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十九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先後召開過九次三中全會。歷次三中全會，都以改革開放發展作為鮮明主題，都對中國的改革發展作出戰略性部署，都推動了改革開放和發展進入新階段並不斷取得新成就。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成功召開和取得重大成果，發揮了重要作用。
  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136頁］,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這次全會之所以能夠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與鄧小平發揮的關鍵作用密不可分。
  一、「北方談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方針「作出了決策」
  1978年9月，鄧小平在結束對朝鮮的訪問後，專程視察了東北三省，回京途中又視察了唐山市和天津市，先後考察了本溪、鞍山等工業重鎮和大慶油田、鞍鋼、開灤煤礦等大型企業，行程數千裏。此時的中國，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已經推向全國，改革開放的呼聲愈來愈強烈。
  鄧小平走一路講一路，「到處點火」（《鄧小平年譜》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382頁），對改革開放和加快發展生產力，又作了一次重要的思想發動。
  關於改革問題。9月15日,鄧小平在聽取黑龍江省委負責同志彙報後，著重談了管理體制的改革問題。他說：「從總的狀況來說，我們國家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人浮於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發展……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鄧小平年譜》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376頁）9月18日,在視察鞍鋼後，鄧小平對發展吿產力和改革的問題講得更為迫切和堅決，指出：我們要在技術上、管理上都來個革命，發展生產，增加職工收入；要加大地方的權力，特別是企業的權力；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築非改不行。鄧小平還從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來闡述改革的必要性。9月17日，他在聽取遼寧省委彙報後強調：「馬克思主義認為，歸根到底要發展生產力。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鄧小平年譜》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381頁）
  關於對外開放問題。在東北視察期間，鄧小平一路大談對外開放。9月13日，他在談到本溪和本鋼的發展時說，要到發達國家去看看，看看人家是怎樣搞的。長期把自己鎖在本鄉本土，不了解外界，不與外界交往，閉關自守，只能把我們國家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9月16日，在聽取吉林省委常委的彙報後，鄧小平指出：「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於落後不行。」要「吸收國際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吸收他們的資金」。（《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128頁）9月18日，在聽取鞍山市委負責人彙報工作時，鄧小平再次重申：「我們要以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鄧小平年譜》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384頁）
  關於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當時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正開展得如火如荼。在視察東北期間，鄧小平首次在中共黨內明確提出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9月17日下午，他在聽取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彙報時，一方面提出搞好揭批查運動的五條標準，同時指出：「通過運動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把作風搞好，有半年時間就可以了。運動不能搞得時間過長，過長就厭倦了。……有的單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結束，可以抓訓練，可以組織學習科學知識。」（《鄧小平年譜》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383頁）9月20日，他在天津聽取揭批查運動的彙報時，再次強調：你們可以考慮一下，如果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單位運動搞好了，就可以轉為搞業務，搞久了不行。
  鄧小平的這些思想觀點立即在廣大幹部群眾中激起巨大反響，很快在中央領導層取得共識。胡耀邦後來評價說：「1978年9月份，小平同志在東北提出了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為三中全會的方針，為今後黨的工作方針，作出了決策。」［《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彙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5頁］
  二、確立會議主題，引導會議「向前看」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原定三項議題：一是討論《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兩年國民經濟計畫的安排，三是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按照這個議程，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經濟工作。
  關鍵時刻，鄧小平再次發揮了關鍵作用。他提出，應該在討論經濟工作之前，首先討論一下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這一建議得到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常委的支持，並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為主要議題展開討論。
  進入分組討論以後，11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發言，提出為了保證黨的工作重點順利轉移，先要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一大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是非功過問題。他提出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團」案平反，要肯定彭德懷對黨的貢獻等6個重大歷史遺留問題。陳雲的發言受到與會者的贊同和熱烈回應。代表們還提出「一月風暴」「二月逆流」等許多「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是非問題，要求中央作出正確的結論。在與會者強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團」案等錯案平反的決定，解決了一批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可以看出，正是由於鄧小平提出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重大倡議,才使得中央工作會議突破原定議題的局限，引發了與會代表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討論，使十一屆三中全會開成了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會議。
  隨著歷史問題的逐步解決，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和對幾位中央領導同志的批評又成了熱門話題。許多與會者把注意力放在人事調整問題上。在北京西單等地出現了一些極端誇大黨所犯的錯誤，攻擊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企圖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極端言論。國際上也非常關心中國國內局勢是否能夠保持穩定，能否同中國進行經濟、技術交流和貿易往來。
  在中央工作會議存在重大分歧和社會上出現混亂的局面下，鄧小平果斷提出不能再向後看了，「向後看為的是向前看」（《鄧小平年譜》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446頁）。他在多種場合反復強調：「我們一定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沒有毛澤東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個歷史是抹不掉的」「黨中央、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幹赫魯雪夫那樣的事」（《鄧小平年譜》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435、438、441頁）。針對會議各組普遍提出變動中央領導層的要求，鄧小平從黨和國家大局考慮，確定「只能上，不能下」的人事變動原則，維護中央領導層的安定團結。他提出：要給人民、給國際一個安定團結的形象。如果有損於這個，給人以錯覺，極為不利。揭露和平反大量冤假錯案是改變會議議程的一個突破口，但歷史遺留問題錯綜複雜，牽涉廣泛，處理不好容易激化黨內矛盾。鄧小平提出處理歷史遺留問題「宜粗不宜細」的方針，強調要以大局為重，「外國人對其他事沒興趣，主要看中國安定不安定」（《鄧小平年諧》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445頁）。
  鄧小平的這一系列舉措，對中央工作會議的進程發揮了重要的引導和推動作用，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歷史轉折廓清了道路。
  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1978年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舉行閉幕會，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對於這篇講話，鄧小平極為重視。在10月份出訪日本之前，他就找有關同志談了自己的意見，讓他們圍繞工作重點轉移問題，起草一個初稿。這個初稿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就寫了出來。由於會議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央領導層的格局也發生了變化。議題轉變了，原先準備的講話稿也就不適用了。
  於是，鄧小平自已用鉛筆親擬了一個400多字的提綱，於12月2日找有關同志去談想法。此後，他又幾次與胡喬木等起草者談修改意見。12月13日下午，鄧小平走上講臺，宣讀這篇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講話。這篇講話著重講了四個方面的問題：一、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三、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鄧小平的這篇講話，後來被譽為「開闢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頁）。在這篇不到8000字的講話中，提出了一系列振聾發聵的重要思想。
  比如，講話號召要解放思想，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比如，講話特別強調民主，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再比如，講話強調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指出在經濟政策上，「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146、152頁）
  鄧小平這篇重要講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認識和新決策奠定了重要基礎，實際上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成為人們公認的開啟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標誌。
  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由於中央工作會議的充分準備，三中全會開得非常順利。全會公報以鄧小平的講話為基礎，分五個部分系統闡述了三中全會提出的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新思想、新思路和新政策，充分體現了兩個會議取得的重要成果。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從這次全會開始，改革開放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幕拉開了。
  鄧小平與十二屆三中全會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同胡耀邦等其他4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了這次全會。鄧小平在會後不久表示，自己在這次會議上「有作用，主意出了一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頁）。事實上，為了這次會議的成功召開，鄧小平傾注了大量心血。
  一、拍板確定會議主題並進行宣傳闡發
  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啟動了農村改革的新進程，改革率先在農村取得突破。而城市改革雖然也有一定進展，但總體上仍然沿襲著計畫體制運轉，企業效率低下等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1984年5月，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決定,改革的重點要從農村轉向城市。鄧小平在其後的多次講話中，表明了支持推進城市改革的態度。
  5月20日，鄧小平在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時說：「我們這次人大提出要解決城市中的改革問題。……城市不僅有工業問題，還有商業問題。改革很複雜，肯定會受到抵制，但不改革不行。」（《鄧小平年譜》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273頁）6月30日，他在會見第二次中日民間人士會議日方委員會代表團時說：「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我們首先解決農村問題。現在改革要從農村轉到城市。」（《鄧小平年譜》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284頁）
  為全面推動經濟體制改童，鄧小平拍板確定了十二屆三中全會的主題。10月2日，他在會見楊振寧、李政道等外籍華人科學家時說：「不久要開十二屆三中全會，我相信在將來的歷史上會表明它的重要性。會議的主題是城市改革。」（《鄧小平年譜》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295頁）10月6日，他在會見參加中外經濟合作問題討論會全體中外代表時說:「即將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就是城市和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這意味著中國將出現全面改革的局面。」（《鄧小平年譜》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299頁）10月10日，他在會見聯邦德國總理科爾時又指出：「過幾天我們要開十二屆三中全會，這將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會。前一次三中全會重點在農村改革，這一次三中全會則要轉到城市改革。」（《鄧小平年譜》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301頁）
  在明確十二屆三中全會主題的同時，鄧小平還在多種場合宣傳闡述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意義及原則等。1984年9月19日，他在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吳健雄和袁家駒時說：「農村的形勢很好，現在決定在城市進行改革，如果改革成功，國家的情況會更好。」（《鄧小平年譜》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292頁）10月2日，他在會見楊振寧、李政道等外籍華人科學家時又說：「如果說開拓新局面是從農業開始，這次則是全面改革，包括工業、商業、科技、教育等，範圍很廣。……如果城市不進行改革，就會妨礙農村繼續前進，城市也滿足不了占我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的需要。城市改革要有更大的勇氣。農村改革說明，城市改革不但必要，而且相信會成功。這就可以保證我國到本世紀末實現翻兩番的目標。」（《鄧小平年譜》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295頁）
  鄧小平也認識到城市改革的複雜性，強調要審慎和實事求是。10月6日，他在會見參加中外經濟合作問題討論會全體中外代表時指出：「由於城市改革的複雜性，可能會出差錯，我們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當的地方，改過來就是了。總之，遵循一個原則，就是實事求是。」（《鄧小平年譜》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299—300頁）
  鄧小平明確十二屆三中全會主題並不斷進行闡發和宣傳，為全會的成功召開創造了良好條件。
  二、指導會議檔的起草
  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突破把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同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畫的商品經濟」的重要論斷，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方針，成為20世紀80年代指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檔。儘管鄧小平在10月20日《決定〉〉通過的會議上謙虛地說，「這個檔，我沒有寫一個字，沒有改一個字」（《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頁），但實際上，他為這個偉大文獻的誕生起了別人起不到的重要作用。
  一是提出要搞出一個「改革檔」。據參與《決定》起草的原物資部政策研究司司長謝明幹回憶,在「鄧小平、陳雲等老同志的督促與指導下，1984年春成立了（十二屆三中全會檔）起草組」（謝明幹：《〈決定〉的七大歷史性突破》，《中國網》2013年11月5日）。據另一位參與《決定》起草的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回憶，鄧小平在談到十二屆三中全會的中心議題時，就提出：「最理想的方案是通過一個改革檔。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起了很多的作用，這次三中全會能否搞一個改革檔？這個檔將對全黨起巨大的作用。就搞這個檔，別的就不搞了。」（高尚全：《胡耀邦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炎黃春秋》2015年第12期）按照鄧小平的要求，胡耀邦主持起草《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起草工作從1984年5月開始，歷時近5個月，八易其稿，殊為不易。
  二是多次肯定檔的基本精神。《決定》的起草並非一帆風順。7月，起草組拿出的提綱沒有脫離原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調子，因此提綱遭到否定，並為此調整了起草班子。9月9日，根據各方專家的觀點，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寫信給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就關於計畫體制、價格改革、國家領導經濟的職能等三個問題征求意見一信中提出，中國式的計劃經濟，”計畫第一、價值規律第二」這一表述並不確切，今後不宜繼續沿用；「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畫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畫服務」。［《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頁］9月11日，鄧小平批示：「我贊成。」陳雲和李先念也表示贊成。
  根據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的意見，起草組於9月中旬至10月初先後拿出第六稿和第七稿。第七稿強調發展商品經濟，指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畫的商品經濟。」［《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頁］鄧小平認真審讀了第七稿。10月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胡耀邦在會上傳達了鄧小平對《決定》第七稿的電話意見：「檔看過了，寫得很好，政治局會議我就不參加了。」（《鄧小平年譜》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301頁）隨後，鄧小平對《決定》送審的第八稿也批示同意。
  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對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畫的商品經濟」這樣重大論斷的表態是極為慎重的。他贊成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畫的商品經濟的提法，是改革開放以來他在「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上解放思想的結果。早在1979年11月，他就在會見外賓的談話中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鄧小平年譜》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580—581頁）。1981年他主持制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出：「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頁］在此基礎上，中共十二大報告中形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
  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畫的商品經濟的明確表態，為理論界幾年來的爭論畫上了句號，為《決定〉〉的起草定下了基調，也為城市和整個經濟體制改革規定了方向。法新社評論說：「中共領導班子通過的徹底的經濟改革措施，是鄧小平為了使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而作出的六年努力中取得的一個新的重大勝利。此間分析家幾乎毫不懷疑這些改革是在中國的這位八十歲的老政治家的親自督導下制訂出來的。」（《參考消息》1984年10月22日）
  （張曙 孔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