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手」在用力撕裂兩岸的歷史聯結

  近日臺灣多家出版社新編小學教科書被退回重編,理由是「未按要求將臺灣史放入東亞史脈絡」,這與3年前由民進黨當局主導的重編臺灣高中歷史課本事由如出一轍。歷史記憶混淆、國家認同扭曲、「失根的一代」……島內臺灣教育業者對臺灣地區歷史教育現狀憂心忡忡。臺灣地區現行的歷史教材在形塑民眾國族認同中正經歷怎樣的變化?新時期對臺工作如何有針對性地糾偏臺灣年輕一代的歷史認知混亂?希望讀者從本文中得到一些思考。
  中小學歷史教育在形塑國民歷史認知和認同的過程中,起著基礎的作用。當下臺灣社會對兩岸關係的認知,與其所接受的歷史教育有著緊密的聯繫,歷史教科書則是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媒介。
  來自「審查委員」的質疑
  20世紀90年代以來,臺灣地區的臺灣史教育在歷史教育體系裏的地位,由早期的「鄉土史」逐漸向所謂的「本國史」轉變,其背後是臺灣地區「台獨」勢力謀求臺灣社會「去中國化」的圖謀。若從歷史認知的角度,注重地方史教育,可以彌補「大歷史」教育過於宏觀的缺陷,本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新世紀前後以來臺灣地區高中臺灣史課綱的理念,大都來自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目的主要是培養所謂的「臺灣主體意識」,含有強烈的疏離「中國史」的傾向。特別是教材要經過臺灣當局指定的「審查委員」審定,這一「看不見的手」對教材的具體內容有直接影響。
  據某教科書作者回憶,關於清代臺灣的內容本為:「臺灣拓墾的區域即南而北,由西而東,不斷擴大。臺灣早期的開拓的成就……」遭到「審查委員」質疑:「為何只是開拓而非『殖民』?」「從任何角度來看從明鄭到清代漢人在臺灣的移民都是以『殖民』的形式進行。何以荷西是殖民,日本是殖民,鄭氏與清廷在臺灣不是『殖民』?」再如「澎湖設官……臺灣與大陸關係更加密切」,「審查委員」回應:「兩者有必然關係嗎?請查證。」這位作者只好在教學設計中按照「審查委員」的建議,「參閱中國曆朝正史與臺灣通史,看看歷史上臺灣還有哪些別稱?」
  「難道要臺灣學生讀二十五史嗎?」筆者曾聽到很多位島內歷史學者的無奈歎息。在島內這種大環境的驅使下,所謂「審查委員」的「意氣用事」,就會讓人不得不去做「脫中國化」的無奈之舉。島內各歷史教科書版本的編輯對這樣的狀況也很無奈:「教科書該長什麼樣子?我們知道。但『審查委員』一審二審三審,最後就變成這個樣子。」可見,民進黨以所謂「多元」「去國族化」等理由來回應臺灣史教科書的編撰精神,實際上是借之以行「去中國國族化」,建立所謂新的「臺灣國族主義」為目的。
  教材裏的兩岸關係
  臺灣地區的歷史演變與兩岸關係的發展密不可分,刻意疏離自然會導致史觀及歷史敘述的扭曲。於是,如何處理兩岸的歷史關係,成為臺灣地區臺灣史教科書撰寫中,頗為微妙且重要的問題。基於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臺灣地區教科書對兩岸關係的敘述作一番較為全面的考察,藉以瞭解臺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基本認知。其中,把臺灣史教育作為臺灣地區歷史教育的起點,高中臺灣史教材對兩岸關係史的敘述尤值得作為研究的個案。
  2004年,根據所謂的「高中歷史95暫綱」,臺灣史正式成為臺灣地區中小學必修的歷史課程,在高中一年級第一學期講授。本文以已經使用過且用量較大的五種臺灣史教科書,即康熹版(2011年版)、翰林版(王琪、2010年版)、南一版(2011年版)、三民版(2011年版)、龍騰版(出版時間不詳)等高一年級歷史第一冊教科書作為個案,分析臺灣地區歷史教科書在兩岸關係史問題上所要灌輸的認知及其特點。
  圍繞涉及「兩岸關係」的內容,各版本教科書具有以下特點:
  不談或少談早期與大陸的歷史聯繫。在臺灣現有發現的早期歷史遺址中,有不少證據可以說明兩岸的歷史交往,如有代表性的「十三行文化」,各版本教科書都有意淡化臺灣與大陸的密切聯繫。如三民版則指出出土器物有「瓷器及中國大陸錢幣」,說明當時與東南亞、中國大陸都有一定程度直接或間接的往來。
  早期大陸人民對臺灣的認識與開發就沒有列入課綱知識點,只有康熹版比較詳細地介紹了中國古代文獻關於臺灣的記載情況。即使荷據時代,臺灣開發的主力也是大陸漢人,各版本教科書卻一致弱化漢人貢獻。南一版稱當時移居臺灣的漢人「為數不少」,「荷蘭人招徠不少中國東南沿海的漢人協助開墾,種植稻米、甘蔗」。該版還借用所謂「共構殖民」的理論,指出荷蘭人在臺灣的統治,常須與漢人合作,「故稱漢人是統治的協力者」。
  凸顯清廷「外來政權」或「治臺不力」。翰林、南一、三民、龍騰教科書基本延續清前期官方消極治臺的觀點,沒有說明將臺灣正式納入版圖的歷史意義,反而大講「棄留之爭」。龍騰版強調清代臺灣的開發歸功於民間自主努力,與官方關係不大:「清朝統治時期是臺灣土地開發的最主要階段。不過,所有的拓墾事業幾乎全都出自民間的努力,政府只是站在審核的立場,加以監督及徵稅而已。」
  淡化晚清臺灣歷史變遷的中國史背景。近代以來,影響臺灣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與整個中國所面臨的挑戰密切關聯,各版本教科書均弱化臺灣與大陸的一體關係。翰林版中英鴉片戰爭的描述著墨最多,將臺灣與大陸兩分敘述:「當臺灣社會正以一種強勁生命力往近代化、商業化的方向演變過程中,中國大陸的清朝政府,也面臨傳統制度邁向近代化的陣痛與困擾。」三民版則只見臺灣不見大陸:「鴉片戰爭以後,英、美兩國對臺灣的興趣最為濃厚。由於臺灣位居東亞航運的要衝,基隆附近又產煤炭可供船隻補給,英國曾企圖來臺購煤,並爭取採煤權,但事未成。而美國艦隊司令伯理(Perry)也曾派人來臺調查,並贊成佔領臺灣,事雖不成,卻是臺灣開港之前外國對臺灣懷抱濃厚興趣的重要事件。」
  鴉片戰爭以後,臺灣曾幾番招外敵侵擾,甲午戰爭與乙未割臺是近代中國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康熹版、南一版、三民版、翰林版只是簡要敘述中日甲午戰爭因朝鮮問題而起,但沒有說明其深遠影響。翰林版雖有比較戰前中日兩國的近代化建設情況,以及日本處心積慮的對外擴張準備,卻將臺灣地區與中國並列提及:「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便走上對外擴展的道路;朝鮮、中國、臺灣,都是他們積極謀求的目標。」
  臺民抗日鬥爭民族精神與祖國情懷的不同敘述。臺民英勇的反割臺鬥爭及後來的武裝抗日鬥爭,全都體現著中華民族的反抗精神和愛國情操。康熹版、南一版與三民版正面地描述了臺民英勇抗日的鬥爭歷程及其回歸祖國的政治目標。而龍騰版將臺民武裝抗日運動分為「改朝換代形態的反日抗爭」和「不滿殖民體制的反日抗爭」兩個階段,具體內容較為簡略,且特別突出抗日運動的負面形象。翰林版則強調乙未反割臺的鬥爭,除了清軍外,臺民是「基於保鄉衛土的意識」組織義勇軍,參加武裝抗日。
  在敘述臺人的民族解放運動時,除了南一版描述1913年的苗栗事件時,闡明了主事者羅福星身份是「中國革命同盟會」成員,且是「繼承中國革命的革命黨人」,以及三民版談「臺灣文化協會」時,相對正面地描述了民族運動領導人物蔣渭水受大陸影響:「『臺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初,成員的思想主張即不盡相同。其後,主張體制內合法政治抗爭、推動文化啟蒙的蔡培火等,受辛亥革命影響較深、追求全民運動的蔣渭水等以及主張社會主義、農工運動的連溫卿等人之間逐漸對立。」其他四種版本的臺灣史教科書在正文中均較少或者沒有提及這一系列運動與大陸的革命運動的關係。
  戰後中國政府恢復臺灣主權的歷史及法律合法性闡釋。乙未割臺後,兩岸同胞都未放棄收復臺灣的努力。五個版本臺灣史教科書,除了康熹版,其他版本對中國政府收復臺灣主權的史實及法律基礎的敘述含糊不清。龍騰版表示:「然在未作簽署的情況下,《開羅宣言》並不具有國際法的效力,卻為日本戰敗後,臺灣的歸屬,作出明確主張。民國三十四年(1945)美、英、中、蘇發表《波茨坦宣言》時,再度重申《開羅宣言》的主張。這兩個宣言為戰後由中華民國接收臺灣立下基礎。」三民版、南一版與翰林版只提及《開羅宣言》。三民版表示:「所謂《開羅宣言》雖不是正式的條約,但是在會中羅斯福總統支持國民政府戰後取得臺灣。」南一版:「民國三十二年(1943),中美英三國領袖舉行開羅會議,主張臺灣、澎湖由中華民國收回。」文中沒有引述《開羅宣言》的內容,甚至沒有提到《波茨坦公告》,更沒有追述《開羅宣言》前中國政府早已提出收復臺灣的歷史淵源。五種教科書中,康熹版與南一版明確了臺灣應「歸還」中國或中國應「收回」臺灣的性質,三民版則用「取得」一詞。龍騰版雖用「回歸中華民國」作為小節標題,但強調《開羅宣言》「不具有國際法的效力」,讓該版的觀點顯得曖昧。
  與歷史教育本質的背離
  關於戰後及當代部分的臺灣史,五種教科書均有較多篇幅,基本肯定兩岸關係由緊張走向和解的趨勢,同時關心臺灣自身的發展空間。此總體而言,它們表達出希望抓住大陸發展的機會,又擔心受制於大陸的複雜心態。如龍騰版:「臺灣社會高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不僅面臨資金、人才與技術的流失,而中國大陸透過『以商逼政』的運作,也使臺灣的『國家主權』有被限制與扭曲的風險。」
  自從大陸人民發現並逐漸向臺灣遷徙,臺灣史就成為整個中國史的一部分,臺灣與大陸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多數臺灣史教科書卻有意淡化、回避這一歷史事實,同時或明或暗貫穿臺灣史教科書的是尋找「臺灣意識」的緣起。此外,所謂臺灣文化乃「多元文化」的觀點,也充斥於各版臺灣史教科書,其意涵同樣是借此降低「中華文化」的地位,用「臺灣文化」包容「中華文化」。
  各版臺灣史教科書對臺灣史的總結與展望,提出所謂「立足臺灣,面向世界」,回避與大陸息息相關的歷史命脈。翰林版言:「本土化立足臺灣,放眼世界,則是全球化的浪潮也洶湧而來。本土與世界,分別是我們與世界相處的起點與終點,本土化問的是在地的特色,全球化則著眼於世界的共相。」
  教科書中回避與大陸歷史聯繫的傾向,與臺灣地區的政治社會生態有很大關系。考察歷史教科書不能忽視臺灣地區歷史教科書的課綱制定者和教材審定者的影響。有論者指出,「95暫綱」宣稱的「多元」「去國族化」的主要目的是消滅「中國國族主義」,同時「悄悄」建立「新的國族史觀」。由於課綱的限制,不少兩岸關係史上的重要內容被忽略。比如,五種版本的教科書對於抗日戰爭時期,包括李友邦、謝南光等不少臺灣志士來大陸參與祖國抗戰的歷史隻字不提。
  不同版本的臺灣史教科書在兩岸關係問題上仍然存在諸多差異。這一方面說明臺灣歷史的演進本身即是中國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脫離中國史的視野,難以說清臺灣歷史變化的淵源及其特殊性;另一方面,臺灣地區歷史教科書問題還是比較複雜的,從課綱制定到教科書的編撰,甚至到教材選用及課堂講授,或顯或隱,都存在著不同史觀與政治立場的鬥爭,反映了臺灣社會政治與族群認同的紛爭。部分教科書編撰者出於其政治考量,剪裁史實,通過選擇內容、闡釋觀點,以塑造不同的兩岸關係形象,卻產生了一個與歷史脈絡差距甚遠的歷史敘述。
  無論如何,雖然不能過分誇大歷史教科書的作用,如有臺灣教師坦言,教師的政治取向影響更為直接,但同一個地區,根據同一課綱編撰的歷史教科書所呈現的史實與史觀,存在如此大的差別,很容易讓民眾歷史認知混亂、迷失,這多少背離了歷史教育所要完成的凝聚共識、培養認同的目的。總之,如何重構新時期的歷史認同,成為臺灣史教科書的難點。臺灣史教科書體現出來的「去中國化」的「本土化」傾向,不但歪曲兩岸歷史上的緊密聯繫,還會進一步撕裂當下島內的族群關係。
  (陳忠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