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輯思見過基辛格30多次。哪怕他已經很老了，每次出現，永遠身著縫製精細的成套深色西服和黑色皮鞋，系著考究的暗色領帶，佩戴黑框眼鏡。王輯思回憶道，基辛格說話一直帶有德國口音，「音色低沉，語調平穩，微笑中露出狡黠」。
  1995年，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的王輯思再一次見到基辛格。當時，中美關係；正陷入冰點。美國政府決定允許臺灣地區時任領導人李登輝赴美作「私人訪問」，引發中方強烈不滿。同時，美國也因為一位美籍人士的在華遭遇，大肆炒作。兩國情況變得更為複雜。
  在這種背景下，基辛格來到了中國。「1995年8月，我陪同一位前國家領導人去基辛格在北京下榻的賓館拜會他。」北京大學官網發佈的一則回憶文章中，如今擔任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的王輯思回憶道，當時，領導與基辛格主要聊的是他們之間過去的交往等話題。
  直到談話結束，基辛格「似乎不經意」地提到了那位美籍人士。「我親歷美中交往二三十年，從來沒有聽說這個人。如果這種無足輕重的事情攪亂美中關係，太不值得了。」基辛格說。隨後，他對當下中美關係中岀現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據王輯思回憶，這個建議得到了採納，「這場危機就按基辛格建議的方式平息了」。
  自1971年基辛格作為美國總統特使第一次訪問中國之後，中美關係就成為基辛格人生中最重要的議題。他親自主導了美國與中國由敵對轉為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又多次在兩國關係發生波折時，提出自己的意見。
  他比大多數美國政界人士都瞭解中國。在半個世紀裏，基辛格陸續訪問了中國超過100次。如此高密度，是其他任何外國政治人物都罕有的。2023年7月，已經100歲髙齡的基辛格，仍然撐著拐杖在工作人員攙扶下，來到中國。他見到了中國領導人。回國後，基辛格又與美國政府官員會面，提出自己的建議。
  此次訪華4個月後，2023年11月30日，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當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答記者問時表示，基辛格博士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是中美關係的開拓者和建設者。「中國人民將銘記基辛格博士對中美關係投入的真摯感情和作出的重要貢獻。」
  「一半時間都在為美中關係工作」
  基辛格的辦公室裏，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與各國領導人的合影。那是他的一種政治資本，也是其人生中最關鍵的生涯記錄。
  「你們看，我把和中國領導人的合影放在前面，把日本人的照片放在後面。」1992年春天，王輯思陪同一位國內領導到基辛格的紐約辦公室時，對方半開玩笑地如是說道。王輯思懷疑，這是他的外交技巧，換了其他國家領導人來訪，也會有類似對話。
  但基辛格對中國的友好與重視，卻是真實的。「我一生中一半時間都在為美中關係工作。」基辛格說。據新華社報道，他還曾自稱專長是「認識中國的每一代領導人」。
  中國人判斷外國知名政治人物是否有影響力，往往考慮「他跟本國政府關係如何，政府高官是否還去找他諮詢」這類問題。王輯思分析道，其實，像基辛格這樣的人物，其作用主要不在於給本國政府出謀劃策，而在於能夠穿梭於各國政界和商界之間，運用本人的智慧、人脈、經驗，為本國的長遠利益服務。
  基辛格顯然二者兼具。雖然他自1976年卸任國務卿後，就再未回到權力中心擔任公職，但美國政府卻一直不曾忽視他的觀點，尤其是在與中國的關係上。
  即便拜登政府也不例外。拜登是少有未曾邀請基辛格到白宮並與之合影的美國總統，但他的國務卿布林肯一直與基辛格保持著密切聯繫。「我每隔幾個月就會與他進行交流，每一次，都會有所收獲」，布林肯說。基辛格2023年最後一次訪問中國前，布林肯就與他進行了詳細交談。而基辛格從中國回來後，「我很期待下周就與他會談」，聽取他講述此行的經歷與思考。
  基辛格的角色，似乎從未變過。尤其在中美之間，他一直充當著中間人、協調者、推動者的角色。從進入白宮，協助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改善美國與中國關係時，就是如此。
  作為中美關係改善的直接參與者，基辛格比很多政要都更清楚，兩國關係走到今天有多麼不易。
  試探與秘密交往
  波蘭首都華沙，一場南斯拉夫服裝秀上，出席活動的中國外交官看到有兩名美國人似乎要靠近自己。他們當即決定離開。在中美兩國仍然敵對的當時，與美國外交官私下接觸，是敏感且危險的。但美國外交官並沒打算放棄。於是，外交史上很奇怪的一幕就發生了：中國外交官越走越快，兩個美國人在後面邊跑邊喊：「我們是美國大使館的！我們想見你們大使！尼克森總統說他想恢復與中方會談！」
  多年以後，基辛格仍然對1960年代末發生的這場追逐記憶猶新。它最終打破了中美外交官互避的僵局，同時也凸顯了當時中美之間的猜忌和提防多麼嚴重。
  哪怕是後來為世人所熟知的中美「乒乓外交」，最初都是小心翼翼的。據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仲介紹，中國乒乓球隊赴日參加國際錦標賽前，「中國領導人曾就中美乒乓球隊相遇後怎麼辦一事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基辛格回憶道，「中國外交部起初建議不參加比賽，或至少對美國隊員不予理睬。」周恩來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想了整整兩天才做岀決定。「他發話說，叫人給外交部打電話，『請美國隊訪問中國』。」
  在經歷了美國干預中國內戰、中國抗美援朝戰爭以及以美國為首的歐美陣營對華持續幾十年的封鎖之後，中美兩國一直將對方視為自己的敵人。因此，面對來自蘇聯的壓力，以及越南戰爭對美國的影響等問題，中美都有著改善關係的需要，但雙方也深知，阻力同樣巨大。
  甚至，很多阻力來自國內。意識形態的衝突，使得美方存在大量敵視中國的聲音。當時的美國國務院對中美關係的改善缺乏動力，一直消極應對。尼克森的副總統還公開反對同中國關係正常化的政策，以至於尼克森不得不明令禁止副總統公開談論中國問題。
  兩國的政治文化，也給中美關係改善帶來了不便。基辛格後來才知道，中國領導人以其東方式的含蓄，邀請「老朋友」埃德加•斯諾參觀國慶閱兵，並讓他站在毛澤東身側，實際是在向白宮傳遞友善的信號。但粗線條的美國政客們，並沒有理解其中深意。
  經過漫長而曲折的試探，雙方終於進入實質性接觸後，過程仍然是曲折且隱秘的。中國通過巴基斯坦等友好國家的政治人物，傳遞秘密信件；尼克森和基辛格則決定瞞著全世界——包括本應負責美國外交事物的國務院——秘密與中國接觸。
  基辛格負責了美方的一切，事無巨細。他從中國密信的字裏行間，揣測中國領導人的意見；與美國國務院的官僚系統鬥智鬥勇；還要密切關注來自蘇聯、越南、印度等國家的形勢變化；同時，他又要不時安撫情緒並不穩定，偶爾患得患失的尼克森。
  尼克森對自己推動美國與中國關係改善的歷史時刻充滿期待，又疑慮重重。他擔心其他任何人——包括基辛格會搶奪自己的風頭，甚至一度決定不派特使，自己直接訪問中國。
  這顯然不符合外交流程。「所有的最高級會談都是事前基本上準備好，他才去參加的。」基辛格說，「政府首腦作為主要的談判者關係太重大了。他們通常太忙，無法照顧到各方面的細節，而那些細微的事情卻往往決定談判的成敗。他們身系重任，不能從容不迫地去應付一次拖長的談判所必然帶來的壓力。如果談判出現僵局，就沒有迴旋餘地。」
  最終，尼克森同意，讓基辛格代替自己，先行訪華，與中國政府就首腦會談內容進行溝通。1971年，基辛格抵達巴基斯坦，在該國總統葉海亞掩護下，以「肚子疼」需要休養為理由，從公眾面前消失。他瞞著全世界，乘坐飛機，飛往中國。
  震驚世界的時刻
  這是一場充滿未知，也令基辛格滿心忐忑的旅程。負責保衛他的特工更為緊張——直到飛機落地，他們才知道,自己已經身處「敵對國家」了。在向基辛格表達了不滿後，認命的他們只能如臨大敵一般，緊緊貼在基辛格左右。
  事實證明，中國領導人展現了岀乎他們意料的誠意和直率。
  國賓館內，基辛格和隨行人員享用了一頓盛宴。他對精細的中餐很滿意，談判時也不停地吃點心。歸國後，眼尖的人發現，「因腹痛療養」的基辛格反而重了好幾磅。
  兩天內，中美雙方會談17個小時。絕大多數時候，基辛格和周恩來在交流政治哲學和對國際局勢、歷史的看法。基辛格在自傳中寫道，兩國隔絕20年，沒有事務性問題要解決，「建立信任，只能從務虛開始」。
  這正是他擅長的領域。基辛格回憶，周恩來說話富於哲學思辨，對歷史的分析鞭辟入裏。其實，基辛格本人也是如此。在場的隨行人員認為，這樣的對話是美國國務院的官僚駕馭不了的。
  返程前，基辛格不無得意地給尼克森發去電報：「我們已打好基礎，您和毛澤東將揭開歷史的新篇章。」
  「周恩來總理和……基辛格博士……」4天後，尼克森在晚間廣播中念出雙方擬定的文本，即「七一五公告」。美國總統將訪華的消息震撼了整個世界，基辛格也將自己的名字刻入歷史。
  半年後，北京，再一次來到中國的基辛格，卻被堵在了飛機裏。
  機艙外，尼克森大步流星走向周恩來。這位總統要獨佔歷史時刻，他出艙前再三叮囑，與周恩來握完手前，隨從們都不許岀艙。
  樹林的深處，一座外觀普通的房屋內，毛澤東接待了尼克松和基辛格。辦公室的書架上堆滿書和手稿，地上也都是書，桌上擺著茉莉花茶，「就像隱居的學者」。
  基辛格套近乎，稱他在哈佛大學時，讓學生讀過主席的著作。尼克森也誇讚，這些書「改變了整個世界」。
  毛澤東回答：「我只改變了北京周圍的一些地方。」
  基辛格回憶，毛澤東的眼神始終「銳利又略帶嘲諷」，說話像紫禁城的庭院，一層套一層。他需要慢慢琢磨，才能捕捉到中方在貿易、臺灣等問題上的真實立場。
  兩國領導人談論國際戰略時，基辛格接過了擬定聯合公報的任務。公報的框架，是他初次訪華時，周恩來建議的：先分別列出中美各自的立場，再寫共同聲明，秉持「求同存異」的思路。
  「關切」或「希望」，「前提」或「前景」，「承認」或「認識」，20個小時的談判中，基辛格小心斟酌每個辭彙，為美國的政策留下更多解釋空間。
  《上海公報》發佈，中美關係破冰。
  返回美國前的最後一晚，淩晨3點，基辛格被尼克森叫醒，隨他上樓去看上海的夜色。
  基辛格眼前，這座一千萬人口的城市，幾點稀疏的燈光在閃爍。夜幕中，他看到中國的大地延展出去，無邊無際。
  再無基辛格？
  陪總統傷懷的那晚，基辛格沒有想到，他將在未來50多年裏100次訪問中國，走遍她遼闊的疆土。
  從1980年代廣州清平街的自由市場，1990年代三峽的西陵長江大橋，到新世紀初河南鄧莊鄉的普通農戶，基辛格的足跡在時空中不斷累積。
  而他，也成為中國人民心中「最珍貴的老朋友」。
  這段時間裏，中美關係曲折向前。1990年代至新世紀初，兩國之間接連出現第3次臺海危機、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轟炸和南海撞機等危機事件。克林頓政府任期內，美國國內又掀起了對華遏制政策和接觸政策的爭論。
  作為中美關係的開拓者，基辛格在這些時刻，通過訪問、撰文和接受釆訪等方式，影響政界和公眾。1996年第3次臺海危機後4個月，基辛格來到北京，參加了政協舉辦的首屆21世紀論壇。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發生後，基辛格在採訪中竭力打圓場，他說中國扣押軍機是因為「有流程要處理」，美國士兵「在旅館裏吃得很好」，雙方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沒有必要。基辛格補充，小布希政府已經向他徵求過建議。
  基辛格一直反對遏制中國的政策。從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初，基辛格就認為，「反共分子」尼克森和「兩位世界革命棋手」達成共識，是雙方一致認為，和歷史恩怨、意識形態分歧相比，共同的地緣政治利益更重要。這也是基辛格秉持的理念。因此，在基辛格對國際格局的構思中，中國始終有一席之地。
  他曾以一個中國通的口吻寫道，「軍事帝國主義不是中國風格」，「威嚇的口吻會喚起中國對帝國主義的記憶」，基辛格提醒同僚不要用應對德國和蘇聯的方式制定對華政策。
  2014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中，基辛格認為，東亞的和平與秩序需要均勢，以及主要國家間的夥伴關係。《論中國》則出現了更理想化的表述：太平洋共同體。為此，基辛格引用了德國哲學家康德的話：「永久和平最終將以兩種方式之一降臨這個世界：人類的洞察力，或是因為在巨大的衝擊和災難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類別無選擇。」
  「我們現在正處於這樣的關頭。」這是基辛格2011年的警告，在今天仍有效力。
  基辛格去世後，歐美媒體在報導其本人事蹟時，也在關注中國社會對基辛格隆重的悼念。智庫美國和平研究所認為，這一現象反映了3種情緒：失去一位老朋友的傷感；對基辛格式的現實主義外交逐漸被意識形態外交取代的遺憾；以及對中美關係黃金時代的緬懷。
  10月24日,基辛格出席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年度頒獎晚宴，併發表了講話。這是他人生當中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在這次晚宴上，基辛格再次強調了美中之間的和平與合作至關重要，符合兩國和世界的利益。
  「這是他最後的公開呼籲。」《環球時報》在其社論中寫道，基辛格對中美關係正常化作岀的歷史性貢獻，取得了驚人的發展成果，既造福了兩國，也改變了世界。「他的逝世無疑是中美關係的巨大損失。中美之間還會不會有『下一個基辛格』的問題，也讓人百感交集。」
  （余濟清 張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