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踐耳先生的家在一個小弄堂裏，位於上海交響樂團與上海音樂學院之間。那是一處老公房的底樓，外觀有些破舊。上世紀80年代，朱踐耳擔任上海交響樂團駐團作曲家，為了方便工作、學習，特意將家搬來這裏。他和老伴舒群在此度過了美好的晚年時光，兩人偶爾會攙扶著，步行到上交音樂廳，聽一場自己作品的音樂會。直到2017年，朱踐耳因病去世，舒群獨自生活了5年後，於今年4月離世。如今，家還在那裏，人已不在，空蕩蕩的，有些冷清。
  2022年10月底，正值深秋，巷子兩旁梧桐葉落滿地。83歲的指揮家陳燮陽，來到這個再熟悉不過的地方——他和朱踐耳合作30多年，曾多次來此拜訪。「家裏的陳設幾乎沒變，簡樸、整潔。原來擺在客廳的鋼琴不在了，他去世後捐了出去。」陳燮陽對《環球人物》記者說。客廳中間是白色的小圓桌，透明桌布下麵壓著一些紙條、卡片，窗戶邊放著一張藍沙發。陳燮陽在上面坐了好久，曾經的畫面在他的腦子裏不斷回放：朱踐耳和他講最近的創作，舒群端出大白兔奶糖熱情招待……
  前不久，恰逢朱踐耳誕辰百年，上海、北京多地舉辦紀念活動，音樂會、研討會等輪番舉行，陳燮陽幾乎都參加，「現在有不少人對朱踐耳瞭解不多，或者已經遺忘了。這些活動，也是為了讓更多人瞭解他的一生，瞭解他對中國音樂所做的貢獻」。
  「我的理想是『聶耳加貝多芬』」
  2022年10月22日晚，北京音樂廳，一場名為《黨的光輝照我心》的音樂會正進行著。《唱支山歌給黨聽》《交響幻想曲——紀念為真理獻身的勇士》《第二交響曲》等，一一從陳燮陽的指揮棒下流出。這個秋風陣陣的夜晚，陳燮陽與老友朱踐耳完成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音樂會上的5部作品，幾乎濃縮了朱踐耳的創作生涯和藝術人生。」陳燮陽說。
  關於朱踐耳的創作生涯，作曲家王西麟曾用「三級跳」來概括：從新四軍跳到莫斯科，從莫斯科跳到現代派。朱踐耳認為此說「生動、確切」，但也做了一點補充：「在參加新四軍之前，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交響樂迷』五年哩！」這5年，是他臥病在床、自學作曲的1940年—1945年。
  朱踐耳祖上是個大家族，祖父在上海創辦實業，為第一批民族工商業家。到他出生的1922年，家道已開始中落。朱踐耳從小內向，「卻保留了一塊兒自己的小天地，對音樂的愛好」。他自學音樂，當時電影說明書上都印有插曲的歌譜，全被他拿來當教材。1940年，他報考上海國立音專，考試失利，只能在家繼續自學。
  一年後，朱踐耳慢性支氣管擴張的老毛病發作，險些喪命。臥病在床的兩年半，他借來一臺收音機，整天閉目靜聽廣播，肖斯塔科維奇最新的《第五交響曲》、斯特拉文斯基的三部代表作，還有德彪西、普契尼……他一邊聽，一邊在小本子上記，自己偶爾也寫歌、譜曲。
  受蘇聯革命歌曲的薰陶，以及國內愛國思潮的影響，朱踐耳對解放區充滿嚮往。在病中，他將名字從「榮實」改為「踐耳」，有兩重含義：一是決心步聶耳後塵，走革命音樂之路；二是實現聶耳未能完成的志願，去蘇聯留學，寫交響樂。「我的理想是『聶耳加貝多芬』。」
  1945年，朱踐耳身體好轉，投筆從戎，奔赴蘇北抗日根據地，去追尋「革命夢」。不久，他加入新四軍蘇中軍區「前線劇團」，開始學寫革命歌曲，包括傳遍全國的《打得好》。
  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北京電影廠工作。1954年，他被選派赴蘇聯留學。在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他邊學習邊創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要數交響曲——大合唱《英雄的詩篇》。
  這部作品完成於1960年，被譽為我國交響大合唱的開山之作。朱踐耳以長征為主題，選用毛澤東在長征前後寫的5首詩，譜成5個樂章。那一年，他畢業回國，被分配到上海歌劇院工作。兩年後，《英雄的詩篇》在上海首演，備受好評。作品的錄音後來傳到蘇聯，他的老師評價說，「你將成為一個真正的大作曲家」。
  1963年2月，朱踐耳在報紙上讀到《雷鋒日記》，被日記中摘抄的一首小詩吸引。「我深深感到，雷鋒是個嶄新的人、純粹的人、心地透亮的人，他的形象活生生地閃現在我眼前，立刻，一支清新而深情的旋律脫口而出。」他在2015年出版的《創作回憶錄》中寫道。之後，他花了一整晚為詩歌譜曲，一氣呵成。
  這首歌就是《唱支山歌給黨聽》，很快從上海傳遍中國，無人不曉。當時，陳燮陽正讀中學，被這首歌感動，由此記住了作曲人的名字「朱踐耳」。
  朱踐耳後來回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十多年的時間自己幾乎「變成一臺音符打字機，丟失了自我」，「交響夢」也一度擱淺。1980年，他重新開始交響曲創作。
  這年春天，朱踐耳完成《交響幻想曲——紀念為真理獻身的勇士》，為紀念革命烈士張志新而作。1984年5月，這部交響曲被莫斯科第二屆國際音樂節選中。演出時，朱踐耳也去了現場——這是他離開莫斯科24年後重回故地。演出很成功，然而對他來說，卻有另一番觸動，「我在技法上已落伍了，一定要大膽地趕上去才行」。回國後，他下決心做根本性地創作轉型。
  為了「趕上去」，朱踐耳從作曲技法、歷史認知和民間音樂上「補課」。60多歲的他，到上海音樂學院聽老師講課，四處搜羅現代派音樂唱片與論著，多聽、多看、多練習。為研究民間音樂，他帶著一臺簡陋的答錄機，騎著馬翻山越嶺，深入新疆、貴州、雲南、西藏等地，在偏僻村落采風、錄音，體驗生活。
  在貴州黎平的某個下午，剛聽完蘆笙隊比賽，半夜又聽到不同的音樂，循聲而去，幾個青年男女正圍著篝火，唱侗族情歌，他由此寫就《黔嶺素描》；雲南麗江，納西族一首愛情對唱歌，毫無曲調可言，背後卻是爭取婚姻自由的「殉情」故事，他寫出交響詩《納西一奇》。「那種從土壤中、從人的心靈深處發出的神奇之聲，震撼了我，使我發現了一個全新音樂美的天地。」朱踐耳說，從此他的「交響夢」與「革命夢」兩夢統一了。
  關於自己的晚年創作，朱踐耳稱之為「衰年變法」。從1986年到2001年，他「像火山爆發一樣，樂思如泉湧」，15年創作了11部交響曲。「這對很多音樂家來說是不太可能完成的。」陳燮陽說。
  《第一交響曲》完成於1986年，卻醞釀於10年前。1976年，朱踐耳接到任務，創作悼念周恩來總理的弦樂作品《懷念》，為此走訪了一批群眾，當時就有心想做交響曲。他放棄了交響樂常規的「光明尾巴」，在結尾處有隱約的小號獨奏的警號聲，有鋼琴的「淚滴聲」，如哀鳴、如回顧、如警示。
  當年，這部作品先後在上海、北京、香港演出，取得「三連勝」。三地演出，均由陳燮陽指揮，兩人也由此成為知音好友。在北京演出時，著名指揮家李德倫就在台下，演出後，他對朱踐耳說：「北京音樂廳還從未有過這麼大的音響，屋頂都要給掀掉了！」
  朱踐耳的創作越來越自由，「舉凡中國的民間音樂、文人音樂、戲曲音樂、宗教音樂等等皆可相容並蓄；書法、國畫、詩詞、戲劇等等皆可觸類旁通」。第十交響曲《江雪》中，他以柳宗元的名詩《江雪》為題材，請京劇名家尚長榮錄製了三段吟唱，配以古琴大師龔一的琴音，表現詩人「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獨立人格」。
  在《創作回憶錄》中，朱踐耳對自己的11部交響曲做了總結，「每部交響曲都是一篇反思錄」。
  「正是這種反思意識和人文精神的創作，使得朱踐耳的交響曲在震動中國樂壇的同時，也引起知識界的關注。」上海音樂學院教授孫國忠對《環球人物》記者說，另一方面，朱踐耳的創作實踐也為世界樂壇理解當代中國音樂，以及思索東西方音樂交融，提供了一個機會。
  國際樂壇也認可了朱踐耳的創作。1990年，他的《第四交響曲》獲瑞士瑪麗·何賽皇后國際作曲比賽唯一大獎。2001年，他名列業界權威的《新格羅夫音樂大辭典》，被音樂界奉為中國交響樂「巨匠」和「豐碑」。
  年過八旬之後，朱踐耳深居簡出，幾乎不再創作，但依然心系「交響夢」。
  無論是家人、同事還是合作者、音樂愛好者，但凡相識，對朱踐耳的印象都是謙虛、樸實。他平日裏少言寡語，不愛應酬，但每每有作品研討會，他都出席，隨身攜帶一個小本，邊聽邊記，「好的、不好的都記下來」。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陸培記得，與朱老談話，「才說了幾句，他就掏出本子來記，讓我非常驚訝」。
  施雪鈞曾多次採訪過朱踐耳，後來，他寫作《追夢者——朱踐耳傳》，在朱踐耳的筆記中讀到：「我要以古典大師為典範，來進行自我革命……」
  合作、相處30多年，陳燮陽印象中的朱踐耳，「似乎沒什麼愛好，音樂是他的全部。我一直在想，像他這樣的作曲家在成就、地位、榮譽面前應該滿足了，但他還在追求著更高的理想境界。」每次排練新作品時，朱踐耳都會坐在他旁邊，邊看邊記，在一張紙或者小本上記下每個細節應該如何處理，第二天排練時再一一指出，「這些年下來，我應該是最瞭解他要求的指揮了。我與他是不可分割的」。
  陳燮陽記得，2017年6月，他到北京複排《英雄的詩篇》，朱踐耳因身體原因不能到場，托女兒帶來一盒巧克力，還附了一封信，寫道：「陳燮陽老友，排練太辛苦了，吃點巧克力。」信紙皺巴巴的，但字跡端正。兩個月後，8月15日，在趕飛機的途中，陳燮陽收到朱踐耳去世的消息。
  在他的印象裏，朱踐耳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常常獨自坐在沙發上。「沉默著，欲言又止。他瘦小的身軀，看上去有些孤獨，像是在思考著什麼。」
  孤獨，似乎是朱踐耳一生的注腳。1943年，21歲的他臥病在床，內心鬱悶、痛苦，創作了一首歌曲《孤獨》：「歸不去啊歸不去，我披上了我的孤獨……」50多年後，他自言悟到了「孤獨」一詞的哲學真諦，創作《第八交響曲》。他將自己的名字化作「簽名」旋律嵌入交響曲中，只用一把大提琴、一套敲擊樂的「二人樂隊」，寫就了一曲「內心獨白」。
  「對文藝創作而言，從眾、尚同是大忌，個性、求異是靈魂。」朱踐耳說。他希望自己的交響曲能夠像是——一把解剖刀，使隱秘的毒瘤顯形；一枚警鈴，將昏睡的人們喚醒；一縷燭光，照透黑暗裏崎嶇的山道；一只小鳥，為即將升起的朝陽報曉。
  《第八交響曲》是朱踐耳最滿意的作品，標題是「求索」，緊接扉頁之後的一頁上，他寫道：探索者的路是漫長的/探索者的心是孤獨的/探索的磨難是無盡的/探索的精神是永恆的。這寫的正是這位作曲家的一生——自改名「踐耳」始，於革命與音樂之間，曲折求索的一生。
  （陳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