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槍，瞄準，許海峰重複了五遍。
  三聲槍響，同步傳來電視直播員的叫聲，10環！9環！10環！
  1984年的夏天，許海峰奪得洛杉磯奧運會首金，也是奧運史上的中國首金。這一瞬間，全中國、華夏兒女血脈僨張。體育一直被視為國力的窗口之一，許海峰這一槍，讓世界感覺到中國有了變化。
  世界看中國的目光變了。幾個月之後，長城上拿著可樂的中國小夥，站在《時代》週刊的封面上，他笑著。「中國的新面孔」，《時代》週刊赫然寫著。雖然很是符號化，但這本老牌雜誌正在告訴世界一個事實：新氣象的中國正奔騰而來。
  奧運奪金和中國人手中的可樂，都只是一個小的切面。這一年，中國的改革開放邁開闊步，現代企業抽枝發芽，一個此後再也無法被忽視的群體進入國際經濟視野，他們叫「中國企業家」。
  商業初興1984
  1984年1月24日，美國矽谷，留著長髮的喬布斯召開了蘋果大會，他隨性地從布包裏拿出了第一代Mac電腦。
  在蘋果公司為其設計的廣告裏，身材健美的女孩揮舞鐵錘，砸向象徵喬治·奧威爾的「老大哥」。這是廣告界名揚青史的一幕，宣示了個人電腦的革命狂潮。
  人們熱衷於這種反叛的味道，就像全球的主流經濟學正將「凱恩斯主義」推下神壇，重新握住「看不見的手」以促成新的經濟神話，並試圖借此避開「奧威爾式的1984」。
  就在同一天，等待劇變的還有東方。
  一列火車駛入了中國深圳，身穿深灰色中山裝的鄧小平健步走下火車。在特區大規模建設的第五個春天，深圳首次迎來了「總設計師」。
  聽完彙報後，鄧小平登上了一座22層高樓，呈現眼前的是縱橫交錯的寬闊馬路、車流如梭以及熱火朝天的工地。
  鄧小平指向斜前方問：那幢樓要建多少層？答曰：國貿中心大廈，設計要求建53層。
  「三天一層樓」的國貿速度就是深圳速度，鄧小平深沉的眼神裏閃亮著興奮與喜悅。過往關於「改革開放」的爭論、圍繞特區的議論，一度如氣勢洶洶的颱風，在這一刻止住了，化為了和煦而持續的春風。鄧小平堅定地說：「我都看清楚了。」
  國家方向清楚，人們就有信心，有奔頭。此刻，一個年輕人騎車途經國貿，紮堆的人群、躁動的空氣吸引了他。一打聽，說是鄧小平視察，他頓感「幹大事情的時候到了」。
  要「幹大事情」的年輕人就是王石。4個月後，憑藉倒賣飼料賺到的300萬元，王石在國貿南向一公里成立了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配備的第一件辦公用品，就是剛剛發佈的Mac電腦。4年後，已經習慣大刀闊斧的王石倒騰出一個異類企業—混合所有制的萬科。
  倒爺、投機高手、個體戶，這些褒貶難辨又暗藏著不安的稱號，從南到北，橫掃整個中國，即便是知識份子也不能免「俗」。
  比如柳傳志，不過，他算不上一個合格的倒爺。創業初期，柳傳志被騙了14萬，本打算靠倒賣旱冰鞋、運動褲衩回本，卻又賠了。就在柳傳志急出了病的時候，1984年，中國科學院把那間不足20平米的傳達室出借給了他。誰也沒有料到，這一出借就倒騰出後來的聯想。
  這是1984年，就像王石、柳傳志，一批縱橫中國商場的名字在這一年相遇了，共同開啟了中國商業史上的「企業家元年」，為日後活躍的商業氛圍和巨額的民間財富種下了靈動的DNA。
  李經緯盯上奧運會，魄力過人地推出了「東方魔水」健力寶。任正非因發明第一臺空氣壓力天平，登上《人民日報》頭版，後開了家電子公司。魯冠球以自家價值2萬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廠子，即萬向的前身。李東升在一個簡陋的農機倉庫，和香港人合作生產錄音磁帶，TCL就此誕生。
  潘寧領著幾個師傅，手工敲出來一臺雙開門冰箱，容聲（科龍）冰箱橫空出世。曹德旺去武夷山遊玩，意外得知汽車玻璃的價格昂貴，高興得合不攏嘴。李書福送鞋修補時，看見修鞋師傅都在打磨冰箱配件，馬上嗅到商機……
  而偉大的歷史書寫，還藏在了不易察覺的細節裏。
  也是1984年，鄧小平在上海微電子技術應用彙報展覽會上，用他一輩子改不掉的四川口音說了一個著名言論：「電腦普及要從娃娃抓起。」當年的「娃娃」們—破格錄入杭師的馬雲、喜歡天文的馬化騰、盯上學校的電腦的李彥宏、夢想當村長的劉強東、喜歡下圍棋的雷軍……他們的命運從此在創新中重生。
  要改變、要富強、要崛起，這些念頭通過商業讓無數中國人發出光芒，照亮了1984年，熱烈而醒目。
  把企業家請回中國
  企業家群體在同一年裏爆發，其實是時勢造英雄。
  一是，商品和服務的長期匱乏，滿足不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二是，單一公有制經濟容納不了增長的就業需求，尤其是包產到戶改革後釋放出來的巨量「農村剩餘勞動力」。
  時與勢把中國推到十字路口，但怎麼辦，路徑要選對，否則動力就會變壓力，紅利就會變包袱。解決這個難題，還得靠思想解放、體制改革。
  故事，從大討論開始。大討論，則從「不滿意」中開始。
  1984年冬，35歲的張瑞敏出任青島日用電器廠的廠長。在這家瀕臨倒閉的集體企業，張瑞敏發現工人「上班8點鐘來，9點鐘就走人，10點鐘時隨便在大院裏扔一顆手榴彈也炸不死人」，人浮於事、缺乏激勵、管理不善。張瑞敏十分「不滿意」，決定給工廠治病。
  沒想到，張瑞敏最早下達的要求竟然是，「不准在廠裏大小便」。儘管沉屙多，張瑞敏還是首次引進了工資與工作量掛鉤的績效制度，明確幹得好的工人可以拿到兩倍的基本工資，但是不合格的連基本工資的一半也沒有，違規者則一律開除。
  抓好對人的管理，一年後，張瑞敏開始抓物的品質，他當著工人的面一口氣把76臺不合格的產品砸成廢鐵。這是之後家喻戶曉的海爾故事。
  作為國企負責人，作為個人，張瑞敏用怒砸不合格產品表達他的「不滿意」。而在福建，同樣是國企負責人，是以群體的形式表達對發展現狀的「不滿意」。
  中國經濟可以更好，中國企業可以更好。1984年3月，福建省經委召開會議，研究怎麼搞活企業。與會的55位廠長認為國有企業被計劃經濟體制「五花大綁」，連夜起草了《請給我們「鬆綁」》。一封呼籲信，激起萬千關切，《福建日報》在第二天頭版頭條全文刊登了這封信。與這封信同時刊登的，還有時任福建省委書記項南的批示：「此信措辭懇切，使人讀後有一種再不改革，再不放權，就真正不能再前進的感覺。」
  半個甲子後的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給福建30位企業家寫信，對該事件予以了肯定。他表示：「30年前，福建55位企業負責人大膽發出給企業『鬆綁』放權的呼籲，很快在全國上下形成共識，成就了經濟體制改革的一段佳話，我對此印象猶深。」
  有來有往，豈止在幾封信。鬆綁放權，不只在一夕間。
  當年，「鬆綁」放權事件，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連鎖反應，促進了思想解放。半年後，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是改革的一次重大勝利，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的傳統觀念，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畫的商品經濟」—中國人的智慧以及打破認知窠臼的非凡勇氣，體現在這個嚴謹表述中。
  鄧小平稱之為「當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經濟學家們視之為「第一次對改革進行『頂層設計』」。自此，企業家們「想要做事而不敢、不能」的難題，迎刃而解了。
  何難之有？要知道，今天默許由企業定奪之事，如物資供應、產品調撥、價格規定、人事安排、工資定級等，在當年都由國家統一安排。企業沒有經營權，也沒有所有權，連建一個廁所都要主管部門批准。大夥躺在舊體制的懷抱裏吃大鍋飯，企業好壞與己無關。在這樣的體制下，絕大部分企業年年虧損，毫無活力。
  人人都清楚，局面不改革，難以為繼。但改革的鋒芒突破了計劃經濟體制後，中國企業的發展也並非一路坦途，而是波浪式前進的。尤其是一些人總把計畫和市場的問題同社會主義制度聯繫起來，提出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最典型的就是「傻子瓜子」事件。
  年廣久，一個不識字的「傻子」竟然靠賣瓜子，一年賺了幾百萬，還雇了很多人，當上了老闆，在很多人看來，完全是不可以被接受的。1984年，鄧小平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專門提到此事：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可以說，每一次出現如此爭論，都會給企業的發展帶來高度的不確定性，從而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
  這裏面牽扯到的企業，甚至還包括了華為。高尚全在參加中共十五大報告起草時，有人提出「華為姓資不姓社」，理由是國家沒有投資。這關係到改革中必須弄清的重大原則和方向，敏銳的高尚全主動提出去深圳實地調研。調研的結果令他興奮—任正非靠2萬塊錢起家，華為員工持股，把員工利益和公司利益捆綁在一起，不僅解決了大量就業，還給國家上交了大量稅收。高尚全認為，它恰恰「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高尚全「保住」了華為。後來，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的「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新型集體經濟，尤其要提倡和鼓勵」，其中就有來自華為的啟示。
  回顧歷史，有人說這樣的故事再怎麼重複都不為過，就像今天中央要求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一樣—唯有理解思想的解放、制度成本的降低以及企業家群體的整體回歸之不易，方能看清中國的改革邏輯與增長的秘密。
  現代企業再出發
  中國經濟取得偉大成就的成因是複合的，但不得不承認，理論的突破引領著實踐飛躍，一如那句形象的比喻：只要打開鳥籠，鳥自己知道該如何飛。
  40年來，我國市場主體從不足50萬戶增加到目前的1億戶以上，增長了200多倍；過去十年，中國市場主體數量年平均增速更是達到了12%。大到天眼探空、神舟飛天，小到移動搜索、電子商務，知名或不知名的中國企業，前赴後繼，爭奪市場，蔚為壯觀。中國隨之成功地從一個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崛起成為了全球第二經濟大國，出現了工業革命以來最大規模的工業化和都市經濟圈的群聚效應，以及將呈現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中產崛起。
  中國這樣巨大規模的發展，是40年前不敢想像的。但今天，在談論「企業家精神」時，我們仍不輕鬆。
  40年之間，中國企業進化迅速，淘汰也極為慘烈。我們看到企業家有自己的狂飆期，有自己的激情年代，也看到一些企業家已淡忘或離去，還有一些消失了，消失在想要快速套利所散發出的負面作用中。儘管無須對過往褒貶，畢竟他們打開了中國塵封已久的商業大門，其昂貴的學費也成為了後來者的養料，但在某種意義上，氾濫的激情、混亂的秩序和對常識的無視，也正在毀壞我們改革進程的積累。所以，需要指出，在主張企業家精神時，要談政策冷暖，也問是非曲直。
  尤其是今天，中國企業們高談出海，走向世界，但國際經濟競爭的複雜性和艱巨性，又超出預想。能不能很好地走出去，能不能更好地服務於更大的經濟體，中國企業家們也必定在行將到來的全球化競爭中歷經考驗。
  尤其是今天，「卡脖子」三個字每每談及，創痛甚巨。那些投入大、見效慢、風險高的領域，長期乏人問津，一度導致「國產替代」四個字成為評判企業和企業家最重要的標準之一。
  半導體產業發生的事就是一個縮影。眾所周知，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晶片消費市場，但據IC Insights統計，2022年，中國的晶片自給率僅為18.3%。與此同時，近30年，在晶片全球產業鏈中的占比，美國約50%，中國僅為5%。十倍差距的背後，是中國晶片發展落後的十幾年。
  其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在這個巨變時刻，中國自主創新所需要構建的企業新秩序，需要與多股力量不斷博弈又不斷磨合。用任正非的話來說，夾在中美貿易戰中的華為就像「兩個碰撞的大球之間的一顆芝麻」。
  對中國企業家來說，要培育好這一顆芝麻，沒有歷史的成例可供參照，沒有既定法律程式可以沿引，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只有自主創新這一條路。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設想用五年左右的時間，推動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
  我們看到，完善市場所需的硬體並非難事，但要造就一個企業家群體，則要久久為功。
  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快建設更多世界一流企業。
  我們看到，儘管叱吒風雲的企業家已至不惑之年，但面對新的要求，我們已經有理由相信，在中國走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深度和時代寬度之際，無數投身國家富強、經濟繁榮的新的青年企業家，正在擁抱更加壯闊的願景。
  就像當年的許海峰一樣，他們沉著、冷靜，無論抵達目的地多麼艱難，也絕不放棄，更絕不孤立於世界，因為，「良好的擊發時機，不是在絕對穩定的情況下，而是在輕微的晃動中尋找」。
  中國現代企業已經走過了40年，站在時間線上，看似很長，但對於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來說，只是全速奔向目標的子彈，應聲出膛的一瞬。
  （何子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