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一名諾獎得主，總共分幾步？
  這個問題被問了太多遍，以至於諾獎官網，集合了高頻提問並作出統一答復：
  要成為諾獎獲獎者，首先要獲得合格提名人的提名，不能自薦。通常，有提名權的人是科學院成員、大學教授、科學家、往屆諾獎獲得者、議會議員等。
  提名的過程是個秘密，每屆提名過後，要過50年才能公開提名名單。雖然每個委員會有自己的標準，但一個被公開的共識是，諾獎要頒發給那些在各自領域「為人類作出最大貢獻」的人。成為這樣的人，概率約為千萬分之一。
  那麼，如何成為「為人類作出最大貢獻」的人？
  美國基因遺傳學家喬治•比德爾曾分享過自己的經驗:天賦、勤奮、不吸煙、不喝酒、不碰女色與政治。當然，這是來自大約70年前的經驗，用這套苦行僧式的標準規訓所有的有志青年，未免顯得太過單一，甚至慘無人道。
  為了讓這個世界源源不斷地出現「為人類作出最大貢獻」的人，諾獎本身也變成研究對象。過去幾十年裏，諾獎歷史學家根據有限的資料，探索小概率背後的規律。畢竟，通往瑞典斯德哥爾摩諾貝爾頒獎大廳的道路有千萬條，但終點只有一個。獲得諾獎，不只是聰明就可以。
  並非都是優等生
  2014年，挪威神經科學家梅-布裏特•莫澤因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獎後，她回憶自己的學生生涯，對媒體說：「我並不是成績最好的學生，但我的老師會發現我性格裏的優點並持續鼓勵我。」
  每年，當諾獎揭曉的時刻，總會流傳起類似「名言」。科學史家哈芮•紮克曼研究後發現，這些諾獎得主在學生時代與同齡人相比，往往不是包攬獎學金的人，他們甚至不是優等生。
  「克隆教父」約翰•伯特蘭•格登是201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上英國的伊頓公學時，他以倒數的理科成績穩定保持著「吊車尾」的位置，還被同學嘲諷為「科學蠢材」。雖然他喜歡毛毛蟲，會沉迷於它們變成飛蛾的瞬間，但也只是個愛蟲子的男生而已。
  他的老師曾評價他：「我相信他有志成為一名科學家，只是以他目前的成績來看，這個想法實在荒唐可笑。」
  申請大學時，他希望能去牛津大學學習生物，因為成績實在不太好，校方同意接收他，但只能學古典文學。上大學期間，他試圖轉專業。考慮到他尷尬的理科成績，生物系老師感動於他的執著，然後拒絕了他。
  格登沒有放棄，一再堅持，最終轉至跟生物學有些許關聯的動物學研究專業。1958年，在完成博士學位時，他從蝌蚪細胞提取出完整細胞核，成功克隆了一只青蛙，然後一舉成名。
  在劍橋大學執教後，他仍將老師當年的評語貼在辦公室的牆上，提醒自己：認准的事，失敗也不要輕易放棄。
  美國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曾受命撰寫一份關於科學研究的報告，其中提到，真正的突破是無法預測的。尋找捷徑、一步到位的想法從開始就是錯的。那些追求正確答案的人生，也並不總是正確的。
  好人緣和協作者
  大多諾獎得主在早年便展現出一些非凡的天分。國防科技大學李際超與美國西北大學王大順、殷裔安以及印第安納大學Santo Fortunato等合作，整理研究了1900-2016年間545位諾獎得主的論文發表與合作網絡數據。
  他們發現，諾獎獲得者在學術生涯早期（前5年）發表的論文數量是普通科學家的2倍多，文章平均影響力更是普通科學家的8倍多。顯然，他們的確更勤奮。
  他們的研究生涯並非孤軍奮戰，與其他科學家合作發文的數量是普通科學家的1.77倍，獨立發表論文數量並不突出。這也從側面印證了諾獎得主在科學研究中的協作精神。
  紮克曼長期專注於研究諾獎，他將這種現象稱為一種「貴族義務」。
  雖然人人都知道爭奪成為論文的第一作者對學術生涯有諸多利好，但這些諾獎得主懂得為學術新人讓路。到40多歲時，諾獎得主平均只在26%的論文中擔任第一作者，相比同輩56%的「戰績」，實在不算是高產學者。
  一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曾說：「成為資深作者、第一作者對年輕人大有裨益，可即使我的名字不在第一個，我也沒覺得有什麼問題。」
  無人問津的冒險
  在那些沒有「一作」的時光裏，這些諾獎得主鑽進這個世界上人跡罕至的角落，直到奇跡發生。
  1945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亞曆山大•弗萊明、恩斯特•錢恩和霍華德•弗洛裏，表彰他們發現青黴素並將其用作抗生素，改變了人類的抗菌史。從發現到獲獎，間隔了17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英國皇家陸軍醫療隊隊長的弗萊明目睹大量傷患因傷口細菌感染死於敗血症。回到倫敦後，他開始專心研究感染傷口最常見的葡萄球菌。弗萊明在培養皿裏培養出葡萄球菌，再嘗試用各種藥劑去消滅它們，然而一無所獲。
  1928年9月，度假歸來的弗萊明發現，他之前放在實驗室角落的一個細菌培養皿中，長出了一團青綠色的黴毛。他原本想把這些發黴的培養物倒掉，只是突發奇想，把它拿到顯微鏡下查看。
  結果，在黴菌周圍，原本生長旺盛的葡萄球菌全部被殺死了。
  弗萊明將這個發現寫成論文發表。一開始，這個發現並未受到廣泛關注。直到澳大利亞藥理學家錢恩和弗洛裏發現了弗萊明的論文，他們決定開始探索青黴素的有效成分並批量生產。這個時刻晚來了10年。
  麻省理工學院前院長萬尼瓦爾•布希曾參與青黴素的量產。他在一份給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報告中寫道，科學的進步源於智力的自由發揮，是探索未知的好奇心成全了那些偉大的研究成果。這也意味著更多時間、更大風險和一條更曲折的路。
  跨界力
  專家們總愛鼓勵年輕人，認准目標就要心無旁鴦地投入，但至少從目前諾獎獲獎者的案例來看，他們醉心於研究的同時，也有著與之看似毫不相關的愛好。然後，從愛好中獲得的技能被跨界引入研究領域，奇妙的反應便發生了。
  最著名的一個例子是191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亞曆克西斯•卡雷爾，他發明了手術中縫合血管的方法，為器官移植手術奠定了基礎。有意思的是，這個讓他獲得學界最髙成就獎項的技術，是他學繡花的時候順帶受到的啟發。
  卡雷爾的母親擁有紡織廠，他師從里昂最優秀的刺繡師之一瑪麗-安妮•勒魯迪爾。勒魯迪爾在處理「深不可測、複雜難懂」的腐爛織物方面的靈巧技巧教會卡雷爾如何縫合血管，使腎臟和心臟移植以及搭橋手術成為可能。
  後來，卡雷爾還和著名飛行員林德伯格合作，利用後者在機械方面的天賦，開發出一套體外灌注系統(Perfusion Pump)，使得器官離體存活成為可能，為人造心臟的問世奠定了基礎。
  另一個案例是赫伯特•西蒙，他因開創性研究獲得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除了學術研究，還會彈鋼琴、譜曲、繪畫和國際象棋。他說，自己能夠將從事的任何活動都當作認知研究的另一種形式。
  密歇根州立大學生理學教授羅伯特•魯特•伯恩斯坦研究發現，獲得諾獎的科學家接受過木工、金屬加工或美術等工藝培訓的可能性比普通科學家高9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幾乎都受過數學、物理學或天文學訓練；文學獎得主成為藝術家的可能性是普通民眾的3倍，成為演員的可能性是普通民眾的20倍。
  「我們相信，廣泛的興趣愛好是可以實現聯動的。」伯恩斯坦發現，大學裏修雙學位的人比不修的人表現出更多創造力；同時，是否長久維持一門動腦的愛好，比如音樂、表演、視覺藝術展覽、競技象棋或電腦編程等，比參加標準化考試和智力測試，更能預測職業的成功。
  諾獎血統
  《自然》雜誌對科學領域的諾獎數據進行了分析，在截至2023年獲得科學和經濟學獎的736名研究人員中，有702人屬於同一個學術譜系，即他們在歷史上的某個節點有著共同的學術聯繫。
  約瑟夫•約翰•湯姆遜是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他還培養了一代開創性的科學家，其中包括6人為諾獎得主。湯姆森不僅向他的學生灌輸卓越的研究精神，還教他們如何培養下一代人的科學精神。又比如，200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克雷格•梅洛有51位同門或先輩獲得諾獎。
  人們覺得，正是因為頂尖教授選拔頂尖學生，並為他們提供頂尖的工作環境、最豐厚的資源以及最前沿的經驗，諾獎才得以在師門傳承。
  此外，學術界子承父業的情況也非常普遍。在諾獎的百年歷史中，已經出現了6對父子獲得過諾獎，其中有1對父子甚至同年獲獎。
  191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聯合授予威廉•亨利•布拉格和其子威廉•勞倫斯•布拉格，以「表彰他們在通過X射線分析晶體結構方面的貢獻」。
  這個研究的最初起點是5歲的小布拉格摔傷，父親老布拉格想要找到一種能觀測骨骼的方法，便用他的設備掃描了兒子的斷臂，這是澳大利亞拍攝的第一張X光片。後來，老布拉格發明了 X射線光譜儀，這也成為父子共同的研究興趣。小布拉格發佈的重要研究理論成果背後，是父親親自動手做實驗提供的支持。
  一個好伴侶
  一直以來，民間有一種刻板印象——獲得諾獎的人一定程度上是天才，而天才的婚姻生活
  大都一地雞毛。
  事實並非如此。美國曾有一項調査，在20世紀，美國離婚率達到44%，同期諾獎得主離婚率僅為11%。當然也有例外，比如量子力學的奠基人之一埃爾溫•薛定禮，就是一個著名的花花公子。但就此前的調查結果來看，穩定的婚姻關係對諾獎得主而言非常重要，為他們掃除了後顧之憂，使他們能夠專注於工作。
  當然，從當下的視角重新解讀這樣的關係，這意味著女性為了家庭作岀了巨大犧牲。
  從過往的統計數據來看，超過90%的諾獎得主都是男性。
  （劉瀚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