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汪辜會談」30周年。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時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下稱「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和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了會面，為推動兩岸交流、增進互信合作，發揮了積極作用。
  近日，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表示，「汪辜會談」順應兩岸關係發展歷史潮流，開啟兩岸高層接觸對話和平等協商的先河，體現了以對話取代對抗、以協商促進合作的精神，彰顯了「九二共識」作為兩岸協商基礎的重要地位，說明了兩岸中國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決好自己的問題。4月28日，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將在北京舉辦紀念汪辜會談30周年座談會。
  日前，筆者專訪了海協會副會長、國務院台辦原副主任、時任海協會副秘書長孫亞夫，時擔任臺灣方面陸委會副主委髙孔廉，時任臺灣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作為當時「汪辜會談」兩岸籌辦參與者，他們回顧了此次會談的緣起、影響及對當下的啟示。
  雙方達成共識
  高孔廉談道，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後，臺灣行政當局內最初只有一個任務編組(該編組稱「大陸工作會報」，馬英九為執行秘書，高孔廉任副執行秘書)負責相關工作。沒想到兩岸民間交流快速增加，與之相應，文書驗證、掛號信函件查詢等問題亟待協商解決。
  高孔廉說，互信是能進行協商的重要前提，要互相展示善意，且言行一致。當時兩岸經歷長時間隔絕，雙方都有意願實現關係正常化。無論在臺執政的中國國民黨還是大陸官方，都希望邁向統一、反對「台獨」，促成中華民族更好地發展，雙方因此能夠互信。在此背景下，兩岸雙方的互信與互相體諒，最終促成了「汪辜會」談。
  邱進益提到，「辜汪會談」前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兩岸如何界定一個中國。海基會與海協會最早開始溝通，是時任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去大陸訪問時，介紹海基會成立的功能。當時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提出，兩岸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交流往來。陳長文回復說，因為沒有授權，需帶回臺灣研究。
  邱進益講，1992年10月，海基和海協兩會在香港討論如何解決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大陸提出五種方式，解釋一個中國的含義，臺灣也提出五種，但雙方都沒有接受。談判最後一天，臺灣又提出三個方案，大陸表示要帶回去研究請示。由我草擬的方案是：兩岸在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對一個中國的含義，認知各有不同。雙方最終達成共識，才促成汪辜來年4月在新加坡的會談。
  地點選在新加坡
  邱進益說，兩會曾在香港討論商談事宜，我們（臺灣）認為時機已到，可以舉行會談，但不適合在北京或臺北，後來建議在新加坡。原因是從事務性方面考慮，兩岸在新加坡都有辦事機構，可以方便處理。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對兩岸都很友善，李光耀總理長期為兩岸奔走。
  邱進益講到，要在新加坡舉行兩岸兩會領導人會晤，必須征得新加坡的同意。我當時去見李光耀，談了一個小時。我介紹了兩岸發展現況以及選擇新加坡的原因，他聽後很高興地說，「沒想到經過40多年，兩岸終於要商談了」，非常樂意並全力配合。李光耀還馬上告訴機要秘書，指示一名對口人員進行後續接洽。他同時強調，新加坡是提供會談地點的主辦方，但不是調解人。大概也是擔心萬一兩會會談破裂，避免引起外界誤會。
  邱進益提到，為了體現公平，新加坡提供兩岸雙方同等級、同顏色的禮車，李光耀派給汪道涵先生與辜振甫先生的貼身侍衛人數也都一樣。我認為，「辜汪會談」成功在新加坡舉辦，無形中也大大宣傳了新加坡的國際地位，讓其變成「亞洲的日內瓦」，後來的兩岸領導人會晤也都是在新加坡舉辦。
  簽署四項協議
  邱進益說，1993年3月，我從李登輝辦公室副秘書長調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會談前我得到八個字的指示，「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可以說我背負著很大壓力。尤其與大陸的會談前所未有，彼此沒有形成信任，不知道會出現什麼變化。1993年4月7日，我到北京與唐樹備先生舉行預備性磋商時，民進黨對我有很大杯葛，甚至後來到新加坡圍場。最後陸委會迫於民進黨的壓力，竟然把我們即將會談的方案全部公開。當時我們提出八項協議，大陸已同意六項半，陸委會見我們進展太快，打電話要求踩剎車，因此「辜汪會談」最終只完成四項協議的簽署。
  在共同檔的名稱上，雙方的分歧是，臺灣方面希望叫「備忘錄」，大陸方面提議叫「紀要」「議定書」等。
  媒體上大都解讀為這是因為「備忘錄」多用於國際間協議。孫亞夫非常堅決地否認了這種說法，他說在這幾個名稱中用哪一個沒有原則問題，就是如何更貼切而已。
  「咱倆也可以弄個’備忘錄’，手機上還有’備忘錄’呢！並沒有什麼規定或約定俗成的做法，說’備忘錄’只能用於國際間協議。」孫亞夫說。
  雙方需從此開始
  當年孫亞夫作為海協會副秘書長來到新加坡，全程親歷了汪辜會談，參與檔起草工作。直到協議簽署前的深夜，他還在與海基會的人一起進行最後的印刷、裝訂、火漆封口等工作。
  孫亞夫說，汪辜會談對兩岸關係發展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會談達成的四個協議對兩岸經濟文化社會交往產生了很大推動作用，打開了新的交流大門，也有利於兩岸民眾日常交往，這些都是它的意義，但它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正是它的兩個「第一次」產生了很大影響，向世界發出了一個清晰的信號：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正在改善關係，通過協商解決自己的問題。
  孫亞夫這些年也常思考汪辜會談的啟示。他覺得首要的一點是，在兩會交往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被實踐證明是完全必要的。正是在兩會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共識的過程中，海基會體會到大陸方面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有多麼執著，因此在汪辜會談中沒有出現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言行。此外還有一個啟示就是，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進行商談，要展示善意和誠意，要尊重談判對手，擱置爭議、求同存異。
  他對汪道涵的一句話印象尤深。那是協議簽字儀式結束後，有臺灣記者問汪道涵如何看待會談中的分歧，汪道涵說：「這說明我們今天簽署儀式並不是到此為止，恰恰相反，我們雙方還需從此開始。」
  打開兩岸關係發展的通道
  「汪辜會談」30周年前夕，友人給孫亞夫轉來時任海基會副秘書長李慶平的一篇紀念文章。
  當年「汪辜會談」時，孫亞夫與李慶平曾於4月25、26日根據唐樹備與邱進益磋商的成果進行工作性商談，起草《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與後來定名為《汪辜會談共同協議》的「共同檔」。與大家想像的不同，這兩份重磅檔都是現場起草的，前後也不過幾天時間。這讓孫亞夫30年後回憶起來很感慨，覺得起草一份協議其實並沒有那麼難，關鍵就看雙方是否真正有解決問題的意願。
  李慶平的文章寫道，「辜汪會談」後兩岸經貿、文化等交流擴大，雖因兩岸關係好壞時有起伏，但基本上持續進行，馬英九執政8年又簽署了23項協議，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內涵更為豐富。臺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一直維持在1000多億美元，對大陸的投資也占臺灣對外投資的四成。
  「今年4月29日適逢’辜汪會談’30周年，也是兩岸兩會中斷交流的第7年。回顧30年前的往事，令人由衷崇敬當年兩位前輩，計利天下、高膽遠矚的策劃與執行，也至盼隨著新冠疫情緩解，兩岸交流合作能及早恢復舊觀。」李慶平寫道。
  對此孫亞夫也有同感。他說自己的確很希望兩岸交流合作在當下能迅速恢復起來，在交流合作中打開兩岸關係發展的通道。
  （黃衛 李晗雪 劉舒淩 陳太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