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英美煙草公司創辦人詹姆斯·杜克翻開一本世界地圖，發現了「人口4.3億」的中國，這是個巨大的、未被開發的市場，於是他說：「這就是我們要賣捲煙的地方。」
  一個世紀後，中國的煙民已達3.08億，超7.4億非吸煙者遭受二手煙危害，由此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筆下的「世界煙草之都」——煙草種植面積第一，煙草收購量第一，吸煙人數第一，煙草銷售第一，煙草利稅第一，受煙草危害第一，煙草疾病負擔第一。有預測顯示，如不採取措施減緩煙草流行的發展趨勢，本世紀末將有超2億中國人死於吸煙相關疾病，數千萬人淪於貧困，這些本可避免。
  人們終於意識到，煙草絕非一種消遣、生活方式，或社交入場券，而是一個時刻危害人類健康和環境安全的公共衛生問題——用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的話說：「煙草是人類的瘟疫，是全球可預防疾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
  於是，20年前的2月27日，中國和166個國家共同簽署的《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正式生效，並於同年8月獲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球性的公共衛生條約，旨在遏制全球煙草流行，挽救數百萬生命。
  履約10年後，一部被譽為「史上最嚴控煙條例」的地方性法規在北京落地，這份完全符合《公約》有關要求的《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以下簡稱《北京條例》）不僅收穫了國內外的諸多稱讚，至今依然守護著首都2100多萬人口的健康。對此，時任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施賀德表示，北京已經樹立了一個很高的標杆，期待中國其他省市、全世界其他地方，都能向北京看齊。
  此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開始大力推進無煙環境建設，更多地方紛紛出臺或修訂無煙法律。截至目前，中國已出臺控煙相關的地方性法規449部，其中省級控煙相關法規24部，這「對於提高公眾意識、使更多的人免受二手煙危害具有重要意義」。
  另據最新《中國成人煙草調查報告》，中國15歲及以上非吸煙人群二手煙暴露比例為68.1%，與2010年相比，下降4.3個百分點。此外，與2015年相比，除大學和中小學校外，過去30天公眾在各類公共場所室內看到有人吸煙的比例均出現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政府辦公樓內看到有人吸煙的比例下降最為明顯，從38.1%降至31.1%。提示無煙環境建設成效顯現，二手煙暴露情況整體有所改善。
  「控煙將使中國成為一個更健康、更公平、更富生產力的國家，給中國的控煙投入帶來持續的回報。」世衛組織稱。
  最嚴控煙令
  2012年10月，張建樞剛成為北京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副主任不久，便接到任務，要制定北京自己的控煙條例。
  在此之前，全國已經有14個城市先後制定了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的地方性法規或政府規章，北至哈爾濱、長春，南達深圳、廣州，東到青島、杭州，西至克拉瑪依、銀川，還有多地醞釀著啟動立法或修訂工作，這讓許多控煙人士感受到，城市無煙立法已成為一場不可阻擋的潮流。
  因此，北京的順勢而行其實並不那麼令人意外，但其立法進程還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期待，「因為北京是中國的首都，首善之區，觀瞻所系。」
  張建樞一直在衛生系統工作，在此之前，他曾在市衛生局負責宣傳工作，因而很早就開始接觸控煙工作。據他回憶，《北京條例》的出臺經歷了一個「三級跳」的過程。
  早在1996年就有《北京市公共場所禁止吸煙規定》，禁煙範圍涉及8類公共場所，是北京控煙立法工作的起點。但由於缺乏切實有效的執行措施，這最終淪為一部「沒有長出牙齒的地方法規，沒有開出一張罰單，很可悲」。
  接下來，北京成為了第29屆夏季奧運會的舉辦地，為回應「無煙奧運」的承諾，北京市政府出臺《關於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範圍的若干規定》，以政府令的形式進一步將公共場所禁煙範圍擴大到了11類。隨後，全市餐館、醫院、學校、機場也紛紛開展控煙行動，公眾參與熱情很高。
  然而，奧運會後，不僅在北京，全國的控煙成果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反彈。
  2008年11月，國際控煙大會期間，中國因控煙不力被授予「髒煙灰缸獎」，獲獎理由是：寧要漂亮煙盒，不要公民健康。三年後，來自中國疾控中心的報告更顯示，如果按《公約》規定的多項控煙因素計入百分制計算，中國的控煙成績僅為37.3分，位居百餘個締約國的倒數幾位。
  這份不及格的成績單，激起了控煙人士的緊迫感，他們想要在北京「制定一部全新的法規」——控煙！
  2011年，北京市十三屆人大四次會議上，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學教授應松年牽頭提出關於制定《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的議案。他認為，必須要通過國內立法、完善地方立法，方能為中國全面履行《公約》、保護非吸煙者的權益提供法制保障。這一建議很快被採納，成為當年北京確定的首個立法法規預案研究專案。
  一年後，市人大常委會公佈《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專家建議稿)》，徵集意見。也在這一年，接力棒被交到了張建樞手中。
  和每一個開展立法的城市一樣，《北京條例》的制定過程中，也遭遇過重重阻力。
  條例起草後，內容要送往政府各部門開會審議，張建樞曾多次代表衛生系統參與討論，並接受來自政府各口線的「質詢」，其間經歷了多輪激烈的討論和交鋒。
  首都機場反應激烈，直言室內區域禁煙「根本不可能」——現實中，因奧運會而關閉的機場吸煙室被重新啟用，這源自機場的擔憂，「延誤、候機的旅客容易情緒激動，如果不讓他們吸煙，容易造成安全隱患。」
  張建樞隨後做了現場調研，結果發現，T2和T3航站樓均有設置室外吸煙區的條件，而室內吸煙室根本攔不住二手煙，遠遠都能聞到濃重的煙味，吸煙室內更是煙氣逼人，沾在衣服上久久不散，「煙民都受不了，說太嗆了，抽一口趕緊走。」
  類似的，酒店、餐飲業擔心室內禁煙會影響經營，煙草業提出納入「文明吸煙」的說法，更多「反對」的聲音是：不要操之過急，不要太激進超前，「一刀切」容易引發矛盾，要留一些餘地。
  「當時，部分人大代表對北京能否實現全面、嚴格的100%禁煙心存擔憂。」但張建樞希望，立法能有一些超前的地方，最好是全社會經過一定努力才能達到，這樣才能推動文明的進步，「如果一部法規現在人人都能做到，那沒有意義和存在價值。」
  就在立法的關鍵時期，北京剛好發生了幾件小事：
  2012年3月，斯諾克中國公開賽在京舉辦期間，名將羅尼·奧沙利文叼著煙走進新聞發佈廳，全然不顧發佈廳柱子上就貼著「禁止吸煙」的中英文牌子。當記者問他在英國是否也能如此時，「火箭」笑稱，英國室內是禁煙的，「但在這裏，我認為可以隨意一些。」這一反應激怒了在場媒體。
  事後，國際台聯新聞官的回應更無異於火上澆油——奧沙利文點煙走來這一路，沒有任何員警、保安阻止他，「而且在中國這幾天，我經常看到有人在酒店大堂、房間等室內場所吸煙，也有人在比賽場館的房間裏吸煙，這讓我覺得或許羅尼的舉動沒有什麼特別的。」
  同樣是2012年，上海遊客張女士於北京一家酒店勸阻鄰桌3名吸煙者時，雙方發生衝突。張女士稱自己勸阻未果，用手機拍照取證準備舉報時，遭到對方毆打，隨後自衛，此事同樣受到輿論關注。
  加上當時有研究顯示，室內吸煙產生的PM2.5比室外霧霾更甚，張建樞將有關材料匯總提交給市人大代表，前兩件事更被製成電視片在市人代會上播放。「片子放完後，代表們群情激昂，深刻意識到北京作為首善之區，在控煙立法上刻不容緩，絕不能落後於已經先行一步的上海。」
  於是，這份一度被媒體譽為「史上最嚴控煙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於2014年底高票通過，次年6月1日開始實施。條例規定，北京所有的室內工作場所、室內公共場所及公共交通將全面禁煙；室外以未成年人為主要活動人群的場所、體育場館、教學區、婦幼醫院和兒童福利機構及排隊等候的隊伍禁止吸煙。同時，明令禁止向未成年人銷售煙草，以及發佈或變相發佈煙草廣告和各種形式的煙草促銷、冠名贊助。
  「《北京條例》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嚴格的一部控煙法律法規。」同年，為表彰北京在嚴格控煙立法中的領導力，世界衛生組織授予北京「世界無煙日獎」，並稱贊其內容完全符合《公約》第8條的要求，一經實施，必將對數百萬北京居民的健康產生重大影響。
  十年成就
  「北京無煙立法的成功，堪稱完美。」一位控煙人士亦表示，這對於當時正在立法或準備立法的城市，乃至國家層面的立法都帶來了深遠影響。
  《北京條例》實施一年後，多項調查數據顯示，室內公共場所的二手煙暴露率為20.0%，比立法前減少15.7個百分點；公共場所吸煙人數從11.3%降至3.8%；公眾對控煙工作的滿意度則從原來的42.26%大幅提高至81.3%。此外，戒煙人群開始增加，全市29家開展戒煙門診的醫療機構對292萬人次開展簡短戒煙干預，全市2015年煙草銷售量也比上一年度下降2.71%。
  控煙帶來的健康效益也逐漸顯現出來。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一項研究顯示，《北京條例》落地後，職工因急性心梗和腦卒中入院的人數分別即刻下降5.4%和5.6%，其中腦卒中的增長趨勢每年減緩15.3%。另有推算認為，政策實施後25個月內，合計節約腦卒中患者醫療費97941.4萬元，節約住院床位日217644天。
  而那些曾經「大倒苦水」的行業也紛紛從中獲益：首都機場取消了14個室內吸煙室，這些區域被改造成了商店、餐廳，帶來了可觀的利潤；餐飲業被公眾投訴得最多，但並未出現消費下滑，相反，時任北京市餐飲行業協會副會長的齊豐軍公開表示，由於不吸煙，用餐時間縮短，翻臺率得以提高，食客的滿意度也提高了，此後數年，他多次呼籲餐飲業嚴格控煙，「為無煙北京建設起到楷模作用」。
  這些成果給人們以信心——控煙並非做不到，只看你想不想。
  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楊傑是控煙立法專家組成員，對於國內無煙立法工作比較瞭解。據他介紹，其實中國早在1980年代就開始推進公共場所控煙，1990年代進入高峰期，其中僅地方法規就多達167條，近四成地級市有公共場所禁煙規定，「究其原因，一是因為當時創建衛生城市有控煙法規要求，二是1997年，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出席了煙草健康大會，引起世界轟動。」
  但立法十幾年，罰款幾乎流於形式。直至《公約》在中國正式生效後，北京等地實現立法突破，並各有特點，無煙立法進入了成熟期。
  如原衛生部修訂的《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實施細則》和其組織專家撰寫的《中國吸煙危害健康報告》，與《北京條例》幾乎同期出臺。其中，前者明確全國7大類、28小類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煙，而後者則是中國第一部由政府發佈的系統闡述吸煙危害健康的權威報告。
  2012年，世衛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在北京為中國衛生部部長陳竺頒發了世界無煙日總幹事特別獎，以表彰陳竺和衛生部在控煙履約工作中取得的成績。
  受此激勵，從印發《關於領導幹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和《關於在全國各級各類學校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到控煙要求納入《廣告法》《互聯網廣告暫行管理辦法》及《慈善法》，再到上海、深圳、西安等地陸續修訂和出臺全面無煙法規，以及起草《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送審稿）》並廣泛徵求意見，幾乎每一年都有明確的立法進展。
  其中，最受矚目的兩項進展均出現在2019年。
  這一年，公共場所控煙、煙草包裝應印製警示標識、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煙等內容被寫入《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第78條，這是中國第一次在法律層面提出多項控煙要求，意義非凡。
  同年制定的《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中，控煙行動位列「全方位干預健康影響因素」第四項，這是一個很高的位置。與之相配套的行動目標也相對積極：到2022年和2030年，15歲以上人群吸煙率分別低於24.5%和20%，全面無煙法規保護的人口比例分別達到30%及以上和80%及以上。與之配套的是，《公約》的牽頭履約職責被劃歸國家衛健委負責，公共衛生專家或可因此獲得更多話語權。
  這些工作也取得了顯著的收效。復旦大學2023年發佈的一份研究報告發現，公眾普遍認可在過去十年內無煙環境正逐漸形成，74.4%的受訪者認為禁止吸煙的公共場所有所增加；83.4%的受訪者感知到室內公共場所吸煙現象的減少；60.7%的受訪者認為周圍吸煙者的比例已減少，87%的受訪者表示公眾不贊成吸煙的比例在增加；85.7%的受訪者認為公眾比以往更支持公共場所無煙政策。和非全面禁煙的城市相比，這些改變在全面禁煙城市的公眾中更加明顯。
  「在實現全面無煙立法的城市中，公眾對於目前控煙政策執行的評價、公共場所的二手煙暴露情況，以及公眾的控煙意識，也均優於非全面禁煙城市。」這項研究的牽頭人——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鄭頻頻認為，控煙應該成為愛國衛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次公開活動中，中國控煙協會原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許桂華更是透露，全國已有5個省、30多個城市通過修訂省市《愛國衛生條例》或頒發《城市公共場所控煙條例》，明確規定「禁止在室內工作場所、公共場所和交通工具上吸煙」。
  「特別令人興奮的是，這幾年中央文明辦在全國大力推進文明城市建設，各地相繼出臺的《城市文明促進條例》也納入了有關控煙條款。尤其是2021年新修訂的《國家衛生城市和國家衛生縣標準》首次將公民吸煙率和無煙環境覆蓋率作為衛生城市的評選指標，有力地促進了衛生城市的控煙立法工作。」許桂華說。
  艱難立法
  1492年哥倫布在南美新大陸發現煙草時，誰也沒能想到，這種燃燒後有刺鼻味道的東西能迅速席捲全球，並風靡至今。
  然而，這500多年來，其實很少有人會問，為什麼我們要控制它？
  現在人們知道答案了：吸煙可以導致慢性呼吸系統疾病、惡性腫瘤、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多種慢性疾病，且這種危害具有滯後性，「如不加以有效控制，可以預期，未來幾十年我國吸煙相關各大慢性病的疾病負擔將繼續上升，目前吸煙的青壯年未來將承受的吸煙危害會遠遠超過現在的中老年人。」《中國吸煙危害報告2020》指出。
  而世衛組織一位控煙技術官員給出的答案是：煙草是一種合法傷害消費者健康的產品。
  世衛組織曾在一份報告中測算，通過實施一攬子綜合煙草控制政策，中國可以避免成百上千萬可預防的死亡，減輕煙草使用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例如，將捲煙零售價提高50%，可在50年內挽救2000萬人的生命，避免800萬人因病致貧；有效執行讓所有辦公場所全面無煙的國家級政策，將可避免至少600萬人死亡和200萬人因病致貧；而一部全面的在所有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的國家級無煙立法，將會帶來更大的健康和公平收益。這不僅「有利於健康和符合中國政府『健康中國』的願景，也有利於貧困人群和經濟發展。控煙將使中國成為一個更健康、更公平、更富生產力的國家，給中國的控煙投入帶來持續的回報」。
  在世衛組織的規劃中，無煙立法，尤其是全國性立法，是《公約》的核心條款之一，也是控煙的必要條件。「無煙」，並不意味著像禁毒一樣讓煙草消失，而是指所有室內工作場所、室內公共場所和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吸煙。「這只是一個底線，而不是天花板，各地控煙工作完全可以再進一步，做得更好。」鄭頻頻說。
  但現實層面，無論立法還是執法，無煙卻都面臨重重挑戰。
  2024年，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發佈的《2023年中國控煙觀察——民間視角》顯示，近12年以來，中國成人吸煙率僅下降了14.2%，遠低於全球高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下降的平均水準，後者降幅均超過了20%。與此同時，在全球捲煙銷量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中國無論絕對值還是占比反都逆勢增長。2023年，全年捲煙銷售量達24427億支，這意味著，全球近50%的捲煙銷量都來自中國。
  「按照目前這個下降速度，實現健康中國2030年前述目標的難度較大。」這組數據發佈當天，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薑垣說。一位公共衛生專家對此更是直言失望，「都2030年了，難道我們國家還不准備出臺一部全面無煙的法律，那樣就能覆蓋100%的人口了。為什麼還要靠一個個城市立法、一點點提升覆蓋率去實現它呢？這太奇怪了。」
  事實上，早在2013年，多位全國政協委員就曾在提案中，列舉現行法律規定與全面履行《公約》要求存在的種種差距。他們認為，這使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受到嚴重損害」，而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目前沒有一部全國性的控制煙草危害的法律。提案據此建議，中國應儘快制定《煙草危害預防控制法》。
  在鄭頻頻看來，好的立法有三個特點，一是以概括而非列舉的方式來描述無煙場所，不會挂一漏萬；二是有具體罰則，否則會淪為一個宣導性的條例，沒有執行力，三是沒有緩衝期和例外，「如果能符合這些原則，那就是一個好的無煙立法。」
  但至今，一份全面無煙的全國立法不僅未能落地，地方立法還出現了大幅倒退。
  如2020年通過的《重慶市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雖規定了公共場所的室內區域禁止吸煙，卻留了個「活口兒」——餐飲服務場所、住宿休息服務場所、公眾娛樂場所的室內區域，可以劃定或者設置吸煙區。
  對此，一地方衛健委在給人大代表的一份答復中曾指出，重慶此舉脫離工作實際，不具備可操作性，至今無法出臺吸煙室的設置標準、場所責任、執法主體和違法吸煙行為取證等相關管理及執法細則，執行幾近停滯。更為關鍵的是，室內設置吸煙室的做法「不僅違反國內外法規，有悖健康至上的社會共識，還違背了科學立法、有效執法的原則」。
  「重慶控制吸煙條例不是一個好的立法，帶的不是一個好頭兒。」這份大幅後退的條例令公共衛生專家和控煙人士感到失望，他們更擔憂可能產生的示範效應。事實上，重慶之後，大連、瀋陽、成都、珠海等城市的控煙立法也出現不同程度倒退，銀川、西安則暫緩了各自控煙條例的修訂進程。
  而上一部符合《公約》要求的地方性立法還停留在2022年。此前，《秦皇島市控制吸煙辦法》將全面無煙的範圍涵蓋至城市全域，包括市區和廣大農村，並將電子煙列入煙草製品。值得一提的是，海濱浴場、沙灘、風景名勝區等室外公共場所或區域，也被納入禁煙區域，這使秦皇島市成為國內唯一的車站月臺和沙灘浴場全面禁煙的城市。
  據瞭解，秦皇島立法工作之所以有所收效，與「創衛」工作有關。根據國家衛生城市創建標準，控制吸煙立法是創衛申報材料的必備要件之一，是「一票否決」項，因此，當地政府便將《辦法》確定為年度立法的一類專案迅速組織推進。
  鬥智鬥勇
  2021年，世衛組織曾參考《公約》推薦的一攬子控煙策略，對中國的執行水準進行評估。結果顯示，中國在監測煙草使用與預防政策，提供戒煙幫助，禁止煙草廣告、促銷和贊助，提高煙稅等四項的評級均為I或II，屬優良水準，但對煙盒健康警示的評級僅為III，保護人們免遭煙草煙霧危害的評級更是不及格的IV。
  兩年後，鄭頻頻帶領團隊在《「愛國衛生運動與控煙」研究報告》（以下簡稱《愛衛報告》）中，梳理全國27個省級和44個市級現行有效的愛國衛生相關法規（規章）。時值愛國衛生運動70周年，鄭頻頻發現，「加快推動國家層面《愛國衛生條例》立法進程」的表述被列為當年工作要點之一，同年，在有關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重要指示精神宣講工作的檔中，也有要戒煙限酒、摒棄送煙陋習的表述，這讓她看到了機會，「我們國家還沒有為控煙專門立法，那是不是可以把控煙要求納入到其他專門法律裏面？」她想為推動這件事提供一些證據。
  結果發現，雖然大多法規中均含控煙內容，但僅有4個市級愛衛法規符合《公約》有關全面無煙環境的要求。未能實現的主要原因包括，沒有做到全面無煙環境（如允許室內設置吸煙區），以及缺乏具體的罰則。
  電子煙的問題同樣值得關注，其在中國的使用正呈上升趨勢。《中國吸煙危害報告2020》顯示，15歲及以上人群現在使用電子煙的比例已升至0.9%，據此推算，正在使用電子煙的人數約為1035萬，多為15-24歲的青少年。
  儘管中國早在2018年就明確要求禁止向未成年人銷售電子煙，但這些年間，電子煙對青少年的圍獵並未因此減弱——曾有電子煙品牌對未成年人表示：「很遺憾現在還不是我該出現在你生命中的時間」。更有甚者，一位來自成都的控煙人士發現，當地不僅有網點違規向未成年人銷售電子煙，甚至已有未成年人開始銷售電子煙。
  2021年，鄭頻頻披露的一組調研數據顯示，超過90%的受訪青少年聽說過電子煙，4.5%自曝曾使用電子煙，首次使用年齡絕大多數都在10-15歲之間，而幾乎所有電子煙嘗試使用者均吸過捲煙，其中超過1/4同時使用兩種煙草製品。
  但前述《愛衛報告》顯示，目前僅有15%的省和直轄市的愛衛法規和6%的市級愛衛法規，把電子煙也納入公共場所禁煙的範圍中，未能做到與時俱進。
  「在中國，煙草業的干預非常嚴重。」多位公共衛生領域專家和控煙人士均表示，最主要原因就是國家煙草專賣局與中國煙草總公司政企不分，兩塊牌子，一套班子，「讓賣煙的去控煙，這怎麼可能呢？」
  此前，中共中央黨校課題組曾在《煙草控制：國家經驗與中國戰略》一書中明確提出，「巨額的煙草稅讓政府難以割捨」。這一論斷，今天依然適用。
  公開數據顯示，一直以來，煙草行業作為稅收大戶，對財政做出很大貢獻。僅在《公約》獲批的2005年，中國煙草業就坐擁5000億資產、6000萬從業人員，每年給國家貢獻近1/10的財政收入，這對政府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近些年，煙草業還頻繁參與到地方政府的扶貧行動中，如鼓勵農戶種植煙葉實現脫貧。這些變相的煙草慈善行為不僅未被禁止，反而作為地方政績的一部分被宣傳報導。
  這讓許多煙民，乃至已經戒煙的人士感到「吸煙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光榮的事」。他們總是反問，如果實行控煙，「中國經濟怎麼辦？」
  但世衛組織與聯合國開發署2017年聯合發佈的報告《中國無法承受的代價：煙草流行給中國造成的健康、經濟和社會損失》顯示，2014年，煙草使用給中國造成的直接和間接損失，合計總經濟損失高達3500億元，相當於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0.55%。與2008年煙草使用給中國經濟造成的2170億元損失相比，增加了近1倍，是2000年經濟損失的10倍。其中，因治療煙草相關疾病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約530億元。
  多位控煙人士表示，疫情對控煙工作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特別是，全球經濟遭受衝擊後，地方政府將更難以割捨對煙草業的依賴，這會使控煙工作舉步維艱。
  有專家回憶，十多年前參加某地控煙立法聽證會時，多位專家學者、行業代表乃至普通市民報名參與，從不同角度分享控煙相關的證據、擔憂乃至個人經歷。輪到煙草業代表發言時，第一句話就語驚四座：你們前面所有討論都基於一個前提，那就是二手煙危害健康，但如果我告訴你，事實並不是這樣的呢？「這是我第一次跟煙草業面對面交鋒，對於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他們都能去否認，這個情景我到現在都不會忘記。」
  有時，煙草業的抵抗會以更為隱形的方式出現。
  許多人並不知道，45年前，全球第一個「世界無煙日」當天，中國曾經發行過一套以「提倡戒煙」為主題的紀念郵票和紀念封，以煙草十字架、破損的心肺等設計圖樣，形象地展示了吸煙的危害。很多年後，隨著《公約》生效，人們逐漸知道，這些設計有了一個更明確的統稱：「圖象警示」。但這45年裏，它們從未出現在中國境內銷售的煙盒之上，取而代之的是位於底部的兩行小字：「吸煙有害健康請勿在禁煙場所吸煙」。
  這一規定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捲煙包裝標籤管理辦法》，其最後一次修訂出現在2016年，依然沒有太多變化。時任國家煙草專賣局外事司司長的周瑞增是這樣解釋的：由於捲煙是傳統上「節日、假日、社交聚會、慶典和婚宴等特殊場合的必備消費品」，如果煙盒上印上大而醒目的健康警示，將難以被廣大消費者接受，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之所以強調「境內」，是因為當這些中國捲煙被出口到海外市場，乃至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地區時，反而會採用極為醒目的圖形警告，對比非常鮮明。
  事實上，被煙草業牽絆住腳步的不止中國。在美國，煙草公司的政治影響力曾令立法工作停滯了至少14年，支持和反對控煙立法的兩大陣營從克林頓時期吵到了奧巴馬時期，直至2009年前者才取得勝利。
  但世界對中國的期待是不一樣的。作為全球捲煙生產和消費大國，目前全球15歲以上煙民中，1/3都生活在中國，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男性——幾乎每兩個男性中，就有一人吸煙。與之相對應的是龐大的公共衛生負擔：煙草每年導致全球800萬人死亡，超100萬人死於接觸二手煙相關疾病，而中國分別占1/8和1/10，超過因艾滋、結核、交通事故及自殺死亡人數的總和。
  在一次控煙主題的研討會上，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表示，當下同中國的政策目標或其他國家的進展相比，我們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推動無煙立法就是其中一項，「無煙立法不像刑法（有一定強制性），有效執行要靠民眾的自覺性和自願，而不能僅靠罰款等來控煙。」
  薑垣也有類似觀點。這位中國疾控中心控煙辦公室原主任指出，「健康中國」提出到2030年無煙法律覆蓋人口應達80%及以上，但目前這一數據僅為16.2%，差距明顯。她希望這能夠引起各地的重視，「完不成控煙目標，對政府官員不是掉面子的問題，而是還能不能在崗位上的問題。」
  「無煙法規到處都會受到煙草業的阻撓，再不立法就來不及了。」薑垣說。當然，立一個好法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有執法。」
  社會共治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影視綜藝中的吸煙鏡頭越來越少，生活中的煙草卻依然無處不在。它可能是你同事褲兜裏的電子煙，還說著話呢，掏出來嘬上一口，可能是你家人、好友手中的香煙，也可能是街頭孩子爭搶的煙卡，更多時候，是隨時冒出來的一股嗆人味道，你不知道它來自哪里，損害卻已不可逆轉。
  許多人不禁好奇，10年前的北京是如何拒絕搖擺、堅持全面無煙的？答案就在條例之中——社會共治。
  草案審議過程中，曾有媒體用「激辯」來形容當時的場面，可見阻力重重。
  張建樞回憶，一審時，就有人提出，個人勸阻吸煙難以執行應該取消、公共場所禁煙難以操作、應為煙民提供一定場所吸煙等意見。等到三審時，更有人提議，應將室內公共場所和辦公場所改為「室內公共辦公區域」，「言外之意是，非公共的辦公區域，比如單人辦公間，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吸煙。」由於擁有單人辦公間的往往是領導幹部，這一表述隨即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大量網友質疑，這種「法外開恩」的做法無異於賦予幹部特權。
  正是由於彙聚的民意，這一提議最終未被採納。
  張建樞至今記得，做控煙能力培訓時，一位來自國外的教授問他，反對吸煙的人哪里最多？他答不上來。對方告訴他，答案是中國，因為這裏二手煙暴露的人最多，有7個億，「他們的力量是最堅實可靠的。」張建樞記住了這句話，這也成為他日後控煙工作的一個重要依憑。
  退休後的張建樞當選北京市控制吸煙協會會長，他開始凝聚四方力量，大力推動控煙工作「社會共治」。比如在網路發佈3個勸阻吸煙手勢，鼓勵市民投出最喜歡的一個進行推廣，短短兩周就吸引300萬人投票；而勸阻吸煙版的廣場舞《小蘋果》，也從學生跳到了退休人群中，隨後還成為全國廣場舞大賽的必選項目。
  此外，控煙協會還牽頭組建了北京第一支控煙志願服務大隊。自2015年8月起，超1.4萬名經培訓的志願者覆蓋北京各區，他們最初只是做些控煙宣傳工作，此後也逐漸承擔巡查和處理投訴舉報等工作。
  面對「控煙工作有些審美疲勞」的媒體擔憂，熟悉宣傳工作的張建樞決心尋找一些「創新點」。他想起此前在北京急救中心調研時，那裏已採用可視化地圖輔助工作，患者打來電話，地圖上就能顯示其所在位置和附近救護車定位資訊，便於接線人員就近調度。這給了張建樞啟發：為什麼不製作一張控煙地圖，把市民聯合起來？
  2016年，北京控煙微信投訴平臺「控煙一張圖」正式上線，每個市民都可隨手將控煙不力的場所和有關證據上傳至平臺進行投訴，可以是學校、餐廳、寫字樓，也可以是公共住宅區。隨後，會由志願者就近核實情況，告知場所負責人相關法規，幫助其落實整改。一周後還會進行復查，如果拒不整改，則會轉交控煙執法部門介入。
  這些數據還會同步更新在北京市衛健委網站、首都之窗和市愛衛會網站上，隨著投訴次數的增多，地圖上的警燈會逐漸由藍轉紅。張建樞發現，這種「凝聚四方力量的軟性執法」受到很多體制內單位的關注，「因為這也關聯著上級單位的績效考核，沒做好照樣是一個污點。」
  自2016年「控煙一張圖」正式上線以來，截至發稿時，系統累計接到市民控煙舉報117045起，被投訴最多的場所分別是餐廳、寫字樓、辦公場所、居民樓和商場。平均下來，「控煙一張圖」每年收到的投訴量超過1萬件，這與12345熱線吸煙接訴量旗鼓相當。
  張建樞認為，如此龐大的投訴量未必意味著控煙工作陷入停頓，反而說明《北京條例》落地10年裏，越來越多的人敢於公開反對二手煙，「這就是一個巨大的社會進步。」
  2023年，「控煙一張圖」作為「通過數字方法來幫助改善無煙場所執法」的成功案例，被寫入世衛組織2023年度的《全球煙草流行報告》中，並多次獲得來自國內外的認可。
  不過，2020年後，控煙工作的監督權由原先的各區衛生監督所，轉交給了屬地街道的綜合行政執法隊。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控煙並非其主要職責，所以執法力度有所減弱，投訴數據歸集也出了問題，導致「控煙一張圖」的工作機制受到影響。
  「聽說今年4月1號開始，監督權又調回來了。」這一消息讓張建樞感到振奮，他期待整個系統能夠重新振作起來，這需要全社會的動員。
  鄭頻頻也有類似感受。在她看來，通過持續的宣傳宣導來改變吸煙相關的社會規範，繼而改變大眾對煙草的認知和行為，同樣重要，「它雖然不像法律是寫在紙面上的，但我們每個人都會遵守。」
  當然，在控煙這件事上，呼聲最高的依然還是全國立法，這是幾乎所有控煙人士，乃至廣大受二手煙危害的普通人的心願。張建樞也是如此。
  「常有人說，成就小事業，需要朋友，成就大事業，得有敵人。跟煙草業之間的鬥智鬥勇，我覺得挺有意思的。」如今，卸任控煙協會會長的他仍放不下控煙這件事，「因為這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善事，值得畢其一生去做。」
  在他看來，北京和上海兩座超大城市在控煙立法上的成功堅持，離不開奧運會、世博會這樣「大的契機」，而中國在本世紀初的控煙進展也得益於《公約》的締結生效。他因而格外期待能有一個類似的契機來到中國，撬動全國無煙立法正式落地。
  但他也認為，有時候，一些小的事情或許也能發揮四兩撥千斤的奇效——比如一張越戰照片就能激起反戰情緒，繼而終結戰爭；而不幸喪生紅海海域的難民嬰孩則掀起一場有關人道主義和安全風險的討論，推動歐洲移民政策轉向。
  阻礙重重時，或許可以看看世衛組織寫給全球各位市長的一封信：
  幾乎每個市長都有過懷疑，無煙法律真的可行嗎？公眾真的想要這樣一部法律嗎？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口湧入城市，行政當局能夠獲得的財政資源似乎正在減少，面對這些挑戰，恰當保護市民健康的任務似乎令人望而生畏，但是，至少有一項具有成本效益的措施你們可以做到，從而極大地改善你們城市生活和工作的人們的健康，那就是制定和實施無煙立法。
  「沒有理由不支持創建無煙城市。已經有幾百個城市和許多國家成功了，他們的經驗很能說明問題。」
  時間重回2015年，就在北京正式施行「最嚴控煙條例」前日，一位受邀參加啟動儀式的巴西控煙官員打了個極為生動的比方：在公共場所吸煙，就像在泳池裏小便一樣令人討厭。控煙這些年來，煙民時常反駁她說，法無禁止則可為，吸煙是我們的權利，其他人憑什麼干涉，「但健康權才是天然的權利，在它面前，其他都必須讓步。」這句話放到今天依然適用。
  10年過去，無數事實證明，無煙立法是世界和人類未來的大趨勢。顯然，在實現它以前，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盧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