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談話30年兩岸經貿關係回顧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同志先後赴武昌、深圳、珠海、厦門和上海等地視察,沿途發表了關於改革開放的系列重要談話,即著名的南方談話。南方談話大大加快了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步伐,營造了促進兩岸經貿關係加快發展的有利環境。在南方談話30周年之際,回顧總結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歷程、特徵和經驗,從中得出有益的啓迪,以史爲鑒,有利於我們更好推動兩岸經濟融合發展,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奠定更加堅實的經濟基礎。
  兩岸經貿關係發展歷程回顧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30年來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總體上經歷了以下四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1992—2001年):兩岸經貿快速成長。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後,兩岸經貿關係即開始恢復,但整個20世紀S0年代和90年代初,兩岸經貿的規模仍然相對有限,到1991年,兩岸貿易額58億美元,大陸實際利用台資年度金額4.7億美元、累計金額8.5億美元。從1992年開始,無論是貿易還是台商大陸投資均呈現出快速成長態勢。貿易方面,1992年兩岸貿易額爲74.1億美元,1993年突破百億達到143.9億美元,到2001年進一步增加至323.4億美元,這一時期年均增長17.79%。大陸實際利用台資方面,1992年突破十億達到10.5億美元,1993年進一步達到31.4億美元,1994—2001年間多數年份均維持在30億美元左右的高位水平,到2001年實際利用台資累計金額達到290多億美元。
  第二階段(2002—2007年):兩岸經貿加速發展。2001年底,大陸和臺灣地區相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給兩岸經貿關係發展帶來了加速發展的嶄新機遇。2002年兩岸貿易額達到446.5億美元,較2001年增長38.06%,到2006年兩岸貿易額歷史性突破千億達到1078.3億美元,2007年進一步增加至1244.9億美元,是2001年貿易額的2.85倍,6年間年均增長25.19%,較上一階段的年均增速高出7.4個百分點。台商大陸投資方面,2002年大陸實際利用台資39_7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到2007年實際利用台資累計金額超過450億美元;若從臺灣經濟事務主管部門「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的數據看,2002年核准的台商大陸投資額首度超過50億美元達到67.23億美元,到2007年增加至99.71億美元,接近達到百億美元規模。這一階段,大企業開始成爲臺灣向大陸産業轉移的投資主體,長三角地區成爲台商投資集中度最高的區域。
  第三階段(2008—2013年):兩岸經貿邁向制度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對兩岸經貿發展也帶來了衝擊,2009年的兩岸貿易額、台商大陸投資額雙雙明顯下降。在此不利外部環境下,兩岸經貿關係却因兩岸關係的重大轉折而迎來新的發展機遇。2008年5月國民黨在島內重新執政後,兩岸在「九二共識」共同政治基礎上重啓海協會與海基會(以下簡稱「兩會」)的溝通協商,兩岸關係走上和平發展道路。2010年6月,兩岸「兩會」在重慶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標志著兩岸經貿合作步入制度化軌道。在市場動力衰減情况下,ECFA爲兩岸經貿發展提供了新支撑,2010年兩岸貿易額大幅度回升至1454.1億美元,較2009年增長36.90%;當年的台商大陸實際投資同比增長31.91%,臺灣方面核准的台商大陸投資更是同比增長104.65%。此後,《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海峽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等ECFA後續協議於2012年8月和2013年6月先後簽署,兩岸貿易延續了增長態勢,到2013年貿易額達到1972.8億美元,大陸實際利用台資年度金額維持在20億美元以上的較髙水平。
  第四階段(2014年以來):兩岸經貿融合發展。2014年全國兩會期間,「促進經濟融合」首次被寫入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對台工作部分,兩岸經貿關係在大陸主導下開始進入融合發展新階段。這一階段,兩岸經貿關係儘管屢屢受到島內複雜政治生態負面影響,但在大陸市場優勢和惠台政策的强力帶動下,總體上穩中有進,不僅經貿合作廣度繼續拓展,合作深度也得到强化提升。貿易方面,經歷了2014年至2016年的調整後,2017年至2021年連續5年正增長,尤其是2020年和2021年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衝擊下分別實現14.35%和26%的高速增長,充分表明兩岸經貿融合發展所具有的韌性和活力。台商大陸投資方面,儘管較此前有所減少,但依然保持了一定的活躍度,且以融入大陸消費市場或産業鏈體系爲導向的台商投資所占比重有所增加。
  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特徵
  在上述四個階段的兩岸經貿發展歷程總結基礎上,歸納提煉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特徵,主要表現爲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不平衡性,包括不平衡的投資格局和不平衡的貿易格局。從資本流動看,表現爲台商大陸投資遠遠多於大陸企業臺灣投資。根據臺灣經濟事務主管部門「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數據,1991年至2021年11月,核准台商大陸投資累計1972.11億美元;2009年7月之前,大陸企業不能進入臺灣投資,2009年7月至2021年11月臺灣核准的大陸投資累計金額爲24.57億美元,同一時期核准的台商大陸投資累計金額爲1194.31億美元,大陸企業赴台投資額僅爲台商大陸投資額的2.06%。投資高度不平衡的原因除了大陸經濟規模大、成長潜力高、投資機會多等客觀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也由臺灣方面對大陸企業入島投資開放度十分低且執行層面存在諸多苛刻限制等主觀原因造成。就商品貿易而言,表現爲大陸對台出口額明顯少於大陸自台進口額。1992—2021年,大陸對台出口額累計7282.04億美元,自台進口額累計26947.91億美元,後者是前者的3.7倍;大陸對台貿易一直處於逆差狀態,且逆差額逐漸擴大,先後於1993年、2000年、2004年和2014年突破100億、200億、500億和1000億美元,2021年達到1716.14億美元的曆史新高。貿易長期的不平衡與大陸市場需求大、台商大陸投資帶動自台進口、大陸台資企業出口品主要出口至歐美市場而非返銷島內等因素有關。
  二是複雜性,即兩岸經貿關係發展受到錯綜複雜因素的影響。從經濟層面看,一方面,兩岸經濟合作尤其是産業鏈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産業鏈中間的部分環節,其發展不可避免受國際經貿大環境變化的較大影響,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衝擊即是例證;另一方面,兩岸經貿合作模式自身面臨的挑戰,隨著內外經濟條件和經濟環境的變化,兩岸傳統上以台商大陸投資爲紐帶形成的經貿發展格局遭遇自身瓶頸及諸多現實困難,已經進入調整期。複雜性還在於兩岸經貿交流、産業合作的維持與深化都面臨諸多的非經濟因素造成的困難和障礙,尤其是來自臺灣地區複雜政治生態的干擾,這在民進黨再度執政以來表現尤其突出。2016年5月民進黨當政後,兩岸經貿制度化協商機制因民進黨當局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被迫遲滯;民進黨當局所推動的「新南向政策」、深化與美日的經貿聯繫、吸引台商大陸投資回流島內、打壓陸資以及積極配合美國主導的所謂「重組供應鏈」等經貿政策,都直接或間接蘊含了推動兩岸經濟朝「脫鈎」方向發展的企圖,是兩岸經貿融合發展的阻力。
  三是階段性,除了上述四個階段外,兩岸經貿融合發展又可以細分爲單向爲主的融合和雙向充分融合兩個子階段。在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進程尚未達到「共同市場」之前,基本上都是單向爲主的融合,實際上表現爲大陸爲主導的融合,主要是臺灣的資本、産品和人員融入大陸的經濟社會發展;在兩岸共同市場形成後,兩岸生産要素的可自由流動是一個基本條件,來自臺灣的要素資源會更多地融入大陸的經濟社會發展,來自大陸的要素資源也會較多地融入臺灣的經濟社會發展,逐漸實現雙向充分融合。
  主要經驗總結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曾談到:「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這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不斷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深刻認識和更好推動兩岸經貿關係發展,同樣需要從歷史中總結經驗。通過對30年兩岸經貿關係發展歷程和發展特徵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有利於兩岸經貿關係健康發展、行穩致遠的經驗。
  一是始終堅持由市場力量主導。兩岸經貿關係發展主要由市場力量所主導,2000年之前主要是大陸勞動力成本和土地資源豐富等資源優勢與臺灣地區資本優勢的組合;2000年之後,兩岸傳統的優勢都趨於弱化,大陸逐漸建立起規模龐大的消費市場優勢以及日臻完善的産業鏈配套優勢,成爲決定兩岸經貿關係發展走向的關鍵性力量。
  二是充分發揮台商的紐帶作用。數以萬計的台商到大陸投資是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重要紐帶。南方談話30年來,台資企業在大陸不斷發展壯大,既延續並拓展了其母公司及臺灣産業的生命力,也直接或間接促進了大陸經濟發展。以台商爲紐帶,兩岸基於産業鏈、供應鏈分工體系形成了緊密的合作關係,也形成了具有內在穩定性的貿易關係。
  三是持續强化政策的引導功能。無論是早期關於保護和鼓勵台商大陸投資的制度安排,還是爲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奠定根基的ECFA,以及近年來以「31條措施」「26條措施」「助力台企11條措施」和「農林22條措施」爲代表的推動台商台企更好融入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舉措,對於兩岸經貿關係的健康發展均起到了引導和支撑作用。
  四是堅定不移反對「台獨」。「台獨」圖謀和分裂活動是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破壞,也是兩岸經貿關係行穩致遠的最大威脅。過去30年兩岸經貿關係發展取得的突出成就,離不開兩岸同胞共同反對「台獨」的不懈努力,未來也唯有成功遏制「台獨」,才能避免兩岸經貿關係發展所取得的來之不易成果得而復失。
(周小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