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取消軍銜制23年後，實行了新的軍銜制。當時，我在成都軍區宣傳部任政治教育處處長，參與了軍區部隊實行新軍銜制的宣傳教育、任務部署、進行試點等工作，並在授銜中被授予上校軍銜。這是我軍旅生涯中難以忘懷的一段記憶。
  從取消軍銜制到實行新的軍銜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軍於1955年實行軍銜制，推進了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首次授銜時，獲得準尉以上軍銜者共64.4萬餘名。其中，元帥10名、大將10名、上將55名、中將175名、少將800名。之後，補授上將2名、中將2名，授予、補授少將6名，選升少將554名。至1965年，共授予將官以上軍銜1614名。
  在實行軍銜制10年後的1965年5月，由中央軍委提議，經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討論決定，自當年6月1日起，取消軍銜制度。
  取消軍銜制有著複雜的原因，主要是受「左」的思想影響，對軍銜制度的認識出現偏差。當時，全軍軍銜薪金改革小組《關於取消軍銜制度的意見》寫道：「我軍的軍銜制度，是照搬蘇聯和其他國家的。過去沒有這種制度，也一樣打勝仗。實踐證明，這種制度不符合我軍的優良傳統，它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等級表面化，助長了個人名利思想和等級觀念。不利於我軍革命化建設，不利於同志之間、上下級之間和軍民之間的團結。同時增加了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不少繁瑣事務」，「鑒於存在上述許多不利因素，建議取消軍銜制」。顯然，取消軍銜制的主導因素，是把它視為資產階級的建軍制度和法規，與我軍光榮傳統相背離。
  此外，1955年實行的軍銜制本身和實施中存在缺陷，也是一個原因。特別是首次授予的軍官軍銜普遍偏低，此後晉銜又不夠正常，引發了不少矛盾。
  1955年評定軍銜，是以1952年評定的幹部級別為依據的。50年代初，鑒於直接實行軍銜制的條件尚不成熟，中央軍委決定，先評定幹部級別，以此為初步基礎再實行軍銜制度，並把從中央軍委主席到副排級設置為9等21級。評級時系「以德、才、資的標準衡量幹部現職，以確定其等級」，即擔任什麼「長」，不一定評什麼級，要按德、才、資條件視情評定，可高評或低評。不少幹部在評級時，幹部等級低於時任職務。此後，幹部級別雖作過調整，但調整面較小。從1952年評級到1955年評銜的3年中，不少幹部的職務得到晉升，但級別大都沒有變動，「級」低於「職」的情況較為普遍。加之，當時我軍高級將領大都處於壯年時期，總幹部部的蘇聯專家建議，根據蘇聯的經驗，在首次授銜時軍銜要儘量壓低，以預留晉升空間。1955年2月公佈的《軍官服役條例》和總幹部部在有關評銜的指示中規定，「授予軍官軍銜時，一般不得高於編制軍銜，但可低於編制軍銜一級至兩級」，「一般以不低於其編制軍銜三級為原則」。按照軍官職務編制軍銜和上述規定，1955年首次授銜時，普遍存在實際授予軍銜低於軍官職務編制軍銜和一職多銜的現象。如當時軍長、政委的編制軍銜為中將，但64名在職的軍長、政委，8人被授予中將軍銜，占12.5%；54人被授予少將軍銜，占84.4%；兩人被授予大校軍銜，占3.1%。以筆者曾經工作過的十三軍和十四軍的老前輩為例，十三軍時任軍長陳康授中將軍銜，政委張力雄1929年參加革命，紅軍時期任過團政委、抗日戰爭時期任過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過縱隊政治部主任，僅授予大校軍銜，6年後才晉升少將。十四軍被授予校、尉軍銜的6345名軍官中，大校僅4名、上校僅12名、中校僅36名、少校僅75名，校官只占2%。
  在此後10年裏，軍銜晉升又不夠正常。條例規定，少尉至上校的軍銜到了一定年限可晉升，大校以上擇優選升（1963年改為上校以上擇優選升），但由於軍銜晉升制度執行不嚴格，不少軍官的軍銜滿期限後得不到晉升，一些軍官職務提升了，但遲遲不下晉升軍銜的命令。首次授銜的1000多名將官中，10年間竟無一人晉升上一級軍銜。軍銜與職務脫節，使一些軍官包括高級軍官，對軍銜制有意見，甚至產生抵觸情緒，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軍銜制的取消。
  軍銜制度取消後，解放軍一律著65式軍服，佩戴全紅五角星帽徽，一律佩戴全紅領章，象徵我軍無產階級化和戰鬥化。解放軍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沒有實行軍銜制的軍隊之一，無論官兵都是「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紅旗掛兩邊」。由於軍隊等級制度不健全，沒有外在的等級區別標誌，給作戰指揮、部隊管理、軍官成長以及與外軍交往等造成諸多不便。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防和軍隊建設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1980年3月12日，鄧小平在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軍隊究竟搞不搞軍銜制，也是組織路線問題，有相當多的同志主張恢復軍銜制。從此，恢復軍銜制被提上軍委和總部的工作議事日程。1982年初，軍委常務會議正式作出恢復軍銜制的決定。1983年5月，又決定成立恢復軍銜制領導小組，餘秋裏、楊得志、蕭克、王平、朱雲謙為召集人。到1984年底，恢復軍銜制的準備工作已初步完成。軍委曾考慮，自1985年開始恢復軍銜制。此時，正值軍委擴大會議作出百萬大裁軍等重大決策。為此，恢復軍銜制的工作暫緩執行。
  1986年下半年，軍委常務會議對實行軍銜制的若干主要問題進行了多次討論，確定了一些基本原則。其中，明確不再提「恢復軍銜制」，而是「實行新的軍銜制」。之所以叫實行新的軍銜制，是因為我軍已經走上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軍官軍銜等級的設置和軍官職務等級編制軍銜等，與1955年至1965年實行的軍銜制應有很大不同，是借鑒前者，而不是照搬照套。再則，可以與20世紀50年代實行軍銜制以來遺留的歷史問題分開，以減少糾葛和矛盾。軍委常務會議還確定，軍官軍銜由1955年的4等14級改設為3等11級，即一級上將、上將、中將、少將；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將官在軍官總額中所占比例以4‰以內為宜。並確定給軍隊離休幹部授勳，對1955年至1965年間所授予的軍官軍銜重新予以確認，以協調在職幹部和離退休幹部的關係。軍委之所以提出簡化軍銜等級，是因為新軍銜制實行時或之前，已經取消了兵團職、副兵團職、副排職和兵團、軍、師、團的「准級」。軍官職務等級已由1955年的21級減為15級。而且我軍絕大多數現役軍官沒有經受過長期戰爭的鍛煉，軍以下軍官基本都是在和平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今後高級將領也不會再出現開國元勳們那樣的特殊經歷，所以軍銜等級應當簡化，規格不宜過高。鄧小平當時說過，和平時期軍銜設到上將為止。參照多數國家的軍銜設置，決定不設大元帥、元帥、大將、大尉，平時最高軍銜為上將。
  根據軍委議定的原則，有關部門加緊了各項準備工作。1987年12月30日，軍委常務會議正式作出決定，1988年國慶日實行新的軍銜制。隨即成立了全軍實行軍銜制領導小組，由楊白冰任組長，遲浩田、趙南起、郭林祥任副組長。1988年7月1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由國家主席楊尚昆命令頒佈，自即日起開始施行。
  當時，《軍官軍銜條例》是與新頒佈的《現役軍官服役條例》《文職幹部暫行條例》一併施行的，全軍統稱為貫徹實施幹部工作「三個條例」。對此，成都軍區黨委極為重視，作為1988年全區的中心工作來抓。軍區召開了實施「三個條例」工作會議，認真傳達學習軍委、總部有關指示和政策規定，結合實際進行工作部署。會議籌備組交給我的任務是負責起草萬海峰政委在會議上的講話。按照萬政委交代的意見，我擬制了講話提綱，報批同意後立即加班加點起草。初稿完成後，軍區政治部楊德福副主任召集幹部部、組織部、宣傳部、戰旗報社領導等，對初稿進行討論，提出修改意見。我根據大家的意見認真作了修改，很快拿出第二稿，經逐級審閱後報萬政委審改，爾後送軍區常委傳閱審定。當時，正值中越邊境老山輪戰期間，前線官兵在血與火的戰場上，創造了以「祖國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勇於犧牲、樂於奉獻」為核心的老山精神。萬政委在講話中特別強調，老山精神是軍區部隊的巨大精神財富和政治優勢，面對評定軍銜和部分幹部改文職的考驗，一定要把發揚老山精神的口號叫響，自覺做到個人服從組織、局部服從全局、感情服從政策、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尤其是領導幹部要模範帶頭，樹立不計得失、嚴守紀律、關鍵時刻過得硬的形象。傅全有司令員在會議上要求全區部隊以上率下，領導為部屬做好樣子，主官為副職做好樣子，機關為部隊做好樣子，幹部為戰士做好樣子，黨員為群眾做好樣子，形成講大局、講黨性、講風格、講團結、講紀律的良好風氣。
  這兩位軍政主官鄭重地向軍委表態：「在授銜的問題上，要以老黨員應有的情操和胸懷帶好頭，不計得失，不搞攀比，不爭高低，既要做好工作，更要做好樣子」。十三集團軍軍長陳世俊，十四集團軍軍長蒙進喜、政委荀友明，西藏軍區司令員薑洪泉、政委張少松，四川省軍區司令員張長順、政委高樹春，貴州省軍區司令員焦斌、政委康虎振等紛紛表示：實施「三個條例」，領導幹部既是組織者，又是授銜的對象，模範帶頭特別重要。一定要以堅強的黨性和寬廣的胸懷，正確對待軍銜的高低，不伸手、不攀比、不計較，並公道正派地執行政策，用良好的自身形象影響和帶動官兵。
  做好實行新軍銜制的前期工作
  中央軍委規定，授予軍官軍銜的工作按五個步驟進行：一是搞好宣傳教育；二是進行軍銜鑒定；三是評定軍銜；四是審批軍銜和公佈授銜命令；五是舉行授銜儀式。這一工作涉及面廣，政策性強，任務繁重，要求很高，軍區各部隊迅速展開了前期工作。
  宣傳動員是軍銜工作的首要環節，主要由我們宣傳部組織。從軍區部隊的情況看，廣大軍官對實行新的軍銜制度盼望已久，表現出了很高的熱情和期望。特別是國慶日前授銜的消息傳出後，大家為之一振，軍營上下氣氛熱烈。但也有一些同志對實行軍銜制度的目的和意義認識不深，從軍隊建設全局的高度看問題不夠；有的擔心「軍銜把等級擴大化、差別表面化」；幹部普遍面臨如何對待榮譽得失的問題，思想矛盾的焦點又主要集中在評銜的高低上，一些同志擔心銜級比別人低，面子上不好看，「少人一豆，矮人一頭」。結合反映出的思想實際，我們組織幹部以學習《軍官軍銜條例》為主要內容，以總政下發的《宣傳提綱》為基本教材，進行了三個專題的教育：一是充分認識實行軍銜制度的重大意義。明確軍銜制反映了軍隊建設的一般規律，資產階級軍隊可以採用，無產階級軍隊也可以採用；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不是平均主義；軍銜制對於理順幹部工作關係，加強軍隊的管理和指揮，增強軍人的責任感和榮譽感，激勵奮發進取精神，促進優秀人才成長，推進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建設，必將產生重大作用。二是準確理解《軍官軍銜條例》的政策規定。明確這是軍委、總部在反復調查研究、反復組織論證、反復徵求意見的基礎上制定的，總體上是科學、合理的，從而增強政策觀念和執行規定的自覺性。三是正確對待榮譽得失，端正評銜態度。克服「高榮低恥」「盲目攀比」等思想情緒，強化黨性觀念、大局意識和紀律性，振奮為國防事業獻身的鬥志。一些部隊在學習教育中，談到實行軍銜制有8個好處：長軍人豪情，樹軍隊形象，明肩上責任，立奮發精神，理內部關係，利部隊管理，便戰時指揮，穩部隊軍心。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為軍銜工作開了一個好頭，為此後軍銜的評定奠定了良好思想基礎。
  軍銜鑒定是評定軍官軍銜的基本依據。鑒定內容包括「德、才、績」三個方面，要對軍官作出歷史、客觀、準確的評價，做到「實、准、像」。軍區部隊的軍銜鑒定，普遍採取兩個結合的做法：一是軍銜鑒定與幹部考核結合。採取個別談話、組織座談、民主測評、查閱資料等形式，考核軍官的德、才、績，把軍銜鑒定建立在充分掌握情況的基礎上。二是組織鑒定與自我鑒定結合。軍官認真進行自我反省，寫出自我鑒定，在一定範圍內宣讀，並進行群眾評議，使軍官受到一次深刻觸動，把軍銜鑒定的過程作為思想教育的過程。在幹部考核、自我鑒定的基礎上，組織對每一名軍官作出軍銜鑒定，並由本級或上級黨委審定。
  評定軍官軍銜，以軍官所任職務、德才表現、工作實績、對革命事業的貢獻和在軍隊服役的經歷為依據。全軍各大單位的大軍區正、副職軍官的軍銜評定，由中央軍委掌握；正軍職以下軍官軍銜評定，由軍官所在單位的上一級黨委提出議案，按規定的許可權報批。
  中央軍委對各職務等級軍官規定了具體、明確的評銜標準，每職都有一定的評銜幅度。80年代初以來，軍隊大力推進幹部隊伍年輕化，一批優秀年輕幹部進入了師以上領導班子。軍、師職以上軍官中，同一職級軍官的資歷有較大差別，有的軍齡相差二三十年，年齡相差20多歲，而在團職以下同一職級軍官中，資歷差別則不大。根據當時軍官隊伍的狀況，評銜幅度為正大軍區職至副師職軍官每一級職務設置三個等級軍銜，正團職以下每一級職務設置兩個等級軍銜。鄧小平曾解釋：「軍職以上實行一職三銜，道理很簡單，年輕幹部需要培養，他們的軍銜可以低一些，職務可以高一點。」據開國少將、曾擔任全軍恢復軍銜制領導小組成員兼辦公室主任的賈若瑜將軍回憶，在一次軍委辦公會上，時任總政主任餘秋裏說：我看師職幹部也可以一職三銜，以利於年輕幹部的培養。最終，軍委作出了副師職以上一職三銜的決策。
  1955年評銜時，各路功勳卓著的戰將雲集，對高級軍官要考慮各個方面的平衡，工作難度較大。時任總幹部部第一副部長的宋任窮在回憶錄中寫道：「工作量最大、難度最大的就在於搞好平衡排隊工作。」「那時少將以上的軍銜由軍委直接掌握，所以都由總幹部部搞平衡排隊的工作。我記得那個時候除了處理其他日常工作以外，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搞這個平衡工作。」要「適當照顧到各個方面軍幹部的相對平衡，照顧到少數民族幹部和起義將領，同時還要考慮到已在地方工作的幹部與軍隊有歷史聯繫或與某一地區有聯繫的代表人物的授銜問題」。1988年這次評銜，情況有了很大不同，現職軍級以上軍官中老紅軍、老八路已經不多，20世紀五六十年代和之後入伍的同志成為全軍軍官隊伍的主體，經歷相對簡單，評銜除德、才、績外，主要看職務和資歷（任現職時間和入伍、入地方高校、參加地方工作時間等），條件規定得比較具體，基本上都是硬杠杠，個人根據自己的條件對照標準就大概知道該授什麼銜，讓銜和爭銜的不多，工作進展較為順利。
  相對不好掌握的是軍銜高評和低評的標準。總政曾考慮搞個高評的比例，徵求全軍各大單位意見，多數不贊成。全軍幹部的情況千差萬別，也難以制定一個統一的高評、低評標準。因此，全軍軍銜辦公室明確，高評和低評不統一制定杠杠，由各大單位掌握，所制定的高評條件報總政同意後實行，高評為上校以上軍銜的報軍委審批，中校以下由各大單位統一把關。低評軍銜要特別慎重。成都軍區經反復研究，確定具備以下幾個條件之一的，可在編制軍銜內高評一級：1979年以來，被授予戰鬥英雄或榮立過一等功；被全國或省授予新長征突擊手、三八紅旗手；長期在邊防連隊（含邊防營）工作，1985年以來榮立過二等功；在雲南、西藏邊防部隊和中越邊境作戰部隊一線守點連隊工作，1985年以來榮立過三等功；榮獲軍區1986年為表彰基層幹部而頒發的金質、銀質獎章；1985年以來，所領導單位榮立集體三等功，本人榮立過二等或三等功。根據以上標準，軍區有256名軍官在編制軍銜內高評了一級，其中有兩名作戰部隊師主官，其餘絕大多數是基層軍官。遵照全軍軍銜辦公室關於低評軍銜要特別慎重的意見，全區在編制軍銜內低評一級的軍官僅12人，主要是1987年後因犯錯誤受過黨內嚴重警告或行政記大過處分、現實表現不好的軍官。
  為摸索軍銜工作的路子，總結經驗，指導全區部隊，成都軍區在第十三集團軍駐川某團進行了試點。工作組由軍區政治部楊德福副主任帶隊，我和幹部部、宣傳部的幾個同志參加。試點分為兩個階段：5月份，主要進行宣傳教育和軍銜鑒定試點；6月份，根據楊副主任指示，我和幹部部任免處汪其才幹事再次到了該團，主要進行軍銜評定試點，並做好評銜中的思想工作。其間，軍區萬海峰政委、政治部邵農主任在幹部部部長程功明陪同下，到該團對試點進行指導，萬政委還以《認真實施三個條例，全面推進基層建設》為題，親自為全團幹部講了一課。
  這次評定軍官軍銜，軍委高度重視基層建設，十分關心基層軍官的成長，對他們的評銜政策規定相對較寬。一是從軍銜等級設置上看，與1955年相比不設大尉，使所有正營職軍官和部分副營職軍官可以進入校官行列。而1955年我軍首次授銜時，營長、教導員基本上都未能進「校」。
  且師以上軍官一職三銜，但團以下一職兩銜，減少了檔次，縮小了等級幅度，有利於大多數基層軍官評上較高軍銜。二是從授銜範圍上看，對部隊基層幹部比較寬鬆。軍委在全局上規定了超編和編餘幹部不授銜，但同時又規定「自1979年以來，因戰致傷殘的不在編制定額以內任職的軍官」和「輪戰部隊增配的軍官」要授予軍銜。這些人員主要集中在作戰部隊的基層，給他們授銜有利於穩定基層、鼓舞士氣。三是從評銜標準上看，充分照顧了作戰部隊軍官，特別是主官。如1967年、1968年入伍的正團職軍官在機關等單位任現職滿三年的才能評為上校，但同期入伍的作戰部隊團級主官，任現職滿兩年就可評為上校；正連職軍官，1979年、1980年入伍，任現職滿三年的可評為上尉，而1981年1月1日以後入伍，任建制連隊主官滿三年的軍官也可評為上尉。全軍排級軍官按評銜標準試套，評中尉的占54%，而排職的基準軍銜是少尉，顯然中尉所占比例過大，但軍委考慮到排職軍官基本上都在基層，所以沒有壓縮排職中的中尉數量。四是從評銜的結果上看，絕大多數基層軍官都能評上或高於基準軍銜。我們試點的這個團186名軍官，根據政策標準評定，校、尉比例為1∶7，校官與上、中、少尉軍官的比例為1∶2.2∶3.5∶1.3。正營職評中校的占20%、少校的占80%，副營職評少校的占35%、上尉的占65%，正連職評上尉的占58%，副連職評中尉的占86%，排職評中尉的占56%。這樣的結果，基層軍官大都很滿意，不少人說「安了『老基層』的心，鼓了『新基層』的勁」。這也正是軍委所期望的。
  試點中，我們工作的重點對象是處於評銜政策規定臨界線上的軍官。該團這類軍官近20人，有的離評定上一級軍銜，在入伍時間或任職時間上只差幾天或十幾天；有的同為一批兵，但人武部簽署的入伍批准時間有本年初的，也有上年底的，本年初的比上年底的要低評一級。如該團營房股長任副營職已近5年。同他乘坐一列火車到部隊的戰友，不少人算1974年12月份的兵，但他的入伍批准時間是1975年1月4日，僅差4天評不上少校。這些同志有消極情緒，覺得政策不合理，「早不杠、晚不杠，恰恰杠到自己這一年」，或抱怨人武部給自己辦晚了入伍手續，或埋怨領導在職務上虧待了自己，影響了評銜。萬海峰政委親自下到營、連，先後找7名臨界線上的同志談心談話。邵農主任到了一營，與幹部一道學習討論，做教育引導工作。楊德福副主任在全團幹部大會上，對幹部現場提出的政策性問題一一作出解答。我們還宣揚了軍區老政委徐立清主動讓銜的感人事蹟。1955年授銜時，按照軍銜評定標準，時任總幹部部副部長、正兵團級的徐立清應授予上將軍銜，但他高風亮節，多次上書要求評為中將，他說：我身為總幹部部領導，應該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我授低一點，有利於做大家的工作，這完全是為工作考慮的。徐立清幾次推授上將軍銜，成為唯一一位正兵團級的開國中將。通過深入細緻的教育疏導工作，該團臨界線上的幹部明白了這樣的道理：一是「杠杠」是必要的。沒有量的規定性，就沒有政策，不杠到自己頭上，就要杠到別人頭上，總是有人要處於臨界線上，如果誰都不願吃虧，軍銜制就搞不成。二是政策總體上是合理的。評銜標準是根據軍官發展的一般規律和軍銜正常晉升的時間，經過科學計算和反復論證制定的。「杠杠」不是針對某一個人，而是反映了全局的狀況和需要。三是軍委的考慮是十分周到的。確定在今後兩三年時間裏，對軍官軍銜進行局部調整。今天的臨界線很可能成為下一步調整的「希望線」。四是共產黨員要講大局，講黨性，講紀律。不論軍銜定高定低，都要愉快服從，都要盡職盡責工作。團黨委和工作組引導全團軍官開展了「四個想一想」活動：想一想共產黨員的義務和責任，想一想黨和人民對自己的教育培養，想一想長眠南疆的戰友，想一想離退休老同志和革命先烈。大家表示，一定要經受住軍銜評定的考驗，不以個人得失論政策，臨界線上不埋怨，評上高銜不自滿，戴上低銜不氣餒，振奮精神幹事業，為軍銜增光添彩。
  舉行隆重莊嚴的授勛、授銜儀式
  按照軍委的工作部署，在為現役官兵授銜前，於1988年「八一」前後，先為軍隊離休幹部授勳；8月底以前，在軍官中完成實行軍銜制度的動員教育、軍銜鑒定和軍銜評定工作，9月底以前基本完成軍銜授予工作，同時全軍士兵軍銜評定、審批、授予工作也基本完成；10月1日起，全軍官兵統一佩戴軍銜肩章、符號。
  1988年7月30日，中央軍委授予軍隊離休幹部功勳榮譽章儀式，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根據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命令，授予蕭勁光等830人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授予汪榮華等3704人二級紅星功勳榮譽章；授予賀進恒等47914人獨立功勳榮譽章；授予鄧兆祥等31519人勝利功勳榮譽章。此後，又進行了補授。截至1988年底，全軍有835人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3721人獲二級紅星功勳榮譽章，50159人獲獨立功勳榮譽章，53159人獲勝利功勳榮譽章。授勳人數共計107874人。在軍委舉行授勳儀式的同一天，成都軍區傅全有司令員、萬海峰政委、馬秉臣副司令、艾維仁副政委受軍委委託，分別在昆明、成都、貴陽、重慶為離休幹部授勳。全區榮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34人、二級紅星功勳榮譽章400人、獨立功勳榮譽章3640人、勝利功勳榮譽章3986人，共8060人。軍隊離休幹部這一代打江山的革命前輩，身披大紅綢緞綬帶，戴上了金光閃閃的功勳榮譽章，在熱烈的掌聲中接受了黨和人民給予的殊榮。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授勳工作，在當時黃金儲備不多的情況下，特批了約600公斤黃金、約3000公斤白銀製作以金銀合金為材料的勳章。
  與此同時，評定和授予軍官軍銜的工作也在抓緊進行。全軍共授予將官軍銜1452人，校官軍銜18萬餘人，尉官軍銜40.5萬人。另有14.7萬餘人改為文職幹部，他們絕大多數為專業技術幹部。
  成都軍區將、校軍官中，上將1名、中將6名、少將54名、大校512名、上校1053名、中校2850名、少校5109名。全區改任文職幹部6726名。軍區萬海峰政委授予上將軍銜；司令員傅全有，副司令員張太恒、馬秉臣，紀委書記李碩授予中將軍銜；副司令員廖錫龍、副政委艾維仁、參謀長陶伯鈞、政治部主任邵農、後勤部長王世麟授予少將軍銜。他們中，紅軍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入伍的各1人，解放戰爭時期入伍的5人，新中國成立後入伍的3人。
  萬海峰於1933年參加紅二十八軍，1982年任成都軍區政委。1988年9月14日，他參加了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授予上將軍官軍銜儀式。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宣讀了鄧小平主席簽署的授予上將軍官軍銜的命令，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徐信、郭林祥、尤太忠、王誠漢、張震、李德生、劉振華、向守志、萬海峰、李耀文、王海被授予上將軍銜。授銜儀式結束後，鄧小平接見了被授予上將的高級將領，並合影留念。這17位上將，6人是軍委委員，11人是正大軍區職，10人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入伍的老紅軍，12人為開國將軍。其中，洪學智是1955年的上將，在我軍歷史上是僅有的一位兩授上將的將領。秦基偉、張震為1955年的中將，劉華清、郭林祥、尤太忠、王誠漢、李德生、向守志、李耀文為1955年的少將，徐信、劉振華為1964年晉升的少將。1955年授銜時，正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的七十二師師長萬海峰被授予大校軍銜。他在1988年授銜後感言：在17位上將中，我屬於資歷較淺、年齡也相對年輕的一個，其中有好幾位是我的老領導。與我同時代參軍的那些紅軍老幹部大都過世了，一大批比我資歷更老、戰功比我更高的高級將領都先後離職休養。而當年堅持鄂豫皖敵後鬥爭的紅二十八軍的幹部中，我是唯一參加此次授銜的。我這個經歷過革命戰爭的倖存者，被授予我軍的最高軍銜，真有誠惶誠恐、任重道遠之感，這將成為我軍旅生涯中繼續奮進的巨大動力。
  1988年9月23日上午，中央軍委授予成都軍區軍官軍銜儀式在軍區大禮堂隆重舉行。高懸在主席臺中央的「八一」軍徽下，聚集著軍區和所屬各軍級單位、總後第三軍醫大學和後勤工程學院的一批高級指揮員，軍區機關和駐蓉部隊官兵代表共1200多人參加了儀式。
  授銜儀式在莊嚴、雄壯的國歌聲中開始。萬海峰政委主持儀式，剛榮膺上將軍銜的中央軍委委員、總後勤部部長趙南起，宣佈了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發的授予傅全有等一批高級指揮員中將、少將軍銜的命令，並向他們頒發了授銜命令狀。當將軍們換上87式新軍裝，戴上金燦燦的肩章，重新出現在會場時，響起了「人民軍隊忠於黨」的樂曲和熱烈的掌聲。全軍5位女將軍之一的第三軍醫大學副校長李希楷，佩戴少將軍銜再次登上主席臺時，掌聲更加熱烈。1955年授銜，女將軍僅李貞1人。這次授銜，聶力、廖文海、吳曉恒、胡斐佩、李希楷5位女軍官被授予少將軍銜，格外引人注目。在授銜儀式上，成都軍區有4位將軍以正軍職授中將、正師職授少將。雲南省軍區政委趙坤、昆明陸軍學院院長白泉，是抗日戰爭時期入伍的「老八路」，任正軍職時間較長，被授予中將軍銜。軍區昆明總醫院政委方文安，是一位優秀的彝族幹部，解放戰爭時期入伍，被授予少將軍銜。西藏軍區日喀則軍分區藏族司令員呷瑪澤登，也被授予少將軍銜。該軍分區是全軍海拔最高、防線最長、哨所最多的邊防軍分區之一。呷瑪澤登在西藏平叛和中印邊境反擊戰中都立過戰功。擔任軍分區副司令員、司令員的10多年間，他上雪山、下哨卡，與戰士們同甘共苦，對千裏邊防瞭若指掌，深受官兵愛戴。這次以正師職授少將軍銜，是對他工作成績的充分肯定。從1988年授銜之後，成都軍區乃至全軍，正軍職最高授少將，不再授中將，正師職最高授大校，授少將的只有過個別特例。
  授銜儀式上，軍區傅全有司令員宣讀了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發的授予軍區機關大校、上校軍官軍銜的命令。當傅司令員用洪亮的山西口音宣佈授予筆者上校軍銜時，我心中一熱，升騰起對黨和軍隊教育培養的感激之情。為了統一授銜標準和保證授銜工作品質，同一職級的軍官首次授銜的許可權，比以後晉銜的批准權限要高。1988年首次授予軍銜，上校以上由軍委主席批准；中校、少校由解放軍各總部、大軍區、軍兵種或其他相當於大軍區級單位的正職首長批准，上尉以下由集團軍或其他有軍官職務任免權的軍級單位的正職首長批准。我接到的8開硬紙的軍銜命令狀，落款上印著「鄧小平」三個大字。
  趙南起上將代表中央軍委在儀式上講話。他要求全體軍官珍惜榮譽，振奮精神，努力工作，圓滿完成捍衛祖國邊疆的神聖任務，為保衛祖國、建設祖國作出新貢獻。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川省委書記楊汝岱代表1億多四川人民，向被授銜的軍官表示熱烈祝賀，他希望戰區官兵銳意進取，為人民軍隊的歷史增添新光彩。傅全有司令員代表被授予軍銜的軍官在講話中表示，多一份榮譽就多一份責任，我們一定要以部隊建設的豐碩成果報答黨和人民的關懷。
  儀式之後，軍區領導分別下到昆明、重慶、貴陽、拉薩、雲南文山等片區，參加授予大校、上校軍銜儀式。各軍級單位，也分別組織授予中校、少校和尉官儀式。當時，十三集團軍某紅軍師、炮兵旅等部隊，正在雲南方向中越邊境執行防禦作戰任務，雲南省軍區某守備師配合作戰。正在軍區前指值班的張太恒副司令員、政治部鄭賢斌副主任等，受軍委和軍區委派，參加了前線的授銜儀式。在一線作戰的指戰員，光榮地成為共和國在戰場上被授予軍銜的軍人。紅軍師師長陳慶雲代表授銜軍官講話時說：在這莊嚴的時刻，我們深深感謝黨和人民的關懷。我們一定珍惜榮譽，不辱使命，在老山前線揚我國威軍威，樹好勝利之師、文明之師的形象。紅軍師政委段樹春先後3次率部參戰，這次授銜處於臨界線上，任職時間離授大校差50天，因表現突出，被高評一級授予大校軍銜。某炮兵旅旅長戴樹希，任職時間差18天不能授大校。他在黨委會上帶頭表態：「我們今天能戴上軍銜，是無數先烈、戰友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他們什麼銜都沒戴過，和他們比，我幸運多了。無論授什麼銜，我都要視事業重如山，帶領全旅打好仗，戴上校的軍銜，幹出大校的水準」。在1979年邊境作戰中榮獲一級戰鬥英雄稱號的劉保健、山達，當時分別擔任紅軍師某團副團長、師偵察科長，在再次參戰中被高評為中校軍銜。他們激動地說：「立功是過去的事，但黨和人民總是念念不忘。我們一定要以授銜為新起點，為祖國再立新功。」堅守在老山前沿陣地和那拉口子的軍官表示：「祖國為我授軍銜，我為祖國守邊關。有我中華兒女在，敵寇休想度老山。」
  授予軍銜工作完成後，軍區及時引導全區官兵，以實行軍銜制為新起點，全面推進部隊建設。我到了駐川某團，總結了該團開展「為軍銜增光輝、為團隊創業績」活動的經驗，經軍區政治部審定後上報總政、下發部隊。總政加按語轉發了全軍。全區官兵把授銜中激發出的奮發進取、獻身國防的精神，變為建功立業的實際行動，部隊上下形成了爭第一、創先進、比貢獻的生動局面。
  1988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39周年之際，人民解放軍正式實施新的軍銜制度。全軍官兵換上新軍裝、戴上新軍銜，以新的軍容軍姿亮相在全國人民面前。新軍銜制的實行，標誌著我軍改革發展邁出重要步伐，有力推動了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人民軍隊呈現出新的面貌。
  此後，隨著國家、軍隊改革和建設的進一步發展，以及我軍軍官隊伍特別是高級軍官隊伍狀況的變化，軍銜制在原有基礎上繼續完善和發展。1994年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軍官軍銜條例》作了修訂。其中的一項修訂是，正大軍區職至副師職軍官，每一級職務的軍銜設置，由一職三銜改為一職兩銜，取消了原來最低的一等軍銜。2021年，我軍實行了新的軍官制度，對軍官等級設置作出重大改革，由過去基於職務等級調整為基於軍銜等級，以軍銜等級主導軍官等級管理基本秩序。在區分軍官等級、表明軍官身份、彰顯軍官榮譽的基礎上，賦予軍銜體現軍官能力素質、反映軍官服役貢獻的功能，凸顯軍銜在教育培訓、考核評價、晉升任用、退役安置等軍官職業發展管理中的調節作用，讓軍銜回歸本質屬性、居於主導地位。在提高軍銜地位、拓展軍銜功能的同時，軍銜設置也由正戰區級以下一職兩銜改為所有軍官均為一職一銜，進一步理順了職銜關係。軍銜制在我軍發展和軍官隊伍建設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郭正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