願意做，因爲綫下生意太好。結果疫情一來，瞬間把「上綫」率從20％提高到了80％。康奈很早就開始進行智能製造升級，從引進電腦切割、自動化縫紉機，到六個月後上綫巨一那樣的智能化生産手臂。
　　溫州市政府早就看到了信息技術對實體經濟創新和生産率的推動作用。2016年5月，《溫州市智能製造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6~2018》出臺，兩年後，溫州市又發布了《培育發展五大戰略性新興産業行動計劃（2019~2021）》，把數字經濟、智能裝備等五大新興産業作爲重點，2019年12月又公布了《傳統製造業重塑計劃》。
　　電壓電器行業龍頭正泰集團在溫州樂清的數字化車間，是2020年疫情過後溫州地區率先全面復工的工廠之一。車間裏已經看不見伏案的流水綫工人，取而代之的是機械手臂、焊接機器人和自動包裝機台。智能車間可24小時滿産狀態，降低43％運營成本的同時，生産效率至少可提高3倍。
　　官方數據顯示，溫州民營經濟貢獻了全市90％的稅收，完成了92％以上的工業增加值和95％以上的外貿出口，提供了93％以上的就業崗位，擁有99％以上的企業數量。溫州民營經濟的「99999」格局，遠遠高於全國民營經濟「56789」的水平。
　　不過，《溫州民營經濟藍皮書》其中一篇文章也指出，溫州大多數企業還處於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的初始階段，智能化成散點狀，産業鏈條短。已經智能化的工藝多集中在産業鏈中下端，「機器換人」大多僅限於某些工業環節，還未實現全覆蓋。
　　在産業結構上，傳統製造業仍是溫州的優勢産業，而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空間還很大。2019年，溫州電氣、鞋革、服裝、汽摩配和泵閥這五大支柱産業的規上企業總産值合計2286.63億元，占溫州市規上工業企業總産值的41.79％。另據《溫州統計年鑒》，同年信息産業規上工業物業總産值爲159.50億元，僅占全市的2.92％，低於浙江全省水平6.67％。
　　溫州自身也面臨著人才流失和企業家交班的挑戰。溫州大學人工智能專業研究生畢業後，很少選擇留溫工作，地處浙南的溫州，既融不入「長三角」的搶人大戰，也融不入「海西」的搶人大戰。另一份調研顯示，溫州第一代企業家平均年齡已經達到55歲，80％的一代企業家希望子女接班，而第二代企業家由於教育背景好、興趣差异大等原因，只有30％願意接班。
　　溫州市一傳統製造行業協會工作人員回憶，進入21世紀後的頭十年，溫州企業家積累了一定資本，很多人盲目投資，開始炒房、炒煤、炒大蒜，什麽賺錢投什麽，資本逐漸「脫實向虛」，恰恰在這時錯失了傳統行業轉型升級的窗口。加之隨後出現的借貸危機，溫州民營經濟整體向上的步伐被阻斷，以致大部分民營企業科技創新水平低、附加值低，陷入低水平內卷狀態。
　　溫州民營經濟轉型如何尋路？杜創指出，從傳統製造到高新技術，看似産業升級，但其實是兩撥人分別抓住了屬於自己的發展機遇，而不是某一個群體在不停地升級迭代。
　　杜創用了一個很有趣的類比，上世紀90年代的溫州看上海浦東的高新技術産業，或許就像改革開放初期，以國有經濟爲主導的東北看待溫州市場化經濟一樣。1990年代的溫州，傳統製造産業發展正興，企業沒有轉型必要。另一個現實問題是，那時溫州用地趨於飽和，沒有空間發展新興産業。不像改革開放初期爲「填飽肚子」那樣迫切，溫州企業沒有動力進行轉型或升級。
　　有研究文章指出，溫州民營企業整體仍以傳統低小散産業格局爲主。「多小散亂，看著是貶義詞，但在有些行業中，這樣的格局反而是好的、有活力的、能够分擔風險的。」杜創回憶，去年五六月份他到溫州調研，發現某個轄區有上千家鞋業設計和製造企業，且大多數爲小微企業，他很好奇爲什麽政府不推動企業合並。
　　後來調查發現，鞋服行業的設計製造周期長，年初就要設計第四季度産品，萬一押錯流行趨勢，産品壓倉，企業可能就破産倒閉了，而大量中小微企業的存在正好對沖了這一風險。而如果全溫州全市只有兩家巨無霸鞋企，一家押錯潮流趨勢，其最壞結果可能是全市一半從事鞋革製造的工人面臨下崗。更有趣的是，杜創發現，很多來自全國各地的小老闆到溫州鞋都撞大運，只做細分市場，賭對一次潮流，可能就發家了。
　　在杜創看來，多小散的産業格局反而有利於行業創新。小微企業爲發展壯大，會自主試探多種發展可能，而讓市場經濟充分發揮活力，正是溫州模式在今天的借鑒意義所在。
　　「怎麽轉型，如何升級，最終要交給市場判斷，企業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並不是100％數字化就是適合企業最佳選擇。」杜創說。原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溫州市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也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穩住産業升級不能脫離自身優勢，否則越努力越落後。
　　「保持原生態的市場活力，對溫州很重要，對國家層面的經濟穩增長也非常重要。」杜創說，經濟可持續增長最終依靠的是有活力的市場經濟，要讓民營經濟更好地發揮市場主體作用，讓民營企業探索更多可能。
（李明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