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軍事指揮官穆罕默德·德伊夫發佈事先錄製的講話宣佈發起「阿克薩洪水」行動，並表示已向以色列發射5000枚火箭彈「瞄準敵方陣地、機場和軍事陣地」。包括經濟重鎮特拉維夫在內的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地區持續拉響防空警報，靠近加沙地帶的多個以色列城鎮上空傳出爆炸聲。隨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宣佈該國進入「戰爭狀態」，以國防軍發起針對加沙地帶武裝組織的軍事行動「鐵劍」，並動員數萬名預備役士兵。此後至今，巴以雙方每天迅速上升的傷亡數字令世界驚愕，衝突、死亡、報復、仇恨、動盪、痛苦、無望等字眼再次將巴以衝突這一全球治理的難題呈現在世人面前。
  自2000年中東和平進程陷入僵持以來，巴以關係長期鎖定在和平進程僵持與局部衝突頻發相交織的模式下，但此次巴以衝突在爆發方式、傷亡規模、危機程度等方面均打破以往模式，並使國際社會在如何促使巴以雙方停止暴力、結束衝突、重啟和平進程方面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
  以色列面臨兩難困境
  近年來，巴以衝突時有發生，如2008年、2012年、2014年與2021年雙方曾在加沙地帶爆發衝突，今年5月雙方也在約旦河西岸發生衝突，但這些衝突最終都在可控範圍內得到平息。此次衝突卻把巴以衝突推向新的歷史階段，對以色列而言，其國家安全、民族精神和社會心理均遭重創，該國的國家改革與重塑也面臨重大考驗。
  此次巴以衝突令以色列蒙羞的是哈馬斯發起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海陸空立體襲擊，而以色列情報安全、國防、軍隊等國家力量則出現系統性失靈，進而導致其在短時間內遭受了自1948年建國以來的最大單日傷亡，這也使其「國家安全神話」化為泡影。以色列駐法國大使拉斐爾·莫拉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如果我們預先得到哪怕一點情報，就會採取一系列反擊措施。」以色列國防軍前發言人喬納森·康裏庫斯則稱，這對以色列來說是「珍珠港式」的時刻，「整個防禦體系顯然都未能為以色列平民提供必要的防禦。」被稱為「世界四大情報局」的以色列摩薩德情報局前局長埃夫拉伊姆·哈勒維表示：「這超出了我們的想像，我們不知道他們有這麼多火箭彈，也沒有料到它們會像今天這麼有效。」前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詹姆斯·克拉珀指出，以方對哈馬斯的軍事能力存在一定的「刻板印象」，以至於未能預想到對方能精心策劃實施這種級別的攻擊。
  更令以色列民眾難以接受的是，此次衝突發生在以色列國內推行司法改革導致政治撕裂的背景下，民眾將此次災難的責任歸咎於政府、國防、情報等部門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的懈怠。近年來，以色列國內政治危機不斷。在今年剛剛度過三年內舉行五次大選的政治危機後，為加強政府權力，從而為進一步推進內政外交的右翼化掃清障礙，被認為以色列「史上最右」的內塔尼亞胡政府不顧反對於今年1月4日宣佈司法改革計畫並強推至今，導致以色列陷入嚴重政治分裂。《紐約時報》《以色列時報》等媒體多次形容司法改革導致了「以色列自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社會分裂」。
  為報復哈馬斯的大規模襲擊，內塔尼亞胡政府啟動國內法律程式對哈馬斯「宣戰」，誓言徹底將其剿滅，並造成了包括平民在內的大量巴勒斯坦人傷亡。但在本質上以色列仍面臨兩難困境：從報復、打擊乃至剿滅哈馬斯的目的來看，以色列需採取大規模空襲、地面戰爭甚至重新佔領加沙地帶等舉措；但隨著衝突的升級乃至長期化，以色列在軍事行動中將無法避免造成大規模平民傷亡，甚至導致加沙地帶陷入前所未有的人道主義災難，並使自身面臨進退失據的困境。
  中東地區格局受到嚴重衝擊
  首先，此輪衝突已造成雙方數十年未有的嚴重傷亡，並使巴以雙方在短期內重回談判困難重重。截至10月18日，此輪衝突已致雙方超4900人死亡，上萬人受傷，遇難者中包括至少700名未成年人。以色列的狂轟濫炸已使加沙地帶的基礎設施遭到嚴重破壞，並面臨斷水、斷電等生存困境。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主任專員拉紮裏尼表示，這片土地如今所有的敘事都圍繞著「生存、別離和絕望」。毫無疑問，伴隨著衝突的加劇，雙方都將付出更加沉重的代價，特別是面對以色列復仇情緒高漲的巴勒斯坦，其處境或將更加艱難。自中東和平進程陷入停滯以來，和平在某種程度上只是衝突的間歇，並使巴以雙方的仇恨心理與日俱增。此次大規模衝突恐將進一步加深雙方的仇恨心理，國際社會政治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任務難度也將更加艱巨。
  其次，巴以衝突向周邊地區外溢風險不斷上升，美國為支持以色列採取軍事威懾等火上澆油的做法，進一步加劇了中東緊張局勢。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動襲擊後，真主党軍事組織「黎巴嫩伊斯蘭抵抗組織」多次向以軍陣地發射火箭彈和炮彈，以軍則對黎巴嫩境內真主党目標實施打擊。連日來，黎以邊境地帶炮火不斷，以色列和真主党互有傷亡。以色列及其盟友美國均警告真主党勿在巴以衝突之際開闢「第二戰線」。1982年和2006年，以色列曾兩次入侵黎巴嫩，其直接打擊目標均為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與以色列積怨甚深，雙方衝突仍有擴大升級的風險。
  此外，由於以色列認為此次襲擊是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哈馬斯等巴勒斯坦激進組織長期謀劃的結果，認定伊朗和真主党在資金、訓練、策劃等方面為哈馬斯提供了大力支持，進而導致以色列與伊朗的關係更趨緊張。2011年敘利亞危機爆發後，以色列曾多次以打擊伊朗、真主党在敘境內的目標為名對敘進行空襲。就在此輪巴以衝突爆發前的10月5日，敘中部霍姆斯軍事學院遭到無人機襲擊，造成近130人死亡，這是近兩年來敘利亞政府軍遭受的傷亡人數最多的一次襲擊，敘認為該事件為以色列等國支持的「恐怖組織」所為。本輪巴以衝突爆發後，敘利亞、伊朗均表示支持哈馬斯，稱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是自我防衛，是巴勒斯坦人長期受到以色列的壓迫所致。與此同時，為支持以色列並對伊朗、黎巴嫩真主党進行震懾，10月8日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宣佈，美國正向以色列附近區域派遣包括航母在內的多艘軍艦及多架戰機。10月10日，正在地中海執行任務的美國海軍「傑拉爾德·R·福特」號航母戰鬥群抵達靠近以色列的地中海東部，該戰鬥群還包括隨行的一艘導彈巡洋艦和四艘導彈驅逐艦。10月12日，以色列對敘利亞大馬士革和阿勒頗機場進行空襲，局勢進一步緊張。
  最後，此輪衝突導致域內外國家矛盾加劇，並對近三年來之不易的地區「和解潮」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此輪衝突爆發後，美國、歐洲一邊倒地對哈馬斯予以譴責，美國甚至對沙特等阿拉伯國家施加壓力，要求阿拉伯國家集體譴責哈馬斯，但遭到了沙特的拒絕。俄羅斯則批評美國使衝突升級的做法。美俄在巴以衝突問題上顯然存在明顯分歧。中東國家特別是阿拉伯世界對巴以衝突的立場也存在明顯分歧。伊朗、卡塔爾、科威特、伊拉克、敘利亞等國和黎巴嫩真主党、葉門胡塞武裝等組織公開發聲支持哈馬斯；沙特等多數阿拉伯國家則呼籲雙方儘快實現停火，埃及、約旦等周邊國家在呼籲儘快停火的同時更強調外交斡旋的急迫性；土耳其在此次衝突中相對過去採取了較為平衡的立場，但伴隨著以色列對加沙地帶軍事行動的升級，其批評以色列的調門明顯上升。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衝突無疑將中斷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進程，而沙特與伊朗的和解進程也會受到制約。
  百年衝突的慘痛歷史教訓
  在持續百餘年的阿以衝突和巴以衝突中，巴以雙方以及埃及、敘利亞、約旦、黎巴嫩等阿拉伯國家都付出了沉重的歷史代價。曾推動埃及與以色列在1978年簽署《戴維營協議》的美國總統卡特，早在2006年就在其所著《牢牆內的巴勒斯坦》中指出了巴以衝突的悲劇性所在：「中東地區的仇恨和互不信任根深蒂固，各方自尊心非常強烈」「今天的阿拉伯人、猶太人和基督徒體內流動著的仍是上帝選民之父亞伯拉罕的血液，為爭奪這位中東尊崇的族長的嫡系地位，各方不惜血濺聖地。迄今犧牲的生命不計其數。地上的血仍向耶和華哀告——苦苦渴求著和平」。巴以衝突為世人留下了太多歷史教訓，也昭示出這一世紀衝突的複雜根源。
  首先，殖民主義的歷史遺產使政治解決巴以問題的國際法基礎十分脆弱，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操縱與干涉又進一步破壞了政治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基礎。眾所周知，近代英國殖民主義是巴勒斯坦問題形成的深刻歷史根源，1917年英國通過《貝爾福宣言》，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家園」，導致阿拉伯—猶太矛盾產生。隨後，1920～1947年，英國對巴勒斯坦實行委任統治，但其統治的失敗直接導致巴勒斯坦問題失控。英國在支持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搖擺不定，最終把問題移交給當時由美國控制的聯合國，後者在1947年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方案，阿以矛盾隨之激化，並導致了五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在戰爭中進一步佔領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的大片領土。
  在冷戰結束前後，美國曾為推動中東和平進程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其對以色列的偏袒始終存在。在中東和平進程陷入停滯後，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更加突出。特別是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美國的巴勒斯坦政策發生嚴重倒退，其突出表現是日趨背離「兩國方案」，並通過在2020年促使阿聯酋、巴林等國與以色列簽署《亞伯拉罕協議》推動以色列與更多阿拉伯國家關係實現正常化。但這導致巴勒斯坦問題日趨邊緣化，並成為刺激哈馬斯以極端方式攻擊以色列、抗議巴勒斯坦問題邊緣化的重要根源所在。此次衝突爆發後，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斯蒂芬·沃爾特一針見血地指出，「新一輪悲劇的發生確認了美國長期以來在巴以衝突問題上政策的破產。」
  其次，以色列通過力量優勢建立「安全孤島」的消極做法無法實現自身的安全。從本質上看，此次哈馬斯襲擊導致的災難性後果反映了以色列國家安全戰略的失敗，其背後是以色列國家定位和意識形態選擇的失敗。此次悲劇表明，以色列通過強化自身力量優勢，修建隔離牆、加強邊境安全、不斷擴大定居點等手段防範哈馬斯、擠壓巴勒斯坦的方式並不能確保自身安全。在意識形態和國家發展走向上日趨右傾化、保守化的選擇不僅不利於其國內政治團結和國家凝聚力，還造成其外交政策特別是巴勒斯坦政策的偏執，進而加深了哈馬斯對以色列的仇恨。
  最後，巴以雙方的宗教偏執和各自的內部矛盾，構成了政治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嚴重障礙。巴以衝突在本質上是爭奪領土的世俗衝突，但一旦雙方將評判尺度上升到宗教價值，便使衝突具有不可調和的「神聖性」且彼此都難以妥協。對以色列而言，猶太民族虔信迦南地帶（巴勒斯坦）為上帝與亞伯拉罕簽約賜予「上帝特選子民」——以色列人的土地；相信上帝必將派彌塞亞拯救猶太人於水火之中，使其複歸故土，在迦南地帶重建猶太民族的「千年王國」。正是由於固守上述理念，以色列才把不斷侵吞阿拉伯人的土地，不斷建設猶太人定居點視為理所當然的正義事業。從阿拉伯方面看，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先知穆罕默德留下的「瓦克夫」（宗教財產），具有不可轉讓的「神聖性質」，這也正是哈馬斯拒不承認以色列，執著於消滅以色列的文化根源所在。
  與此同時，以色列內部形形色色的猶太複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在巴以問題上「鷹派」與「鴿派」之間的矛盾、巴勒斯坦內部世俗民族主義力量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與伊斯蘭主義力量哈馬斯之間的矛盾，都對推進中東和平進程形成掣肘，也阻礙了巴勒斯坦問題的政治解決。此外，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複雜矛盾也對巴勒斯坦問題產生了嚴重消極影響。
  當前，本輪巴以衝突仍在持續。在未來，只有直接或間接捲入衝突的各方尤其是巴以雙方，真正訴諸文明與文化的反思，真正摒棄孕育衝突和暴力的偏見，實現精神解放與真正和解，巴以衝突反復上演的悲劇才有可能真正落幕。國際社會也應增強緊迫感，加大對巴勒斯坦問題的投入，推動巴以雙方早日恢復和談，尋求持久和平之道。
  （劉中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