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說不上帥。他額頭寬大，濃眉大眼、鼻子挺闊，嘴也闊。這個形象被凝固在教科書中。
　　這張臉還曾嚇壞過人。《沈曾植年譜長編》裡記載了一個小故事，當時會試副考官李文田善於看相，他在沈曾植的聚會上遇到了初入京城的梁啟超。那時梁啟超剛冒頭，有了點名聲，李文田也對這位同鄉很是讚賞。但一見到梁啟超，讚賞竟變成了憤怒。他跺著腳對朋友喊：「此擾亂天下耗子精也！」
　　梁啟超窘迫地告退。李文田的相面似乎沒錯，日後的梁啟超的確「擾亂天下」，深度參與到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他從維新保皇，到排滿，再到革命，在民主和立憲間轉變，他可以一篇文章拉下一個皇帝，也可以幾十場演講柔情勸慰青年。
　　就如他在《少年中國說》追求的那樣，他56歲人生的各個面向都勃發著生命力。與一切自稱少年的油膩男不同，梁啟超真正實現了「男人至死是少年」。
　　他暢想了一個「少年中國」，那裡有朝氣蓬勃的年輕人，有熱情生活的現代公民。他給「少年」一詞賦予了革命性，使其風靡了一百多年。如今，歌手張傑也會唱「少年強則國強」。
　　在梁啟超誕辰150周年的今天，我們往回凝視那遙遠而模糊的梁啟超，從他那段人生履歷裡，讓那個「少年中國」逐步顯影。
　　走進中國近代史的愁容深處，梁啟超變生動了，他黑亮的眼睛顯出天真來。

「一團孩子氣」
　　知識份子也揮拳頭。
　　1897年，維新變法前一年，24歲的梁啟超和章太炎約了個飯局，他倆當時是《時務報》的兩支健筆。不過章太炎寫不出梁啟超的感染力，他對梁啟超有敬意。
　　但他對康有為自稱超過孔子很是不滿。而那時的梁啟超，又太愛康有為了。兩人帶隊，一場辯論變成了肉搏。
　　先是對罵，章罵梁這一邊是「教匪」，梁就罵章為「陋儒」。梁啟超的弟子梁作霖火氣最旺，出言威脅說，在廣東時，有人詆毀康有為，大庭廣眾之下就要被暴打一頓。說著他就要衝上來打章太炎這方一位老友。
　　章太炎《自訂年譜》裡，記載了打架這件事，沒提梁啟超有沒有動手，也沒寫明是誰打贏了。而在金宏達的《太炎先生》裡則寫道，梁啟超挨了章太炎一個大大的耳光。
　　這是一批尋求變革的青年，熱血上頭，可以為了主義、觀念動起手來。到了民國，梁啟超已是出了名的謙和，但他仍然裝了一肚子的不合時宜。
　　他鬧出的最大動靜是在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婚禮上，梁啟超禁不住徐志摩父親的堅持，再加上胡適的勸，勉強答應給二人證婚。
　　婚禮上，證婚人梁啟超在禮堂演說一篇訓詞，硬是把一對新人罵了一頓。是「大大教訓一番，新人及滿堂賓客無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聞之婚禮矣」。他質問徐志摩：「兩性愛情之外，還有你應該做的事情沒有？」
　　第二天，梁啟超給女兒寫信，怒氣還沒消，他寫道：志摩卻是很高潔，只是發了戀愛狂——變態心理——變態心理的犯罪。新婚夫妻來看梁啟超時，他還把這篇訓詞裱起來交給了徐志摩。
　　梁啟超的憤怒源頭很確切，他並不是守衛封建禮教，而是受不了「戀愛腦」，看不得心愛的學生因為愛情陷於困苦，甚至還擔心「那個人，把志摩累死」。最終來看，他這憤怒是一語成讖了。
　　但天真的人似乎都不記仇。梁啟超去世後，徐志摩籌措編纂《梁啟超紀念專號》，和胡適互訴悲愴。給朋友的信裡，他還寫道：「他比他同輩的人偉大多了，連孫中山也不例外。他把現代中國歷史帶進了一個新的時代。」
　　梁啟超與胡適也有一段現在看來甚至有點幼稚可愛的意氣之爭。
　　他在北大演講公開批評胡適寫的哲學史，聽那段演講的人撐爆了禮堂，窗臺上都坐滿了人。胡適回去就寫日記：「不通人情世故」「完全是衛道」。
　　不僅如此，梁啟超還請胡適給他的書作序，胡適認真且不算客氣地寫了序，提出了些質疑。然後梁啟超就小氣地把序放在了文末，還自己附了《複胡適之書》，卻不刊載胡適的答書。胡適不太高興，回去又寫日記。
　　梁啟超過世第二天，胡適的日記裡多了一段評價：「任公為人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

「中西文明之間的盜火者」
　　梁啟超人生中最少年意氣時，大約是他在上海辦報時。
　　1896年，北京的政治氣氛叫人沮喪，強學會被禁，權力鬥爭激烈，這幫改革派的年輕人紛紛離京，聚到上海。十裡洋場年輕又時髦，塞滿了西式生活，裝著北京胡同裡完全不一樣的新鮮知識。他們吃西餐，喝香檳和咖啡，搞西式募捐，像真正的社會活動家那樣流轉其中。
　　他們正在一場劇烈的知識革命之中。
　　許知遠在他的《青年變革者梁啟超》裡描寫了梁啟超他們在上海光繪樓的合影：
　　譚嗣同合掌而立，其他六人都盤腿而坐，或雙手放膝上，或雙手交疊。或許是尚不習慣面對鏡頭，他們的表情都木訥、惘然，絲毫看不出酒桌上的熱烈與興奮。
　　其中的梁啟超消瘦、年輕，這可能是他平生拍攝的第一張影像。這照片也象徵著某種上海精神：現代技術與古老佛法，救世之情與縱情享樂並行不悖。
　　當時的報紙放在今天，要算抖音、微信公眾號、微博、嘩哩嘩哩的總和。就像我們在21世紀之初經歷的互聯網資訊大爆炸，那也是一個資訊大爆炸的時代。而因為《時務報》，梁啟超成為全國第一大網紅，名副其實的頂流。
　　《時務報》裡第一次出現了無線電、X光、潛艇，就好像今年的自媒體一輪又一輪充斥著ChatGPT、引力波、轉基因。梁啟超甚至為中國引進了小說《福爾摩斯》，《時務報》的「域外報譯」中，開始連載四個短篇小說：《英包探勘盜密約案》（《海軍協定》）、《記佢者復仇記》（《駝背人》）、《繼父誑女破案》（《身份案》）和《呵爾唔斯緝案被戕》（《最後一案》）。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唐小兵把梁啟超稱作中西文明之間的盜火者，「他把西方的權力、民主、自由等知識和思想的火種引入到中國。」《時務報》創辦到辛亥革命之前的十幾年，成了梁啟超的時代。
　　很難想像，這個人就靠一支筆，極大攪動著這段歷史。引進一些新鮮事物之外，梁啟超更創造了一套全新的語言，他坦蕩蕩論國事，用放縱蔓衍的行文，來描繪這個時代的劇變。
　　「開民智」是梁啟超相信的第一要義。他甚至在《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中，「膽大包天」地指責君權過重。有才華又憂心忡忡的年輕人都被聚集在這份報紙周圍。那些激烈的改革話語，讓這份報紙一開始的發行量就達到了七千份。在當時國人普遍是文盲的背景下，這是絕對的暢銷讀物。
　　「變革」，指改變事物本質，安在梁啟超身上正合適。

在歷史的夾縫裡
　　雖然梁啟超在公共輿論中風生水起，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的研究中，梁啟超卻是一個小而邊緣的角色，「他的政治活動基本上就是失敗的。」
　　百日維新失敗後，梁啟超前往日本潛心治學，聽海濤松濤。他做的最接近政治的事，是在一艘船上，給當時訪日的滿清大臣當槍手，寫了一大篇考察日本憲政的調查報告。
　　他因為鼠疫困在檀香山，喝過王老吉涼茶，談過一段似有若無的感情。遊歷美國後他寫下《新大陸遊記》。還因為保皇與革命兩個觀念的衝突，跟堅定的保皇派康有為發生分歧，挨了康有為擲過來的一個報夾子，幸好沒打中。
　　武昌起義後，他興致勃勃回國，但好像總是晚了歷史一步。巴黎和會時，是梁啟超從前方傳回給政治家林長民的消息，點燃了五四運動。
　　此後，他就退回書齋，留下一個背影。一個曾經激進的維新派，在北大教起了傳統國學。連魯迅都要陰陽怪氣說一句：「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學者茅海建說過，儘管梁啟超歌頌「民政」「民權」，然而在其思想深處，卻始終不太知道什麼是西學、什麼是西方式的民主和議會。梁啟超熱烈追求「少年中國」，卻似乎總也沒放下對「老大帝國」昔日輝煌的留戀。
　　唐小兵解釋，這是梁啟超的人生底色，他成長於科舉尚在維繫中國社會和政治的年代，後來在「歐風美雨」薰染之下有了科學和公民意識，同時又深度參與到政治，在速成的現代化裡，「他基本上就只能是一生活在過渡時代裡面的兩頭不到岸的人。」
　　他身上的矛盾，就是那個時代的矛盾。這種人生與人心的複雜，讓研究者們著迷。
　　梁啟超的血總是和二十歲出頭時一樣熱，活潑的生命力總是在。這位老師常帶著學生爬山、遊湖，很能適應時代舞臺邊緣的生活。
　　他真誠地與青年們談話。希望年輕人的生活過得有趣一些。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演講裡，梁啟超說：
　　「人怎樣活得無趣呢？第一種，我叫他做石縫的生活，擠得緊緊的，沒有絲毫開拓餘地，又好像披枷帶鎖，永遠走不出監牢一步。第二種，我叫他做沙漠的生活，幹透了，沒有一毫潤澤；板死了，沒有一毫變化。又好像蠟人一般，沒有一點血色；又好像一株枯樹，庾子山說的『此樹婆娑，生意盡矣』。這種生活是否還能叫做生活？實屬一個問題，所以我雖不敢說趣味便是生活，然而敢說沒趣便不成生活。」
　　梁啟超熱情不減，不僅在治學，還在打麻將，他管這叫「四人功課」，還可以邊口述社論邊打麻將，抓牌打牌的姿勢很是瀟灑。據媒體報導，他水準不佳，十玩九輸。
　　那是一個迅猛的年代，成群結隊而來的天才，也只能各領風騷幾年而已。梁啟超的光芒很快被胡適這個新興的明星學者壓住了，而幾年後，胡適也將過氣，他的課堂也越換越小，年輕人已經往左去了。
　　每代人都以為自己是嶄新的那一代。那時候的青年，已經聽不進梁啟超的話了。

沛然不可禦的激情
　　那今天的青年，還能聽進一百年前的教誨嗎？
　　如果梁啟超晚生一百年，如今的他也許會寫長長的文章，為那位被網暴去世的粉發女生哀歎，同時也為參與網暴的陌生青年走上歧路哀歎。他也許還會做一個長視頻，好好講講躺平和內卷。
　　他可能還要忍不住直播，操一口昂揚頓挫的「廣普」，談談俄烏局勢。大概漲粉速度遠比不上隔壁直播間一口氣炫12瓶啤酒的大哥。
　　研究歷史的人不太做假設，但唐小兵勉為其難願意設想梁啟超會如何面對當下的年輕人，他認為，梁啟超仍然會成為這個時代最大的「公共知識人」，會身體力行地關心學生，他會研究亞文化，他不會在意文身和染髮，他是一個多元主義者，他關心青年。
　　唐小兵覺得，一個時代的苦痛、矛盾、糾結，青年人往往最容易感觸到，也往往要面對理想與現實之間最醒目的鴻溝。
　　梁啟超就是對此異常敏感。媒體人宋石男有感於梁啟超的激情，「他的性格像一團燃燒的烈火，他做事，為文，都有著一種樂觀的、積極的、沛然不可禦的激情。而在我看來，激情是生命唯一重要的事。他的病逝部分是死於激情而不是什麼死於西醫——術後他不肯停止讀書治學，朋友勸他好好靜養，他卻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結果很快不治去世。」
　　他的善變也基於這種敏感，如梁漱溟所說，是因為在不斷思考中國到底向何處去。
　　羅素把青年崇拜視為各國近代化過程的普遍現象。工業革命需要新的知識和新的身體。梁啟超在自己的那個時代提供了這些。他也希望未來的年輕人提供這些。
　　他的「少年中國」，就洶湧著這沛然不可禦的激情。
　　1900年2月10日，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少年中國說》。此時，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已經256歲。
　　他華麗地描述新老的不同：「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
　　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梅家玲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其實這裡面所用的『老』與『少』，並不在於生理年齡的老與少，而是心理上的、精神上的老與少。他期盼用少年所代表的希望與活力，掃除僵化、陳腐的舊勢力。」
　　梁啟超提出了近代國家的觀念：「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製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
　　從那時起，「少年」由此變成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熱詞，而士大夫心中的國家觀念，終於從「天下觀」裡脫胎出來，被放置到全球，性的歷史場景中，成了一個頗具現代性的政治理想。
　　比起思想貢獻，反倒是他「捕捉時代資訊的敏銳嗅覺、筆端常帶激情的宣傳性文字」讓梁啟超成為近代歷史裡無法被忽略的人物。
　　他在自己的年代，用一支筆，和筆下猛烈碰撞的激情，攪動了歷史。

「少年中國」今在何方？
　　在梁啟超想像的「少年中國」裡，年輕人是充滿朝氣的，新民是完全的現代公民。150年後的現代社會，有些東西仍懸而未決。
　　歷史學家唐德剛有段著名的「歷史三峽論」，他把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歷史發展比作船行三峽，在前後兩個社會形態的轉換間必有一轉型期，這就是歷史的三峽。他預言這險灘急流，我們需要蹬上兩百年。
　　直到如今，僅在公共文化生活層面，我們似乎還沒完全實現歷史學家們想像的多元自由生活。一個高中生會因成績壓力而自殺，一個粉發的女孩受困於網路暴力，考公、考研、找工作的艱難困住不少青年，一種普遍的壓抑始終在彌散。
　　那個「少年中國」，似乎仍在理想之中。
　　唐小兵說，現在00後的大學生不少曾憂心忡忡地表示，自己只感到生活有些無趣，學習和工作太卷，甚至不想談戀愛，就想早點退休，想養狗，無力感普遍彌漫，人人都想退回到私人生活的領域。而五十歲的梁啟超，即便在批評徐志摩時，都不忘熱烈地讚歎愛情本身。
　　1928年的梁啟超，他的人生態度與比他晚生了40年的遠在法國的加繆相呼應。他崇尚多元，他相信生活未必要最好，但要最多。
　　梁啟超是他那個時代的多元文化支持者，這個時代仍需要像他那樣對世界充滿好奇和熱情的探索者。我們還在穿越歷史的三峽。
　　1902年，梁啟超寫下《三十自述》，回憶自己出生的那一年，1873年，「實太平天國亡於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義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
　　這一年，他寫《新中國未來記》中幻想的2062年（這是他的筆誤，他想寫的是1962年），上海開設大博覽會，連江北，連吳淞口，連崇明縣，都變作博覽會場。中國向世界彰顯著大國風範。
　　而梁啟超出生150年後的世界，俄烏在打仗，我們剛從3年的疫情中緩過來，掙扎在私人領域裡有限的自由中，糾結著躺和卷，要怎麼選。大到國家，小到個人，成長過程中勢必伴隨著挑戰和艱難險阻，但通往「少年中國」的路就在腳下，請保持那顆赤子之心，去擁抱讐無限可能的未來。

（勞駿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