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認知戰」，這是民進黨當局在每次公職大選中「戰無不勝」的「犀利武器」。
  所謂「認知戰」，原本是心理學上的名詞，指的是人類對於注意力、語言使用、記憶、感知、問題解決、創造力和思考等心理過程。但民進黨當局卻將之「改造」轉化為選舉語言及選戰策略。蔡英文在二零二零年「五二零」就職演說中首次提將「認知戰」端上正式文件的桌面上。她聲稱，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在「超限戰」領域，已經進入「資訊戰」與「認知戰」的交鋒，且是現在進行式。因而可以說，蔡英文是繼在「二零二零」大選過程中，充分利用香港的事態及所謂「王立強事件」，大打「抗中保台」牌而騙取選票獲得成功後，「總結經驗」，進而提出「反認知戰」，讓民進黨在此後的公職選舉中運用。果然，在「二零二四」大選的過程中，賴清德和民進黨當局就將「反認知戰」與「反介選」等手段綜合運用，以「國安五法」和《反滲透法》為「法律依據」，在雖然有六成民意渴望「下架民進黨」之下，充分運用這些「武器」，在設法破壞「藍白合」的同時，也以各種「罪名」追殺其競爭對手，因而只有四成名義的賴清德，居然也可以「有驚無險」地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
  對此，台灣當局「國防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在研究報告中總結指出，「認知戰」在軍事上屬於「灰色地帶衝突」，難以區分平時或戰時，雖時都可以發動，並可從官方與非官方、軍方與民間等協同進擊，不受限平時與戰時，並善用敵方、我方、國際媒體與新媒體平台。當前新型態的戰爭發展迅速，敵對國家也已逐漸避免武裝衝突的熱戰，轉而在網絡世界進行無聲的交鋒。其中「認知戰」則是中共對台新型的戰略之一。台灣也將網絡世界的認知戰，視為兩岸間已開打的戰爭領域。所謂的「認知戰」是意圖奪取一般民眾，對於資訊的認知，還有對事件的詮釋的話語權，也就是一般俗稱的「帶風向」。「認知戰」呈現出來的方式有「藉由捏造、散播虛假、爭議訊息，以達到影響大眾的認知，讓接受資訊的人對身處的體制的產生質疑、不滿，進而改變他的行為」，藉此擴大社會分化與對立。
  為此，當年國共內戰時期「中統」的後身「法務部調查局」，曾經舉辦「認知戰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民進黨「立委」沈伯洋等作演講。隨後於今年一月十七日成立「認知戰研究中心」，統合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國內安全調查處及資通安全處，下設認知研究、資料分析、應處反制三組，引入認知作戰背景源起、策略手法、趨勢態樣等學術理論，輔以蒐集、分析境外「敵對勢力」傳散影響台當局「國家安全」、擾亂社會安定、破壞友盟關係等爭訊即時通報，並使用軟體工具溯源清查異常帳號、協請社群平臺業者下架、發布新聞揭露。另聘請學者專家擔任諮詢委員，提供專業分析意見，並舉辦研討會或與國內外智庫、執法機關交流合作，透由工作研討或經驗分享，提升因應境外敵對勢力對我認知作戰能量。
  就在此背景下，台灣當局也「不受限平時與戰時」，逆用「認知戰」，搞了許多鬼名堂。最新的一宗，是於上星期透過有「民進黨官媒」之稱的《自由時報》放話稱，大陸國台辦在今年初陸續接觸台灣數家電視台，以「在中國商業利益」為誘因，要求為中國政府製作帶狀政論節目。為了讓節目符合北京所想傳達的訊息及其效果，中國新華社記者從節目規劃、談話腳本高度參與，甚至在錄影棚現場盯梢，以確保每個環節都達到台辦要求。新節目從製播起，就在國台辦要求下，每週選定時間與製作人召開會議，並將國台辦指定角度及特定主體置入對話腳本與議題，這視角多為批判民進黨政府，帶風向極為明顯。不僅如此，每次開會時都有一位操著中國口音的人出席相關討論，大家原本以為是合作的製作公司人員，但他在會議中多次提醒一些特定角度，甚至還在錄製第一集節目時，進棚監視來賓是否按照腳本來做，以及其他方面是否有按照計畫安排。而後來幾名資深員工向公司高層打聽，才發那個人是中國新華社駐台記者趙博。由於趙博參與節目製作之事已被傳開，所以他在日前緊急離開台灣，新華社也改派另一名記者來台駐點。
  這真是「講大話唔抹嘴」。凡是與新華社駐點台灣記者有接觸過的人士，尤其是台灣地區的記者都知道，趙博是一位女生，而造謠者居然為她「變性」，指鹿為馬地以「他」標示。而且，趙博是於今年二月派駐台灣地區的，台灣當局發出證件的期限是三個月，因而已經於五月間離台返京，這又怎能說是「由於趙博參與節目製作之事已被傳開，所以他在日前緊急離開台灣，新華社也改派另一名記者來台駐點」？！。單是這個細節，就知道「餵料」給《自由時報》的「國安」人員，是在充分運用「認知戰」的策略之時，竟然忽略了情治人員必須謹記的「嚴謹反复求證」。
  其實，又何止如此？根據台灣地區經常上電視台談話節目的名嘴指出，政論節目不是「拍戲」，因而不會有腳本，只會給一個主題，由大家各自發揮，有時甚至會滾動式調整內容，因而根本不可能發生《自由時報》所指之事。實際上，倘是在節目錄影時有人盯場、指手畫腳，即使此人是台灣人，名嘴們也強烈感到不受尊重，即時「劈炮唔撈」。何況，在台灣當局嚴厲執行《反滲透法》等惡法下，新華社記者才是被嚴密盯視，如要採訪和原先駐台目的不一樣的題目時，就必須向「文化部」申請，因而不要說進入電視台的攝影棚進行「指導」，就是去採訪，也將被視為「違規」。如果真有此等情形發生，豈不暴露了連雞蛋也可釘出縫的台灣情治機構，竟然失職失能，對所謂相關事態竟然一無所知；在趙博都已經正常輪替離開台北一個月之後，才「敲鑼打鼓」地報告「城門失火」？
  其實，這個事態，倒是折射了賴清德當局對大陸「兩院三部意見」的懊惱及焦慮，因而拋出系列「反制」措施，這個所謂「監盯」電視台節目就是其中一項。但既然有此「事實」，檢調機構就必須對新華社駐點記者「拉人封艇」，卻因不是事實，沒有「證據」，而不敢輕舉妄動，因而就拿了已經離台的趙博來「說事」，一副色厲內荏的醜態，比「向心夫婦間諜案」更為荒唐無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