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6屆世界遺產大會通過決議，將「北京中軸線——中國理想都城秩序的傑作」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雨燕是一種每年春夏都會光顧華北平原的候鳥，它們在老木構建築裏築巢、繁衍，到了秋冬時節，它們再次向南飛去，最遠可以到達非洲。北京中軸線上的正陽門老城樓，是很多雨燕在北京的一個固定的家。每年春天，從非洲遠道而來的雨燕，從高空俯瞰，想必一眼就能認出這條梁思成口中帶著「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的中軸線。
  人類圍繞這條中軸線的生活則更加繁忙。獨立設計師吳桐每天都會「穿越」中軸線，對她來說，這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兒。她的家和辦公室都在老城的二環內，經常去的故宮就在中軸線最核心的位置，週末常光顧的Pageone書店在中軸線上的前門北京坊，去什刹海也會路過人頭攢動的鐘鼓樓，她很喜歡這種現代生活與古城痕跡交混的生活，她覺得「這裏才是獨屬於北京的樣子」。
  2024年，這條和無數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北京中軸線，成為了世界文化遺產。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6屆世界遺產大會通過決議，將「北京中軸線——中國理想都城秩序的傑作」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長達7.8公里的中軸線，北起鐘鼓樓，向南經萬寧橋、景山，過故宮、端門、天安門、外金水橋、天安門廣場建築群、穿正陽門、中軸線南段道路遺存，直至南端永定門，分列中軸線東西兩側的還有太廟和社稷壇、天壇和先農壇，15個遺產點嚴整排列，猶如一部精心編排的交響曲。
  「重疊的山水空間」，呂舟更願意用這個意象去想像中軸線。呂舟是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國家遺產中心主任，也是這次申遺文本編制專案的主持人，為中軸線的成功申遺貢獻了重要的學術支持。在呂舟看來，那些層層疊疊的高大建築與水系構成的空間序列，像一個微縮的「世界圖景」，以巨大的視覺衝擊力將觀者置於「萬山來朝」的壯美之中。
  在漫長的帝制時期，一個又一個都城被統治者規劃、建造，繼而摧毀。從曹魏鄴城開始，正式出現了城市中軸線的形態。後來的唐長安城，宋汴京城等，都出現了城市的中軸線。這些城市都已經湮沒在歷史中，而北京是目前留存中軸線最為完整的一座古都。
  吳桐曾經想像過一位古代的使節行走在這條「建築節奏控制得相當精彩」的中軸線上：從南方永定門進城後，建築密度逐漸增加，途經正陽門、大清門，之後是狹長的千步廊，再經天安門、端門、午門、太和門，直到太和殿廣場，視野豁然開朗，建築群在乾淨的地平線上橫向鋪展，「可以想像他抵達太和殿時的體驗是怎樣的震撼」。
  這種節奏就是秩序。申遺專案的正式名稱裏，「理想都城秩序的傑作」幾個字，成為了申遺文本的核心理念。如今北京城的前身元大都的設計者為劉秉忠，他是忽必烈的近臣，更熟悉儒釋道各家經典。他參考了儒家經典《周禮·考工記》中的都城制度，將區域內不太重要的建築全部拆除，平地而起，建造了一座以中軸線建築群為核心的壯麗都城，「強烈地表現出在中國傳統觀念中，都城核心建築的道德意義和構建國家秩序的象徵性」。呂舟說：「朝廷、宮室表達了等級秩序，鐘鼓樓反映了通過對時間的管理構建社會生活秩序的城市管理體系，各重城門則是這種社會生活秩序的體現。北京中軸線構成了對秩序的清晰表達，它是中華文明的獨特見證。」
  申遺：提前11年實現目標
  一開始，沒有人會想到中軸線能這麼快申遺成功。北京市文物保護協會會員夏凡一直關注著中軸線申遺的進程，他目前的工作——帶領講解北京中軸線的研學團，也讓他格外關注中軸線的各種新聞。
  中軸線上的15個遺產點，此前已經有三個世界遺產，包括故宮與天壇兩個獨立申請的世界遺產，以及萬寧橋——2014年大運河世界遺產的遺址點之一。
  平時夏凡和朋友們聊天的時候也都在琢磨：「我們的申遺到底能不能成功？世界遺產委員會對我們這個遺產能不能認可？」
  抱有這樣疑慮的人不止夏凡一個人。每一次成功的世界文化遺產專案的申報，都有著漫長的培育時間。廈門鼓浪嶼的申遺，呂舟帶領的清華大學國家遺產中心團隊就是主要的參與方，整個申遺過程歷時12年。
  一個專案先要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錄》，之後國家文物局會挑出做得最好的、最成熟的進行申報，其間會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預審，還有多輪的專家考察。
  北京中軸線是2012年被列入預備名錄的，同樣候選的中國文化遺產如今還有三十多處。
  呂舟記得當時北京市政府給的目標是2035年申遺成功。「政府做判斷的時候，需要考慮多方的因素，因為它需要動員極大的力量，特別是在北京的中心區，這個地方的管理就更為複雜。是否具有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可能性，需要深入的論證過程。」呂舟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2018年、2019年開了兩次國際會議，「就是一個論證過程，我們把北京中軸線放到國際層面，請世界遺產領域資深的專家來進行論證。」被邀請的國際專家們在經過現場考察和對北京中軸線申遺文件的討論後，對北京中軸線的申遺工作表達了極大的興趣和支持的態度。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評審世界遺產專家組的聯合主席認為北京中軸線的申遺工作具備在兩三年之內申報的條件。
  ICOMOS是一個致力於保護世界各地文化遺產的專業協會，在全球有超過10000名會員，會員多為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工程師、人類學家，它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就是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世界遺產提供專業的學術建議。
  經過這樣的論證，北京市政府和整個申遺團隊加快了步伐。2019年9月，北京市文物局正式印發了《北京中軸線申遺保護三年行動計畫》（下稱「三年行動計畫」），2020年到2022年，各種工作按部就班開展，2023年迎來國際專家的考察，2024年申遺成功，「基本按照時間表完成了」。
  四個遺產點重疊的問題在世界遺產大會上並沒有成為問題。「中軸線強調的是整條軸線的價值，它對於北京城市規劃建設的價值是獨一無二的，所以不能簡單理解為是重複，」夏凡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天壇代表了中國的祭祀文化，是祭祀建築群的體現，故宮體現的是皇家古典建築群，而中軸線體現的是整座都城規劃設計的秩序理念。」
  在7月27日的大會現場，ICOMOS另外提到了中軸線上部分建築因改建或重建而受到損害。這也是很多像夏凡一樣的歷史愛好者的擔憂，「永定門的城樓是複建的，原本的永定門古跡在1950年代被拆除，新的建築還能參加世界遺產的評選嗎？」
  對於ICOMOS的這個意見，現場多國代表發表了不同的看法。希臘代表首先發言，認為「天安門廣場的建築群是平衡且對稱的，這也和北京中軸線整個風格一致。我們也看到在重建的過程中，都遵循了原來中軸線上的建築風格」。
  此後，黎巴嫩、尚比亞、塞內加爾、土耳其、哈薩克斯坦、阿根廷、日本、越南、韓國等18個國家代表表達了和希臘代表一致的看法，他們普遍認為，天安門現代建築群和重建的永定門「見證了中國社會從帝制到現代社會的歷史連貫性」，「它們是北京中軸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整個討論過程持續了40分鐘。
  「重建的永定門與古代永定門之間的價值差異，是討論的焦點。」呂舟說。但呂舟的闡釋角度不一樣，「從文明的延續性的角度來闡釋，複建後的永定門是北京中軸線南端的標誌，並不是說它是明代的建築。所謂的真實性是一個資訊來源的真實性，複建的就要說是複建的，不要給人誤導。所以這裏面並不存在真實性的問題。」
  在現場，塞內加爾代表還半開玩笑地做了一個類比，「今天如果巴黎聖母院重建了，是不是應該把它從名錄上刪除？」
  規劃：一條中軸線上，九個歸屬部門
  每一個申遺專案都是極為龐雜的系統工程，包括最為核心的申遺文本的編制、背後的學術研究、遺產點的未來規劃，到文物本體的保護，以及不可移動文物周邊的環境整治。
  北京市文物局制定的「三年行動計畫」，把2020年至2022年間所有要做的事情，拆分為48項工作。「一項一項地落實，這是文物局要做的，那個是交通局要做的，這個是體育局要做的，那個是西城區政府要完成的……當時北京市委、市政府把它放到了全國文化中心建設領導小組的協調機制裏面，兩星期協調一次，來檢查整個這48項工作的進度。」呂舟說。
  早年申遺的時候，還沒有現在這種複雜的系統工程。1987年，六項中國古跡成為中國首批世界文化遺產，包括周口店北京人遺址、明清故宮、長城、莫高窟、秦始皇陵、泰山。清源文化遺產保護發展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清源文化）總經理、高級工程師張榮說：「著名文物保護專家羅哲文親筆撰寫了長城的申遺文本。但申遺的核心要點並沒有變，要講清楚：它的突出普遍價值是什麼、真實性與完整性、如何進行保護管理，並需要劃定區域。你需要給它劃定一個區域，核心區多大，緩衝區多大。」
  2000年，中國發佈了《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大約也是從那時開始，我們國家的文物保護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期。」張榮說。
  2009年起，清華大學國家遺產中心、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所、清源文化在呂舟教授的指導帶領下，組建了北京中軸線申遺文本、保護、整治設計團隊，並於2010年受北京市文物局委託編制《北京中軸線預備名錄申遺文本》。
  這個團隊首先要面對的，是中軸線上各個組成部分的管理權限問題。
  對於文物保護工作來說，管理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而中軸線上各個遺址點的歸屬管理單位不一致，給管理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難，「上級單位非常複雜。」清源文化副總經理雷嫻說。
  雷嫻的團隊配合北京城市規劃研究院做了《北京中軸線保護管理規劃》中「遺產管理」部分的制定工作，《規劃》中一張「管理架構現狀示意圖」充分說明了「複雜」程度：正陽門的上級管理單位是北京市文物局，天壇則歸北京市林業局管理，屬於林業系統，而太廟則歸管於北京市總工會……據官方數據統計，中軸線上15個遺址點分屬9個不同的上級管理部門。
  由於天壇是一處獨立的世界遺產，很早便有自己的規劃。2022年，為了配合中軸線申遺工作，天壇的管理單位啟動了第三版規劃。
  天壇遺產區面積達到273公頃，是中軸線上面積最大的遺產要素，「所以保護利用是有層次的，既要維護天壇完整的壇域格局，又要加強保護從祈年殿，到丹陛橋，一直延伸到圜丘壇建築群，這條軸線貫穿的遺產核心區。」參與《天壇文物保護規劃》的總工程師項瑾斐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天壇既具有文物屬性，又是北京市民平時休閒晨練的公園，天壇管理部門在外壇設置了適量的活動場所與遊憩設施，以滿足作為公園屬性的市民休憩需求。此外，保護規劃設計了不同組合的展示路線，主要參觀線路建議沿北京中軸線從天壇西門即祈穀壇門進入天壇，這也與明清時期祭天儀仗線路基本符合。
  儘管「非常複雜」，但雷嫻並不認為有進行機構調整的必要，「調整起來很有難度，因為它們的權屬和功能都有一定的基礎」，再者，「我們會有一個銜接機制來加強溝通，申遺成功後，還是各歸各的權屬來管理，這樣也比較高效」。
  不少網友提出申遺成功後是否有遺址點的通票，雷嫻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專案組曾討論過門票問題，「但目前來說還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計畫，因為權屬上不一樣。」
  騰退：化整為零，「申請式退租」
  「先農壇是整個文物騰退工作的重點。」聊起中軸線上的文物騰退工作，呂舟多次提到了先農壇。
  古代的先農壇是祭祀社稷神的場所，與天壇隔著中軸線對稱佈局，面積極大，和天壇不相上下。而目前先農壇對外開放的面積，只占到整個先農壇面積的不到16%。
  1950年代初，由於很多單位遷入北京，首都人口也開始劇增，很多單位也找不到辦公地點，「所以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很多單位、很多老百姓就陸續搬進了這些歷史古跡當中，這是歷史問題。」夏凡說。也是在那時候，很多機關單位搬進了先農壇，如北京育才學校，以及最早的專門培養競技體育人才的訓練基地北京先農壇體校等等。
  「三年行動計畫」裏，清源文化的主任工程師王帥參與的一個專案便是先農壇的環境整治。「裏面的單位太多了，它們的建築覆蓋擾亂了原先的建築佈局，我們這次環境整治只是試點做了一小塊面積。」王帥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這一小塊地方原先是空曠的祭祀道路，後來成為了投擲類運動的訓練場館、一個網球看臺，還有一個餐廳，「四周建築密密麻麻的」，這次整治，就是儘量還原出這條祭祀的道路，「這是一個見縫插針式的復原」。
  考驗團隊的一個難題是，既要讓這條路重現出來，又要重新規劃運動場地，「我們和體校協商了一個折中的方案，我們可以在裏面做一些事情，但是要保證他們的訓練。」團隊清理出祭祀道路後，在兩邊做了球場，「還繞著圍牆做了跑道，」王帥指著地圖說，「這些體育設施以後還會向市民開放。」
  除了祭祀道路，先農壇內慶成宮的院落也已經被完整騰退出來，但還沒有對外開放；育才學校的搬遷也已經在時間表上，就等著新校區建成。「先農壇的騰退，要不是因為中軸線申遺，根本就騰不出來，這裏面都是很大的單位，就是因為中軸線撬動了，這些遺產點才能以更從容和更舒展的狀態呈現出來。」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龐書經說。
  張榮意識到，「政府希望通過中軸線申遺做一個抓手，來解決北京老城的保護問題」。北京老城的保護，不僅僅包括文物單位內的騰退，也包括老城內民宅的騰退。
  像北京的太廟，也就是如今的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位於午門前的西側，所謂的「左祖右社」，左祖就是太廟，右社就是社稷壇。夏凡記得，之前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裏也有很多民居，「前年這些住宅陸續搬出來了，我有一個朋友他就住在太廟當中，當時他們全都搬出來了。」
  夏凡的家就在被劃定的北京中軸線遺產緩衝區，離核心區也很近，「就在國家大劇院後面」。在夏凡的印象裏，北京老城這幾年一直在做街巷的治理，「比如之前胡同都是土路，後來鋪了柏油路；之前我們都是生的爐子，後來都變成了電暖氣；胡同裏面原來有電線杆子，上面的電線非常亂，後來電線都埋到地下，變成地下的電纜……都是這幾年陸續出現的變化。所以我覺得中軸線申遺應該會把整個騰退的進程加快」。
  夏凡的家也在被騰退之列。騰退的政策，之前強調必須是整院搬遷，一個四合院內所有住戶必須全部同意搬走，你才能搬。「當初我們院子有一戶沒同意，所以當時整個院子就沒走。」從2023年開始，強調不是非得整院搬遷，如果有一戶不同意，就留下，剩下的那四家人就可以選擇搬走。
  龐書經看到，老城街區裏對歷史風貌影響特別大的，很多都是公房的違建。他在「三年行動計畫」中負責的是鐘鼓樓片區的環境整治，面對的正是老舊「公房」的騰退問題。
  北京市的公房有著複雜的變遷史，早年是各單位分的公家房子，後來演變為北京市「直管公房」，住戶有租用權，而且租金非常便宜，由於租用權可繼承，好多住戶已經生活了好幾代了。在這麼長的時間裏，給公房加蓋等違建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鐘鼓樓片區違建的問題，70%-80%出現在公房上面。」龐書經說。
  當地政府面對公房租戶，給出的方案是「申請式退租」。如果租戶同意退租，政府給予一定的貨幣補償，居民可以拿這筆錢購買政府指定的某個定向房源。「這個政策的前提是自願。」龐書經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當時在鐘鼓樓西北側一個小片區域先進行了申請式退租，差不多1.02公頃的區域，有70%公房的居民採取了自願退租的方式走了。
  風貌：始料未及的鴿子籠
  站在中軸線的正陽門箭樓上，向西南看去，是一大片的北京老胡同平房區。北京人管這一片叫做大柵（shí）欄（lànr），這是老北京最繁華的商業區。
  負責這一片區環境整治的副總工程師張光瑋給南方週末記者看了一張她拍的照片，那是她站在正陽門箭樓上拍的大柵欄照片，一些與整體風貌不協調的建築被一個一個標示出來。「你看這個六層建築，跟周邊的平房相比尺度較大，又刷了亮眼的黃，需要適當調整，屋頂的設施也得清理規整。」調整後的立面利用門窗洞口弱化體量，整體刷成了青灰色。
  「幾乎是一戶一案」，張光瑋用「針灸」來形容這幾年對大柵欄片區的整治，「煙囪怎麼改、室外機怎麼辦、貼的瓷磚要不要改，每一戶的方案都不一樣。」大柵欄片區有上百的住戶或者商戶在三年整治計畫中進行了「針灸」。
  在鐘鼓樓片區，城市風貌的整治工作在「申請式退租」工作之後變得更加順利。龐書經參與編制了《北京中軸線風貌管控城市設計導則》，這個《導則》的核心內容就是為7.8公里的中軸線遺產區劃定緩衝區。占到老城面積60%的緩衝區，其保護利用與空間治理，「到底以什麼樣的目標願景，以什麼策略手段，以什麼工作標準來實施推進，相當於制定了一個工作手冊。」龐書經說。
  高出屋頂天際線的鐘鼓樓，映襯俯瞰著周圍的四合院街區，從元代一直延續至今，在整條中軸線緩衝區的居民區裏。「鐘鼓樓片區的歷史風貌、空間肌理和歷史景觀相對都比較穩定，歷史沉積也相當厚，可以說又穩定又厚重。」龐書經說。
  正因此，它面臨的問題和張光瑋負責的大柵欄片區不大一樣。後者的商業單元更多，所以在治理過程當中「沒有辦法做非常大的動作，只能在外部可動的部分進行一些恢復性工作」。而鐘鼓樓一帶則是大型的居住街區，除了做屋頂的整治之外，還關注到了公共空間、院落。「要動屋頂，勢必涉及屋簷下居民的生活，所以不得不從一個單純的屋頂治理，變成一個綜合治理，不然工作是開展不了的。」龐書經說。
  「切入點肯定是屋頂。」龐書經認為首先要保證的是街區與鐘鼓樓之間的對比映襯關係，即所謂的「歷史景觀」，「連綿起伏的四合院屋頂肯定是非常鮮明的歷史景觀和特徵，這個特徵需要我們通過治理的方式把它保護好」。
  屋頂的問題，除了被覆蓋、被維修擾動之外，最顯眼的就是很多「新長出來的東西」，包括家用的生活設施，如空調外機、太陽能板，以及排風道、煙道等。但最讓整個團隊始料未及的，卻是老北京市民的心頭好之一——鴿子。
  當時編制《北京中軸線風貌管控城市設計導則》的時候，沒有人會想到屋頂上的鴿子籠會成為問題。秋高氣爽時節，如果漫步在北京老城，經常會聽到一聲聲悠遠的鴿哨。「鴿哨是中軸線上活態的文化遺產，代表了老城北段傳統的生活形態和生活趣味。」龐書經說。
  北京市民養鴿、賽鴿，有著悠遠的傳統。梅蘭芳養鴿子，王世襄也養鴿子，還寫了《鴿經》，但無論是梅蘭芳還是王世襄，都不曾把鴿籠放在屋頂上。「我們看了1953年的歷史照片，鐘鼓樓片區屋頂上是沒有任何鴿籠的。」龐書經認為現在把鴿子籠放在屋頂上，是後來居住條件越來越緊張的結果。
  從高空俯瞰，鴿子籠很容易被識別。它們採用了最簡單的搭建方式，用的材料是顏色出挑的藍彩鋼瓦、紅彩鋼瓦，或者白色的泡沫板，體型龐大，架在屋頂上，有的瘦高，有的矮胖，「跟整個連綿起伏的四合院的屋頂風貌不協調」。
  對鴿舍的治理方式很快被確定，既要把它留在這兒，同時又讓它的顏色、空間、形態各個方面，根據老城的氣質，讓整個空間協調統一，不使其影響到中軸線的歷史風貌。
  一開始，龐書經以為這是小事一樁，「不就是重新做一個籠子嘛」，但是標準制定出來之後，居民們並不買賬。對他們來說，這個籠子，內有乾坤。「你們不懂養鴿的事兒！」龐書經記得這是居民們對他的回饋。
  和鴿戶們坐下來好好談了之後，龐書經才知道這裏面有那麼多門道。鴿籠分巢籠區、網籠區和跳板區。巢籠區就是鴿子休息和育種的地方，網籠區是鴿子平時起居活動的地方，跳板區則是鴿子起飛的地方，如果參加賽鴿，跳板區還要有電子感應器。巢籠區是封閉的，會有很多小盒子。
  鴿舍一定要做得大，因為鴿舍內部的衛生，需要人去清理。每天的糞便、換羽季的羽毛，人要能鑽得進去，就要足夠大。龐書經最早一版的鴿舍設計都不高於1.2米，加上內部的隔斷，人進不去，整個設計就作廢了。而且每個鴿戶蓄養鴿子的數量不一樣，有的幾十只，有的幾百只，一個標準化的鴿籠設計方案滿足不了大家的需求，最後只能是一籠一案，做更加精細化的設計。有了這些前期的學習和座談，「鴿戶們才同意了」。龐書經說，「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我們理想狀態中的鴿籠『不高於屋脊』『隱形』等等這些要求，最後都沒有徹底實現，最後的結果其實是我們的治理要求和居民蓄鴿、養鴿的剛性要求相互妥協下來的結果，這個其實就是共同締造吧。」
  最後造出來的鴿舍，龐書經讓頂部變平為坡，與周圍四合院的坡頂有了呼應，「色彩和材質都做了相應的設定，這些具體的個案最後變成了一套新的標準，成為其他片區改造鴿舍的參考」。
  未來：世界遺產裏的人
  「為了中軸線的申遺，居民做出了很大的讓步。」在鐘鼓樓片區治理的這幾年，最讓龐書經感念的是市民們的付出。比如為了不讓太陽能板掩蓋屋頂，市民被勸導換用電熱水器，儘管也有政府的採購補貼，但畢竟多了一項支出。
  也有很多不願意騰退的居民。據夏凡觀察，不願意搬走的主要有兩類人，第一類是老人家，市區各種生活設施都比較方便，老年人看病也近；第二類就是有小孩兒的家庭，老房子所在的學區吸引他們留在老城。
  這條中軸線不僅仍然深刻影響著當代北京城的宏大建設，如北京北面的奧運村、鳥巢、水立方就位於中軸線的北延線上，在一些微小的城市背面，它帶給人們的影響也「無微不至」。
  事實上，探討人與文化遺產的關係，近些年來一直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趨勢。
  世界遺產專案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重要的旗艦專案，回應的國家極多，公眾熱情與國際影響也很大，「教科文組織要怎麼回應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它關注的重點逐漸地會從單純的保護轉移到新的問題上來。」呂舟說。
  「保護是一個手段，不是我們終極的目標，保護是為了另外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可以是講故事，講一個文明的故事，不僅僅向別人證明我們有偉大的文明，而是講這些遺產對於今天的社會來說具有更大的意義。你可以看到在這個過程中，法國人把他的葡萄酒產地差不多都劃進世界遺產了，這僅僅是要保護嗎？這絕不僅僅是保護，背後有它內在的發展邏輯在裏面，甚至是商業邏輯。」呂舟並不諱言文化遺產背後的商業邏輯。
  從2013年開始，每年，呂舟都會帶著團隊參與世界遺產大會、考察各地的世界遺產，與各國專家進行交流，同時也瞭解世界遺產的發展變化。他主編過《中國世界文化遺產30年》《變化中的世界遺產2013-2019》，關注的是世界遺產的發展趨勢，「世界遺產的理念一直在變化，拿我們國內來說，最早申的就是故宮、長城，偏紀念物，最大，最壯美。但是這幾年慢慢關注到人和遺產的關係，為什麼我們會申雲南茶園，要是在1980年代，不可想像會把一個茶園申成世界遺產，但是它體現了人類村寨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張榮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呂舟也曾考慮把北京中軸線周邊的歷史街區，如鐘鼓樓周邊、什刹海、前門，放進遺產點裏去，後來經過反復評估，「還是覺得，這些可能很豐富，很符合今天世界對文化遺產的興趣點，但是它會沖淡故事核心，我們還是要突出故事的主線，理想都城的秩序，強調在秩序上。」呂舟說。
  但是呂舟承認：「世界遺產的趨勢一定是和當代人的生活越來越密切，它的生命力就在於和當代人的生活聯繫。」
  申遺成功之後，很多人都說這只是一個起點。比如鐘鼓樓片區，覆蓋了北鑼鼓巷和什刹海的一大片區域，以鼓樓為中心，四面八方整個都是平房街區，「現在真正落實了申請式退租、啟動了人口疏解工作的只有西北片區，但是什刹海那一邊，其實都還沒有開始，這個工作應該會作為中軸線可持續發展的工作落實下去。」龐書經說。
  老城區的人口被騰退之後，要重新植入什麼樣的業態，是一件更加考驗當地人智慧的事，夏凡說幾年前他曾參與了一些業態更新的專案，居民搬走之後，政府會改造裝修老房子，再出租給新的業態，「有做酒吧的、做工作室的，也有做民宿的，也會有有錢人來購買，大家都在探索這個問題，最重要的是改造要符合老城區的風貌」。
  張光瑋說大柵欄片區也面臨業態更新的問題，儘管目前這一片區還居住著大量的社會服務人員，城市空間與商業業態也與他們有共生的關係，但張光瑋認為城市的更新是需要陪伴它慢慢地成長，「雖然我們的工作對象是物質的東西，但是物質的東西背後是複雜的社會主體，這個主體裏面有人，有管理制度，有政府，我們的角色是在其中提供專業的意見，它的發展趨勢是由很多力量合力完成的。」
  北京人吳桐也許更加懷念在老城胡同裏的漫步，她喜歡的街道寬度是「人的尺度」，「後來有了汽車，為了效率，城牆被打開，都市街道就基本都是為交通工具設定的了。北京的道路變得極寬，中間還隔著柵欄。」她會和南方週末記者談起雅各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雅各布斯說，街道是城市的客廳，越豐富，就越有活力。」
  （王華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