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日軍突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戰爭，隨即向英、法、美等國的東南亞軍事基地和管治區域發動進攻。香港守軍抵抗十八天後終告不支，升起白旗投降。日軍全面進占並成立軍政府，開始設卡搜查，上門捕人。許多進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因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後譴責抗議，遂從重慶、桂林等國統區避居香港，這時全部陷入困境，危在旦夕。
  遵照中共中央及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的電報指示，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和黨支部書記連貫，與主管華南情報工作的潘漢年和劉少文、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張文彬、粵南省委書記梁廣、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政委尹林平等人商討後作岀部署：從1942年1月起展開香港秘密大營救行動，全力以赴，不計代價，最終將大批文化精英成功地轉移到內地大後方或抗日根據地，還順帶救出一些國民黨官員及家眷、著名演員和國際友人，使得日軍明令緝捕抗日分子的圖謀完全落空。
  這場歷時近七個月的壯舉，決策果斷、計劃周詳、過程艱險，創造了一個歷史性奇跡，早已載入中國抗日戰爭的光輝史冊，設有永久展覽館紀念，並攝製影視劇在銀幕、螢屏播映。
  長洲，一處可控的中轉站
  人們從有關回憶、展覽和影視劇中瞭解到，在當年香港秘密大營救行動中，數以百計的進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虎口脫險，大多數是在港島分批乘上小船，趁日軍戒備鬆懈時偷渡到九龍，從東線到西貢，經大鵬灣至沙魚湧，或者從西線沿青山道經九華徑到荃灣，再經大帽山入元裏十八鄉，最後通過東江抗日遊擊區轉往大後方。這兩條線路，由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分別派出兩支部隊，預先勘查沿途狀況，遏制可能攔路的土匪，並承擔接應和護送任務。
  此外，有少部分人走的不是這兩條陸路，而是一條海上的水路。
  據香港秘密大營救行動的親歷者黃秋耘憶述，有些民主人士或文化人拋頭露面較多，如何香凝、柳亞子、夏衍、範長江等，走哨卡林立的陸路風險很大，雖然日本士兵認不出他們，但難保不被漢奸發現。而且，走陸路全靠步行，路程長達一百多裏，沒有交通工具代步，年老體弱者經不起長途跋涉。所以，這場行動之前還擬定了一條水路，從港島乘船先到長洲島，然後駛往大鵬灣、葵湧一帶或海陸豐沿海地區，登陸進入東江抗日遊擊區，或者駛往澳門，在那裏休息數日，再轉去斗門、臺山一帶前往大後方。（黃秋耘《港島大營救》，載黃秋耘、夏衍、廖沫沙等《秘密大營救》，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可見，領導營救行動的廖承志等人思慮縝密，細緻人微，確保萬無一失。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常委、香港《光明報》社長梁漱溟在給兒子的信中寫道：「香港戰事於12月25日結束，我同幾個朋友隱蔽在西盤一間小學的教室裏，且覘日軍動靜如何，准備走出香港。但急切間得不到什麼好辦法，直至1月10日始得離港北來。」原來，「承一位朋友的好意通知我們，說是有一只小帆船明天開往澳門，船主曾向日軍行過賄，或可避免查問。船費每人港幣60元，此友已預定五個人的位子。我們當下付過錢，約定次日天明於某處見面，有人領我們下船，並囑咐我們改換裝束，少帶行李」。到現場才知，「船甚小，寬約一丈，長約三丈二尺，卻有三掛帆。我真沒想到這樣小船可以航海。由香港仔駛出時，從海面看見有被鑿沉的輪艦十數艘堵塞海口，如其不是這小船怕亦駛出不得呢！」（《香港脫險寄寬恕兩兒》，載梁漱溟《我生有涯願無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無獨有偶，夏衍《走險記》一文也描述了所乘小船的尺寸，但他還經歷了較為驚險的一幕。這位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五人領導小組成員，自然也擔負聯繫和幫助其他進步文化人撤離的責任。1月8日七時，他和同行者在西環一個偏僻的碼頭集合。因船未到，二十一人被聯絡人帶到碼頭邊一家魚欄的樓上等待。9時，他們被告知雇好的大船開走了。11時，他們重新雇船出發。上船時，「我簡直不相信這樣的小船可以渡海，我們要渡過的還是有名的伶仃洋呢，但，誰也沒有遲疑，趁岸上沒有日寇的哨卒，一窩蜂的擠上這條長不滿三丈，闊不滿三尺的漁船去了」。（《夏衍雜文隨筆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
  「順風的時候，六小時可以抵達澳門，這一天沒有風，出發又太退了，所以決定了在長洲過夜。」途中，突遇日軍巡邏的汽艇。舵工覺得船上人太多，趕緊招呼一些人躲進船艙。可是，汽艇迅速靠近小船，兩名士兵上船檢查乘客。就在大家束手無策、情形緊張之吋，曾在日本留學、生活的夏衍主動開口，以日語解釋他們此行是回鄉到長洲島躲避戰亂。因他應對得體，日軍士兵不再盤問，小船終被放行，繼續航程。
  這條海上的線路，何以選擇長洲島為中轉呢？該島位於香港西南方向，正常情況下，帆船行駛一個小時可達。當時島上有居民二萬餘人，早已成立中共組織，還設有新青體育會和病災救濟會等群眾團體，開展抗日救亡活動。日軍大舉進攻香港時，島上原有的英國人全都逃逸，後來有少量日軍士兵登島駐紮，但中共組織預先以防止海匪襲擾為名，動員有槍的漁民組成自衛隊，暗中掌控了局面。因此，有條件做好準備，接應從香港撤出的人士前來停留，再安全地轉送澳門。
  濠江，一條隱秘的水路
  經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機要秘書潘柱安排，何香凝老人和兒媳經普椿及兩個孫子，柳亞子和女兒柳無垢，乘上同一條帆船，直接駛向東江。本來預計只需兩天的航程，但因那幾天海上無風，風帆不起作用，航行速度很慢，竟在海上連著漂行好幾天。
  潘柱沒有收到東江遊擊區接到人的消息，心急如焚。他以為船到長洲，人已上島，不料趕到那裏一問，人船都未來過，更是焦急萬分。就在那條船的淡水、食物耗盡之際，在海上遇到一些蔡廷鍇將軍的舊部士兵。何香凝亮明身份，對方立刻尊敬如儀，很快送來足夠的食物和淡水。終於，經過整整一個星期的航行，兩位老人及眷屬平安地抵達海豐馬宮。
  據當年在長洲島負責接送工作的陳亮明憶述，彼時撤出香港經過長洲島停留的著名文化人，有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金仲華、王瑩、鄭安娜、謝和康、鬱風等十多位。他們分批來到島上，由中共組織安排用漁船送到澳門，再經臺山轉去廣西的梧州、桂林。對於他們來說，經長洲走濠江，就是一條隱秘的水路，使他們暫時轉危為安。
  當然，人數絕不止上述這些著名文化人。約在1942年2月底，參與香港秘密大營救行動的潘柱再度登上長洲島時，帶來李少石、廖夢醒夫婦，前者協助潘漢年從事香港的情報工作，後者擔任宋慶齡的秘書。陳亮明接受的任務，是把他倆送去澳門，但考慮到那幾天海上不順風，乘帆船速度較慢，途中容易出事，就安排二人先在一戶可靠的人家暫住。
  該戶主人開設一家制香的小廠，那是島上中共支部經常活動之處，在小廠後方海邊還停泊兩條小船，隨時準備執行任務。李少石、廖夢醒在長洲島上住了近二十天，等到海上刮起順風才決定出發。那天晚上，陳亮明關照他倆馬上化裝，並安排經驗豐富的兄長掌舵行船，叮囑他要以最快的速度把這兩位朋友送到澳門。他們從蛇口對面的內伶仃洋啟航，順風順水，沒有遇到任何意外，直接抵達澳門。當陳亮明把這對夫婦送上岸時，「頓時感到心中落下千斤大石」。（陳亮明《長洲轉運站》，載黃秋括、夏衍、廖沫沙等《秘密大營救》）
  由於葡萄牙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置身事外，對中日戰爭也保持中立，其管治下的澳門沒有被日軍佔領，反而成為廣東大批難民的避風港，環境封閉，相對安全。李少石、廖夢醒夫婦抵達後，立即與柯麟的秘密交通站取得聯繫。柯麟不僅是中共資深黨員，還曾是上海的中央特科成員，以開設醫院為掩護參與保衛和情報工作，後奉命轉去廈門、香港，1936年遷居澳門經營私人診所，並進入鏡湖醫院當醫師。他僅與潘漢年、李少石等保持聯繫，還未結識何賢、馬萬祺等當地商界人士，幾乎是單槍匹馬地投入延伸到澳門的香港秘密大營救行動。從長洲島轉來澳門的著名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大都獲得他的熱情照應和妥善安置。
  香港《華商報》記者華嘉和同伴先乘小船，到長洲島待了三天，再坐帆船抵達澳門。他在長文《香港脫險記》中回憶道，在澳門的一棟小樓二樓住下，看到梁漱溟在三樓閉門不出，「……後來我被通知，裝做病人去鏡湖醫院找一個人，他告訴我，從澳門回內地去，有兩條路：陸路就是走歧關路，水路是坐船到臺山都斛」。他找到的人，正是柯麟。從柯麟口中，他才知道範長江也已到澳門，「鏡湖醫院有我們的人，一路也有人接應，心裏也踏實了」。（華嘉《香港脫險記》，載黃秋耘、夏衍、廖沫沙等《秘密大營救》）在柯麟的細心安排下，華嘉一行九人申辦了離境需要的證件，步行闖過歧關，又通過日軍哨卡的檢查，最後到達安全地帶。
  都斛，一個安全的終點
  夏衍那批二十一人，到澳門後與兩批文化界友人會合，加起來約五十人。這兩批朋友中，一批是最早離開香港的範長江、沈譜夫婦和陸浮、梁漱溟。範長江是因處理《華商報》的停刊事宜，與先期撤離的廖承志失去了聯系，找不到原來預定由廣東東江遊擊區撤退的路線，不得已才和沈譜、《華商報》採訪主任陸浮，走水路取道澳門，臨行時發現梁漱溟沒有人照料，就邀他同行。
  與相對年輕的華嘉等人不同，時近半百的梁漱溟不適宜徒步闖關，而他也不願意向控制交通的日本機構申辦良民證，只能乘船離開澳門前往內地。他在後來給兒子的信中說：「我們到澳門還希望有輪船去廣州灣，但輪船皆被敵人扣住不許開。有一次日本領事簽字許開了，而他們海軍方面又不許，到底不得開。我們因旅館耳目太多，且不好久居，承澳門朋友馮、柯兩先生幫忙，移居到一間空房內，慢慢設法離澳。」從信中可知，他和同行者均獲當地人士幫助，「馮」後文交代叫馮祝萬；對「柯」則未提名字，顯然就是柯麟。
  梁漱溟等人在澳門居停期間，市面上糧食短缺，米、鹽、油、糖皆由政府公賣，非有居民證不能買，全靠馮祝萬送去大米等食物。至於離開澳門，「最後想到辦法，還是小船飄海，直奔自由中國的都斛（屬臺山縣）。此路因海上多盜，無人敢走。但我們則因有友人介紹得識海上豪傑吳發君。他逞豪海上多年，人稱『吳發仔』的便是……此番他知道我們是文化界的人要返國，他願護送我們到都斛」。由吳發仔派人引領，梁漱溟一行乘渡船到路環，再分乘兩條滿載棉紗包的貨船駛出，一夜後抵都斛海邊，到天亮再出發去臺山縣城。此後，一路經過開平、肇慶、梧州等地，最後抵達桂林。
  梁漱溟也許為了免除兒子的擔憂，信上的描述遠不及同行的夏衍記述得那樣曲折、驚險。夏衍在《走險記》中概述：「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走險』。第一要乘黑夜偷越過日寇在澳門港外的警戒，第二要提防海盜，第三要偷渡過三灶島的日寇海軍船塢碼頭；第四還要提防南北水偽軍的騷擾。」
  他們等候時機，一直到「1月19日，和前後到澳門兩批朋友會合，以每人國幣二百八十元，每艇二十人以上的條件（就等於每艇代價五千六百元！），雇好了兩條在南北水一帶頗有勢力的某氏所有的快艇」；「這樣一條小艇裏面裝上三四十件行李，和連船夫舵工在內一共二十九位乘客」。20日傍晚出發，在黑夜中居然被遠處海岸的日軍發現，用探照燈罩住喝令靠岸，幸好船主指揮船夫舵工調轉方向，躲在一艘掛著葡萄牙國旗的貨輪後面，駛出路灣（環）海口，從橫琴島和三灶島北面擦過，連日本海軍碼頭都拋在後面。連夜行駛至早晨四點多時，被汪偽海軍南支陸戰隊士兵發現，上船搜查並掠走一些物品，才得放行續航。
  小船靠岸後，眾人進漁村休息。正午，一個偽軍連長帶著兩名士兵前來盤問和恐嚇；下午，此人又帶著壓寨夫人來訪，大家湊了一筆保護費給他才算完事。為了趕路，他們又設法雇用四條武裝走私船一路保護，於次日中午出發，在傍晚到達都斛港口，算是進入不再有日偽軍的安全區域。
  據未必精准的統計，香港秘密大營救中的著名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從九龍乘船，經停長洲島又到澳門，再走水路進入內地的，總共約六十人。
  這年2月，留在香港負責大營救行動的劉少文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雲：
  全體同志及朋友，在戰爭中均已離戰區，安全撤退，現韜奮、茅盾、喬木等百餘人已安全到東江曾、王部，長、夏等一部分人去澳門，再分別前往蘇北及內地；何香凝、柳亞子等各乘民船去汕尾寄居村間，現在疏散工作已經大體結束。
  各地黨組織及遊擊隊盡了最大的安排和保護之力，被營救的文化精英不論走陸路還是水路，在當時險惡的情勢下都經受風險，經歷艱辛，才完成這一頗不尋常的旅途。文化名人大營救的記憶，不僅永遠銘刻在他們各自的人生足印裏，也永久融匯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紀事中。
  （岳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