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九•一八」事變，侵佔我國東北三省。侵略者的炮聲震撼多少澳門同胞和海外遊子之心！素有愛國傳統的澳門同胞和歸來的海外遊子紛紛開展了抗日救國活動。
  葉挺從澳門奔向抗日戰場
  參與領導廣州起義，受黨內錯誤打擊而流亡法國、德國的葉挺，雖遠在異國他鄉，但卻時刻關注著祖國的命運。「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傳來，葉挺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分氣憤，恨不得立刻返回祖國，參加抗擊日寇的戰鬥。事變不久，他離開德國回到澳門居住。澳門與香港隔海相望，距廣州也較近，便於瞭解國內形勢發展動態。從1932年至抗戰爆發這期間，葉挺基本住在澳門。國民黨方面一些要員曾拉攏葉挺為他們效勞，但葉挺始終不為所動，保持著崇高的革命品格，而寧願過清貧的生活。
  寓居澳門的葉挺常常站在海邊，凝神遙望那多難的祖國，流露出獻身報國的情懷。他曾托朋友主持編輯出版一刊物，宣傳抗日救國。
  1933年春，葉挺得悉南昌起義時的戰友陽翰笙在上海的住址，即寫信給他，希能見面，以便找到黨的關係。陽請示黨組織，由於鬥爭緊張，黨組織未同意陽去澳門與葉見面，擬另派人去與葉挺聯繫。
  是年11月，葉挺應李濟深之邀，離開澳門到福州，參加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錯等人策劃的福建事變，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舉旗抗日反蔣。在福州，葉挺向黨派到十九路軍擔任軍事聯絡員的張雲逸，傾吐了盼望與黨組織聯系的心志。張雲逸對葉挺給予慰勉。1934年1月，由於蔣介石的鎮壓，福建人民政府失敗，葉挺返回澳門。
  中共黨組織十分關心葉挺的情況以及他找尋黨組織的要求，委派有關人員與他聯繫。他從福建回到澳門後，黨組織曾指定鄭德「經常往來香港與澳門之間，與當時住在澳門的葉挺保持聯繫」。1935年至1936年間，從上海到香港工作的共產黨員宣俠父多次約見葉挺，向他介紹國內革命鬥爭形勢，鼓勵並支持他在李濟深等組織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工作。隨後，葉挺應邀從澳門到香港，先後與潘漢年、張雲逸見面，聽取他們介紹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主張。葉挺表示願意隨時回應黨的召喚返回祖國，投身神聖的抗日事業。抗戰爆發後，葉挺熱血沸騰，從澳門回內地主動請纓投身抗日，中共中央同意和支持他出任新四軍軍長。他即率領鐵軍馳騁抗日戰場，殺敵救國！
  由於葉挺的威望和影響，他出任新四軍軍長，對廣大愛國青年奔向抗日戰場無疑是巨大的推動。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一隊隊長李信（李雲峰），就是受葉挺的愛國行動影響而投身抗日洪流的。
  柯麟奉派到澳門開闢工作
  1935年，受潘漢年領導在香港從事黨的地下聯絡工作的柯麟奉命到澳門開闢工作。在香港時，潘漢年就指示柯麟說：「你在香港熟人太多，容易岀事，不如到澳門去。」「你要在白區堅持下來，不要和太紅的人來往，要保持醫生的名聲，防止暴露你的共產黨員的身份」。根據潘漢年和廖承志的指示，是年秋，柯麟舉家遷往澳門。在板樟堂街租了一間小屋，開設一個小診所作掩護，從事地下革命活動。他首先在澳門大力進行團結和爭取澳門工商界、知識界的知名人士工作。潘漢年還交給柯麟一項特殊任務，就是與葉挺保持聯繫。此後，他們經常來往，柯麟還成了葉挺全家的「保健醫生」。他還通過葉挺的關係，認識了李濟深在澳門的一些老部下，並交上了朋友。
  全國抗戰爆發前後，中共中央派張雲逸到華南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並通過柯麟的安排，與葉挺見面。柯麟牢記潘漢年的囑咐不與地方黨直接發生接觸，而是憑自己名醫的身份，設法進入澳門慈善醫院即鏡湖醫院工作。柯麟醫術高明，醫德高尚。在澳門，尤其是在工人、苦力、漁民、車夫等許多窮苦大眾中成了有口皆碑的「柯醫生」，許多病人都樂意找他診治。柯麟還主動為鏡湖醫院的護士義務授課，不僅幫助她們提高醫護技術，而且還著意提高她們的醫護責任心和思想覺悟。這為他在澳門開闢工作打下基礎，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一批失去組織關係的共產黨員在澳門的抗日活動
  30年代初期，海外一批因從事革命活動暴露身份而先後轉移到澳門的共產黨員，雖與組織暫時失去聯繫，但仍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堅持鬥爭。他們一邊從事抗日救亡活動，一邊找尋黨的組織，渴望得到黨的領導。
  1930年初，共產黨員包華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被日本政府逮解出境，回到上海。失去黨的領導，他感到有如離群的孤雁，十分痛苦，便把名字改為雁坡，藉以寄託對黨的深情和找黨的信念。1932年初，他轉移到澳門，先後在望德女子中學等校任教，並在學生書店出版的《學生雜誌》和一些報刊上發表文章，宣傳新文化和抗日救亡思想。為反對殖民地奴化教育，他以學校為據點，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組織「焚苦文藝研究社」，吸收學生和工人參加，團結各界人士，進一步組織「炎黃讀書會」、「呐喊文藝研究社」、「密雲座談會」、「綠光劇社」等救亡組織。
  1934年後，馬來亞共產黨員陳少陵因暴露轉移到澳門，動員他的叔父資助，與王君烈（馬共黨員）、程志高、楊七以及陳少陵的弟弟等人合資開設書攤，後在澳門板樟堂街開辦「小小書店」，出售大量的進步書籍、刊物，其中有七君子之一的鄒韜奮主編的《生活週刊》，魯迅、郭沫若、茅盾等進步作家的《彷徨》、《呐喊》、《女神》、《子夜》等文藝作品以及哲學家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陳唯實的《通俗辯證法講話》，甚至出售《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列寧主義基礎問題》等馬、恩、列、斯經典著作。葉挺委託主持編輯出版的刊物也在這裏發售。這些書刊象黑夜的明燈，指引澳門各界同胞走向團結救亡的道路，幫助青年擺脫彷徨苦悶的處境，樹立革命人生觀。「小小書店」成為澳門同胞，尤其是進步青年的「精神食糧」，深受廣大群眾歡迎。
  1935年底，黃健從南京監獄出獄後，回到澳門找黨組織，先後找黨員孫康、杜君慧、陳曼雲，要求恢復組織關系。但當時黨組織還沒有恢復，於是留在澳門辦學校，建立立腳點，開展革命工作。恰遇濠江學校校長黃仁輔等人先後離開澳門或從事其他工作，於1935年2月1日將該校正式交黃健接辦，並鄭重地立約據一紙，提出「接辦之後益加努力，使學校日臻發達」的奮鬥目標。黃健掌校之始，首先確立了辦學方針和宗旨，要為澳門廣大的勞苦同胞子女服務，培養學生成為愛祖國、愛人民的有用人才。組成以黃仲榆為董事長，黃桂紀、黃豫樵等為董事的校董會，並團結一批年青有為、熱愛祖國、同心同德的教師，盡力辦學。同時以學校為陣地，積極從事抗日救亡工作。黃健還在廣州沙面開一小餐館，建立經濟立腳點，以幫助學校開支。這時，南京獄中難友杜嵐岀獄後，也來到澳門。1936年冬，黃健與杜嵐結為夫妻，繼續為革命理想共同奮鬥。
  此外，在澳門從事抗日進步活動的共產黨員和愛國人士還有黃鼎臣、黃新英、周楠、謝英等。
  1935年，日本侵略者製造華北事變，中華民族危亡空前嚴重。北平爆發「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此後抗日救亡運動席捲全國。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了國共合作、全民抗戰階段的到來。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浪潮的推動下，澳門的抗日救亡運動蓬勃開展起來。
  1936年底，在澳門岐關車路公司工作的愛國進步青年廖錦濤與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駐香港的華南區總部周楠取得聯繫，並與陳少陵等進步青年成立「澳門文化界抗日救國會」，廖被推為理事。他們派會員進入工廠、學校，在工人和學生中進行工作。廖又以岐關車路公司為陣地，建立讀書小組、中華青年救護隊等組織，從事公益工作，以此團結一批職工和青年，還與鄒焰等人組織「大眾救亡歌詠團」、「前鋒劇社」等進步社團，進行抗日救國宣傳活動。1937年春，恢復了黨組織關係的周楠到澳門將廖錦濤發展為黨員。各種救亡團體除上述之外，還有怒吼社、婦女互助會、婦女慰勞會、起來劇社、曉鐘劇社等。大眾歌詠團每週集中一次，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前來參加唱歌的青年多達70人。為避免澳葡當局干涉，聚集地點隨時變更，有時還秘密組織團員到中山灣仔學校集合，到關閘郊遊等，對團員進行宣傳教育。根據救亡運動的需要，陳少陵等組織澳門進步團體分期分批回到與澳門毗鄰的中山縣農村開展抗日宣傳。1937年抗戰前夕，組織了最大規模的一次活動，約100人參加，在中山及其附近農村進行宣傳活動，為時一星期。此外在一些教會學校中也開展了新文化和抗日救亡的宣傳，如聖羅撒中文女子中學要求進步的學生梁鐵（梁鐵崖、梁慕文）、梁傑卿、周玉蓮、招麗芬等，在進步教師繆朗山、梁善文等指導下，閱讀巴金、丁玲、茅盾、魯迅、斯諾等進步作家的作品，受到進步思想啟蒙。她們利用學校的壁報作陣地，揭露社會弊端，反對學校實施奴化教育等。學校當局對學生愛國行為大加訓斥，甚至要開除梁鐵學籍。但她們堅持鬥爭，在進步教師的干預下和學生的反對聲中，學校當局不得不收回開除梁鐵學籍的決定。其他學校如振華中文學校、聖約瑟男子中學、望德女子中學等也開展了抗日宣傳活動。
  澳門抗日救亡輿論陣地《大眾報》、《朝陽日報》等常以較大篇幅報導澳門愛國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在此前，香港的《大眾日報》全文登載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經過廣泛宣傳活動，共產黨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救國主張在港澳地區深入人心。
  中共澳門組織的建立
  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迫切需要重建廣東黨組織以加強對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1936年3月劉少奇主持北方局，大力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建立黨組織工作，先後派遣薛尚實、王均予到香港、廣州，著手進行以廣東為主的南方黨組織的恢復和重建工作。是年9月，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薛尚實為負責人。這標誌著中斷兩年的中共廣東省一級領導機關已重新建立。在南臨委的領導下，廣州市委（書記王均予）、中山縣工委（書記孫康）等各地黨組織相繼成立。
  根據當時的鬥爭瑟勢和澳而孫忝基礎丁〒斯市委、香港市委認為澳門成立黨組織的條件已經具備。1937年6月，廣州市委委派杜曉霞、廖錦濤赴澳門開展建黨工作。1937年8月，杜、廖吸收澳門中山紀念中學進步青年餘美慶入黨。11月，中共澳門支部正式成立。成立時有黨員4人氣12月增加到6人。1938年1月，澳門支部改為中共澳門特支。
  1938年5月，廣東省委將澳門特支交香港帀委領導，由周伯明負責指導。同年10月，廣州淪陷，廣東省委職工委書記梁廣以及楊康華、溫焯華等奉命經澳門撤到香港，成立中共東南特委，梁廣任書記。澳門特支由東南特委領導，具體由楊康華負責指導。後澳門特支發展為澳門工委。
  1938年秋，餘美慶介紹包華重新入黨。包的入黨經過澳門工委報香港市委和東南特委審查，周伯明、楊康華聽取彙報，同意他入黨。
  澳門黨組織發展的另一管道是中山縣工委。該工委組織幹事兼鴉崗學校黨支部書記葉向榮，通過對陳少陵一年多的接觸、瞭解，經中山縣工委的審查批准，在澳門接收了陳少陵的組織關係。此後葉每週或每兩周與陳少陵聯繫一次。1937年末或1938年初，葉將他的組織關係轉交澳門黨組織。陳少陵入黨後，介紹原在廣西參黨並參加左江起義而受國民黨通緝輾轉逃到澳門的謝英重新參黨，隨後謝英介紹進步青年黃哲君入黨。
  澳門成立黨組織後，注意在各抗日團體、產業工人、學校中培養發展黨員，不斷壯大自身力量，先後建立了學生支部、婦女互助社支部、拱北海關支部、岐關車路公司支部、紗廠女工支部。為了提高黨員思想覺悟，中共澳門工委在黨組織活動據點之一的炮兵馬路2號（黨員梁鐵的家）秘密舉辦黨員骨幹培訓班，由東南特委宣傳部長楊康華給學員上抗戰形勢教育課，此後，楊康華還到此傳達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因此，澳門黨的工作「有了相當發展，到廣州失守時有黨員50人」。
  澳門黨組織成立伊始，就召開會議研究群眾抗日救亡運動問題，認為在澳門特殊的環境中，秘密團體不利於廣泛發動群眾，而公開形式組建的團體則有利於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香港市委曾派宣傳部長周伯明到澳門指導工作，對澳門黨組織指示，要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加強黨的領導，發展進步力量，擴大黨的組織」。鑒於澳門工人、知識份子較少，活動範圍較狹窄，決定向醫院、學校、報館方面做工作，「廣交朋友，儘量擴大黨的週邊組織，團結教育愛國青年，學習和宣傳黨的理論和政策」。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成員連貫也對來訪的陳少陵、廖錦濤、包華、楊嶺梅等人指示：澳門抗日救亡工作者聯合起來，投入抗日救亡鬥爭中去。黨組織的指示，為澳門抗日救亡運動指明了方向。
  團結各界愛國人士，組成統一的抗日救亡團體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在中國共產黨發出「全民族抗戰」的號召下，全國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澳門同胞的抗日救亡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廣泛團結各界愛國人士，組成全澳性的統一抗日救亡團體，開展有組織、有領導的大規模的抗日救亡運動。
  由於當時葡萄牙當局標榜「中立」，不許澳門愛國社團公開使用「抗日」、「抗敵」、「救國」一類字眼，因此，澳門的救亡團體只得用「救災」名義，展開工作。
  「七•七」抗戰爆發後不到一個月，《朝陽日報》社長陳少偉首先提出，要發起組織「四界（即學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朝陽日報》、《大眾報》兩報同事一致回應，決定用兩報的名義發起組織，先成立一個專責的籌備小組，推定陳少偉、曾奇玉、曾枝西（又名曾西）和陳大白4人擔任，還特別邀請了熱心救亡工作的李桂森參加籌備小組的工作。鑒於澳門原已組織的「各界救災會」是工商界和上層人士的救國團體，發起的領導人都是上層知名人士，參加者以個人身份入會，較缺乏群眾基礎，難以組織大規模、廣泛的籌募活動。同時，由於「各界救災會」成立初期訂定專以長期捐輸為籌募的方式，包括長期捐薪及在輪船、戲院和各公共場所設捐款箱等固定形式來進行，難以充分和全面調動社會各階層捐輸的力量。在上述兩種情況下，組成「四界救災會」具有重大意義。「四界」實際上包括了新聞、教育、學術、體育、音樂、戲劇、美術等各方面的單位和人士，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是澳門較大規模的具有影響的抗日救亡團體。中共東南特委組織部長吳有恆在總結澳門群眾工作中指出：「黨所能夠掌握領導的一個大的、公開的、合法團體是澳門四界救災會，這個團體下麵包括了一些劇社、音樂團體及學校等」。
  1937年8月12日，「四界」代表大會在澳門柿山孔教學校召開，出席大會的有澳門中小學校、報社、學術研究社、音樂社、戲劇社、體育會等50多個團體及單位的代表共100餘人。會上推舉陳少偉為臨時主席，即席宣佈「四界救災會」正式成立。大會通過了組織章程，發表了成立宣言。
  大會選出了理事11人，候補理事2人，監事3人，候補監事2人。首任理事會成員有陳少偉（朝陽日報社社長），廖錦濤（岐關車路公司文員）、陳大白（報人）、李桂森（又名李哲夫，教師）、蕭炳炎（怒吼社——音樂社社長）、曾慶玉（報人）、張鐵柔（又名張釗、張陽，教師）、楊錦燦（乒乓球名將）、張志城（孔教中學校長）、陸緒賢（報人）、梁榮光（體育界知名人士）等11人；監事會成員有黃如碩、樊公甫、葉伯元等。理事陸緒賢、張鐵柔當選後不久，因事辭去理事之職，由候補理事曾西及談漢光遞補為理事。
  陳少偉被推選為理事會主席。理事會下設總務、財務、宣傳、遊藝、體育5個部，各部正副主任由理事兼任，各部之下分設各股，共計21個股，後來增加設計部兩個股，共23個股，各股正副主任共有69人。
  這20多個股的正副主任，集中了30年代後期澳門各界的精英，主要有粵曲名家陳卓瑩，粵劇紅伶任劍輝和張植華，澳門話劇界先進黃君烈，澳門婦運前輩、著名鉅賈崔諾枝的長女崔瑞琛，《大眾報》社長陳天心，資深報人許國潮和何靄生，美術界和文化界知名人士楊雪溪（楊嶺梅）、梁惠民、張焜、李達等。
  會員陣容也是相當大的，除了後來接納個別熱心人士以個人身份參加外，一般都是以團體單位為會員，先後加入的近60個。這些單位包括了報社、中小學校、青年讀書會、婦女互助社、音樂社、歌詠新秀、話劇社、粵劇社、美術社、學術研究社、體育會、國術館等；他們之中，有資深報人、報業新秀、教育界前輩、資深教師、曲藝名家、歌壇新秀、話劇中堅、粵劇紅伶、書畫名家、乒壇名將、體育健兒、武術精英等，都是30年代澳門文體界的俊彥。
  澳門四界救災會辦事處設在澳門營地大街104號二、三樓《朝陽日報》、《大眾報》共用的社址內。其後，該會聘請了28位各方面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知名人士為名譽顧問，計有：著名醫生柯麟，澳葡政府華籍官員徐佩之、何仲恭，葡籍官員施基喇，中山縣縣長楊子毅，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教育會會長梁彥明，商會主席徐偉卿，華人代表梁後源，著名殷商崔諾枝、高可寧、範潔朋、黃照、畢侶儉、李際唐、陸電明、劉敘堂、盧煩仲，天主教神父嚴紹漁、顏嚴若，還有社會知名人士梁鴻勳、曾仲衡、盧光功、黃槐、馮順遇、陳聲始、劉玉麟、葉伯衡、陳作基等人。起草「四界救災會」成立宣言頗費一番功夫。因是一篇號召書，必須慎重從事，為了適應環境，決定用文言體裁。初稿由李桂森和陳大白執筆，並經大家討論作了數度修改，再請教澳門宿儒加以潤飾才最後定稿。8月13日，四界救災會成立宣言在澳門報章上刊出，引起強烈反響，是一篇激勵人心的救亡宣言。
  澳門另一較大的愛國青年團體是「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旅澳服務團」）。該團是經請示連貫、周伯明同意，由澳門黨組織負責人餘美慶直接參加發動組成的。1937年8月，陳少陵、廖錦濤、楊嶺梅等人倡議召開澳門抗日救亡工作者聯席會議，會議在北嶺小學召開，澳門許多抗日團體和組織的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就一年多來澳門抗日救亡工作進行了回顧，認為在當前形勢下，為了配合長期抗戰需要，必須組織固定的工作隊伍，到國內農村去動員群眾起來抗戰。會上決定組織「旅澳服務團」，並推定陳少陵、楊嶺梅為團的領隊，負責籌備回國諸事。而廖錦濤因四界救災會工作的需要，留在澳門，不參加旅澳服務團的具體工作。當時報名參加團的成員近50人。至於參加回內地服務活動的成員則個別吸收，以示鄭重，交由陳少陵、楊嶺梅負責。
  旅澳服務團建團工作開始以後，陳少陵等人努力爭取各界人士的支持和援助。他們很快得到澳門樹人學校校長趙婉文的支持，以該校作為該團籌備活動的地點。他們組織成員排練《放下你的鞭子》、《馬百計》、《我們的國旗》等宣傳節目和搜集各種宣傳資料。由於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他們募集到不少經費、藥物和書籍。澳門商會主席徐偉卿和愛國商人、大陸公司經理陳直生從道義上和經濟上給予他們很大的幫助。連澳門國民黨負責人劉紫桓也給他們親筆題詞，予以勉勵。
  楊嶺梅等人還到香港、廣州等地組建辦事處。廣州辦事處由譚洪負責，香港辦事處由李漢屏、蘇重明負責。辦事處的主要任務是向省、港社會各界愛國人士籌募團的經費。他們在香港並把組建旅澳服務團的情況向連貫彙報，得到連貫的鼓勵和指示。
  陳少陵、楊嶺梅等為了取得香港各界人士的支持，偕同陳直生專程到香港，與李漢屏、蘇重明等一起在灣仔六國酒店舉行記者招待會。招待會由陳直生主持，由楊嶺梅報告該團組織經過和工作任務，由陳少陵回答記者的提問。招待會在香港引起良好的反響。他們還製備了團旗，印刷了大量的說明旅澳服務團性質任務的各種抗日的宣傳品、告同胞書等，並由楊嶺梅按《世界語歌》曲譜編寫了《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團歌》。歌詞是：
  慨我中華，山河破不整；
  恨那日寇，獸行到處凶逞。
  我們願意，走遍祖國農村;
  我們立誓，推動全民抗戰。
  中國青年誓把祖國挽救，
  爭取民族的解放和生存。
  旅澳青年為我祖國服務，
  終有一天，我們得到凱旋!
  第一批組織了16人：陳少陵、楊嶺梅、徐永春、杜慈（女）、李愛（女）、謝英（陳祖生）、鮑鋼石、楊思挺、楊怒村、招麗芬（女、招學佩）、沈英（呂子良）、謝華、趙世芬（女）、林樹賢（林鋒）、馮劍春、黃哲軍（黃哲君）。
  澳門還有一部分愛國青年參加了香港會寧同鄉會組織的僑港會寧同鄉會回鄉服務團（後改為會寧華僑回鄉服務團）。該團是大革命失敗後轉移到香港的會寧籍共產黨員嚴玉田、孔令卷等根據中共香港工委的指示，取得會寧同鄉會董事會正副主席周頌庭、趙扶生的支持後在香港、澳門兩地的會寧籍同胞中發動組織的，於1937年12月成立，參加的有王伯琰、嚴權道、歐新、陳瑞芬、陳青、潘萊曼、黎伊凡等17人，由孔令卷任團長、陳子賢任副團長。為加強黨的領導，團內建立中共支部（後改特支），孔令沒任書記。
  在此期間，柯麟以鏡湖醫院作為陣地，積極開展抗日救亡工作。柯麟挑選一批澳門本地的和從外地來到澳門的愛國青年，組成一支「青年戰地救護團」，由他親自上課，講授抗日救國道理。救護團並組織一些在澳門掛牌開診的中國醫生，為該團團員進行救護技術訓練。這個團先後開赴廣州、石岐等地參加戰地救護工作。為了加強鏡湖醫院的技術力量，柯麟把廣州淪陷後遷到澳門來的一些名醫如黎鐸、王德光、莫培槌、吳鳴、梁心堯、黃耀堅、鄒貫明等聯絡起來，於1940年成立「鏡湖醫院西醫顧問團」，對戰地救護團進行技術指導。
  黃健、杜嵐主持的濠江中學也成為積極開展抗日救亡工作的陣地。黨把該校作為安排黨員工作的立腳點。區夢覺曾回憶說：「1937年8月底，我從南石頭監獄釋放出來，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通知我到香港參加訓練班……訓練班結束後，組織便分配我到澳門濠江中學教書」。先後在校任教的共產黨員還有鄭少康、楊康華等。為了更廣泛地宣傳群眾、教育群眾，1937年底，濠江中學免費辦了女工識字夜校，杜嵐擔任夜校主任，就讀的學生以女工為主。同時擴充班級，儘量接納兒童入學。還組織了婦女互助社以及在校內組織了眾多的救亡團體，教唱救亡歌曲，抗戰歌聲響徹校園內外。杜嵐和黃健還結合抗戰形勢深入地向學生和女工進行抗戰知識和民族自尊心的教育，把培養富有民族正氣的學生作為該校的教育目標。同時他們走出校門，開展社會工作，廣泛發動群眾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杜嵐還參加柯麟主辦的鏡湖醫院醫護訓練班，準備上前線參加抗日救護工作。當時，「七君子」中的史良應邀到澳門開展抗日宣傳活動，濠江中學教師區夢覺陪同並擔任翻譯。
  在此期間，在香港與蔡如平、吳勤等從事抗日救亡工作的李之華（鄂廣漢），因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謨小岑派人到香港找其磋商武裝民眾事，李即與連貫商量，取得黨的指示後，於1938年到澳門從事抗日活動，任國民黨第四軍司令部駐澳門反間組組員，與中共黨員李偉烈（後犧牲）等數人在澳門建立反特鋤奸小組，開展對敵鬥爭。
  （上，朱宗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