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藏醉葉，留下一年秋
　　葉劍英曾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廣州市長。從1949年8月被任命爲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開始，到1952年8月離開廣州赴北京治病止，葉劍英主政廣東的時間剛好是3年。在這3年當中，葉劍英進行了一系列的開拓性的工作，爲廣東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許多重要的貢獻。
　　正在他大施拳脚之時，却沒有料到突如其來的一場風波席捲而來，最終導致他黯然離開廣東。
　　1952年6月，毛澤東突然將葉劍英、方方（注：廣東普寧人）、陶鑄召集到北京開會，批評華南分局領導在農民問題上「右了」、「慢了」，是「和平土改」。
　　「廣東的華僑比較多，父親在處理他們的土地問題時比較謹慎。父親跟我們談過，他到了南洋之後，看到有的人一大早起來打魚，再騎自行車到市場上把魚切成一塊塊地賣掉，晚上把剩下的魚尾巴帶回家吃，天天如此。然後把辛苦攢下來的錢寄回國，蓋個房子，條件好的或者再買塊地。因爲他有過去南洋的經歷，所以他知道那些有土地的人也並不都是靠剝削別人發家的大地主、大富豪。」葉劍英的女兒凌子回憶說。
　　此時的葉劍英，也深知一個新政權需要海外華僑的支持，因此他反對過於激烈的土改政策，慎重地鑒別他們真實的階層，處理財産。
　　葉劍英與方方領導的華南分局受批評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央指責他們在幹部使用上，過多地選擇地方幹部，犯了「地方主義」錯誤。作爲華南分局的最高領導，葉劍英把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並違心做了很多檢查。
　　3年來的緊張工作過度勞累以及不公正待遇造成的精神壓抑，8月中旬，葉劍英感到胸部疼痛，有時心律失常，中央派飛機將他接回北京治療和休養。
　　「離開廣州的時候，父親的很多下屬都哭了。父親說了句：『主帥無能，累及三軍。』我相信他內心肯定是一種深深的無奈。」凌子回憶說。
　　兩次「反地方主義」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至「文革」前的17年，由於受到「左」的影響，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廣東不少幹部受到打擊。廣東反地方主義先後有過兩次，涉及面很大，傷害的幹部相當多，影響了幹部的積極性。
　　第一次是1952年到1953年，當時，廣東省的負責人因爲廣東情况特殊，沒有完全按照中央的要求開展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此進行了嚴厲批評，認爲廣東解放後，在土地改革中「迷失方向，在農民問題上犯了右傾錯誤」，並認爲方方犯了「地方主義」錯誤。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第二書記馮白駒、第三書記方方等分別做了檢討，方方由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三書記改任爲第五書記。翌年，方方再次受到批判，並受到撤銷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五書記、廣東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職務的處分，一大批地方幹部也受到處分和牽連。
　　第二次反地方主義是在1957年底。在整風反右期間，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馮白駒和古大存因對五十年代初的「反地方主義」提出質疑，受到批判，由此有了廣東的第二次「反地方主義」，加之有人建議在組建海南區黨委班子時過多地提名海南籍幹部，被主觀地認爲存在著一個「海南地方主義反黨聯盟」，於是省委於當年12月作出《關於海南地方主義反黨聯盟和馮白駒、古大存同志的錯誤的決議》，報經中央批准，撤銷馮白駒省委書記和常委職務，撤銷古大存省委書記、省人委黨組副書記職務。第二年，又以古大存對其錯誤處分不做任何檢討，對處分不服爲白，報經中央批准，給予古大存撤銷省委常委、副省長職務的處分。
　　這兩次「反地方主義」，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尤其是第二次「反地方主義」，是在緊接著的反右派鬥爭之後進行的，嚴重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有的搞錯了，有的處分偏重。廣東的同志一直對兩次「反地方主義」有意見，多次提出要重新審查古大存和馮白駒的問題。
　　堅決平反「馮古」冤案
　　對廣東「地方主義」的平反，習仲勛投入了極大的精力。
　　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根據中共_十一届三中全會關於實事求是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精神，決定對這兩次「反地方主義」進行復查，並希望地方幹部和外來幹部都要正確對待歷史上的遺留問題，團結起來向前看。解決「反地方主義」問題遇到了省委幾位領導的極力反對，但習仲勛還是堅持復查這一歷史積案。當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心存疑慮地問及此事時，習仲勛堅決地回答：「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我被擠出廣東；另一種可能是把爲地方主義等平反搞成。」
　　1978年8月，中共廣東省委正式向全省發出《關於復查地方主義案件的通知》。《通知》指出：「當時認定古大存、馮白駒兩同志『聯合起來進行反黨活動』存在一個『以馮白駒同志爲首的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現在看來，這些結論都是不當的，應予以撤銷。」
　　但是，由於兩次「反地方主義」牽涉面廣，歷時時間長，復查起來非常困難和複雜。習仲勛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仍然關注這一案件。直到1983年，在陳雲、黃克誠和習仲勛等人的關心過問下，中共中央於這年2月9日發出《關於爲馮白駒、古大存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指出：「中央同意中紀委《關於馮白駒、古大存同志的問題審理意見的報告》，撤銷1957年12月廣東省委第八次全體會議（擴大）《關於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和馮白駒、古大存同志的錯誤的決議》，撤銷對馮白駒、古大存同志原處分的決定，恢復他們的名譽。」
　　這一案件複查後，一大批因古大存、馮白駒錯案而受牽連的地方幹部也先後恢復名譽，全省撤銷了原定處分的有1222人，其中屬於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幹部126人。同時，復查糾正了所謂「以馮白駒爲首的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陳恩地方主義反黨集團」等案件。經過復查，中共中央撤銷了對方方的處分，恢復了他的政治名譽。這宗歷時三十年的廣東「反地方主義」錯案，終於得以徹底平反。
　　對習仲勛在爲「反地方主義」這—錯案的平反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吳南生有這樣的評價：「習仲勛來到廣東以後，依靠省委作了大量工作，對^反地方主義』鬥爭進行復查。沒有習仲勛，我們當時很多話都不好說，也就沒法把平反『反地方主義』工作做好。」「習仲勛在處理廣東『地方主義』問題時，頂住層層壓力堅持復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落實了幹部政策。沒有他，廣東『地方主義』冤假錯案就不會這樣有成就。時間證明，習仲勛的做法是正確的，維護和調動了幹部的積極性，促進了廣東局勢的穩定和團結。」（摘自《習仲勛傳》，中央文獻出版社）
　　歷史自有公論
　　1986年葉劍英逝世後，中共中央的悼詞稱他「在領導廣東省的土地改革運動中，根據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同廣東省的實際相結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體政策，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新華社在《開國元勛德高望重，傑出領袖豐功偉績：葉劍英同志偉大光輝的一生》一文中高度評價了他主政廣東的功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0月初，葉劍英和陳賡指揮廣東戰役，14日解放廣州。他先後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廣州市市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華南軍區司令員，中南軍區代司令員，中共中央中南局代書記等職務。
　　1949年底至1953年，他領導了華南地區的剿匪鬥爭、經濟建設、民主改革以及廣州的市政建設等各項重大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
　　1950年2月，葉劍英主持制定解放海南島戰役的作戰方針和戰役計劃。5月1日，我軍解放海南島。
　　從1950年春開始，他在領導廣東省的土地改革中，根據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同廣東省的實際相結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體政策，注意保護華僑和民族工商業者的利益，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他還曾兼任華南墾殖局局長，親自領導開拓了我國橡膠和熱帶作物的生産事業。
（箐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