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多前，《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於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這是中華民族的戰歌，承載了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悲壯曆史；這是永不熄滅的火種，燃起了廣大民會的愛國熱情；這是響徹雲霄的凱歌，鼓舞著華夏兒女在實現民族復興的征途上踔厲奮進！
  一、「比《國際歌》更明快，比《馬賽曲》更激昂」
  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由北三千萬同胞慘遭塗炭，流離失所。一年年國土淪喪，空前的民族災難喚起了民族意識的覺醒，舉國上下迅速掀起民族救土的巨浪。淪陷區民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組織抗日義勇軍奮起抵抗，全國各地民眾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大批青年組成義勇軍奔赴前線。1934年秋，在電通公司的一次拍片座談會上，「左聯」常委、劇作家田漢提出創作一部反映長城抗戰的影片《鳳凰的再生》，講述東北流亡內地的青年詩人和農家女在上海的亭子間相遇相戀，最後一起走上長城抗日戰場的故事，寓意中華民族如鳳凰涅槃般在抗戰烽火中得到新生。之後，田漢以影片中青年詩人的口吻創作了長詩《萬里長城》，並將片名改為《風雲兒女》。在為影片撰寫故事梗概時，田漢靈感乍現，順手寫下了幾行詩句：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血肉來築我們新的長城。
  中國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每一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大炮飛機前進！
  據田漢回憶，「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原計畫寫好幾段的《萬里長城》也只寫出這一段。電通公司約請夏衍將《風雲兒女》故事梗概改編為電影文學劇本，並請聶耳為影片配樂。司徒慧敏說是他告訴聶耳劇本中有一首《義勇軍進行曲》的詩詞，希望聶耳為其譜曲。聶耳很興奮，表示田漢已跟他談過此事，他早有准備，「很有信心地說他一定努力去完成」。但據《風雲兒女》導演許幸之回憶，是夏衍把作曲任務分配給聶耳，聶耳主動來找許幸之，熱情地說：「把作曲任務交給我吧，我保證好好完成。」夏衍也說是他把電影劇本給聶耳看，聶耳主動請纓，要求「作曲交給我，我幹」，還著重強調：「田先生一定會同意的。」在上海霞飛路1258號三樓的房間裏，聶耳廢寢忘食，通宵達旦，一會兒在桌上打拍子，一會兒在鋼琴前彈旋律，一會兒按照進行曲的節奏來回走動，寫到興奮處還忍不住引吭高歌，終於引發房東的抗議，罵他「發了瘋」。
  三四月間的一天清晨，聶耳拿著譜好的歌曲來找許幸之，兩人一起唱了好幾遍，許幸之提出「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起句略顯低沉，結尾「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據孫師毅回憶，原詞「大炮飛機」已由他和聶耳改為「炮火」）還不夠堅強有力，應該減少一些裝飾音，形成一個堅強有力的煞尾。聶耳根據許幸之的意見修改了旋律，並將結尾的歌詞改為「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使之帶有回聲的效果，象徵四面八方都響起抗戰的吼聲，中華兒女邁著堅定的步伐勇往直前；最後一小節的「進」配上休止符來煞尾，把挺身前進的情緒表現得更為明快、強烈。
  據吳海勇考證，聶耳還將田漢原詩中的「中國民族」改為「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成為凝聚各民族力量，喚醒民族意識的核心話語。正如吳海勇所言：「這不是文字美化或是為了照顧節奏旋律的修改，看似一字之改，實含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形成的歷史深意……《義勇軍進行曲》不僅在激發全民族抗戰意志方面功績卓著，而且在『中華民族』的全民族認同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也就為其日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且一字不易作了鋪墊」。
  在聶耳看來，《義勇軍進行曲》「比《國際歌》更明快，比《馬賽曲》更激昂」，他對許幸之談起創作這首歌時的酣暢淋漓和修改時的字斟句酌：
  我寫這個曲子時，完全被義勇軍救亡的感情激動著，創作的衝動就像潮水一樣從思想裏湧出來，簡直來不及寫。初稿倒是一氣呵成的，兩夜功夫就寫好了。可是寫好之後倒花了將近兩個禮拜的時間來修改。
  在離開祖國的前夜，聶耳來到電通公司在荊州路的攝影棚，找到劇組一同試唱，並徵求修改意見。聶耳對司徒慧敏提出要將初稿帶到日本去修改，雖然司徒慧敏擔心趕不上影片的後期錄音，但聶耳「那種藝術上的完美、永不滿足的精神和毅力」說服了他。4月下旬，聶耳從日本寄回《義勇軍進行曲》的定稿。5月3日，任光組織盛家倫、司徒慧敏、鄭君裏、袁牧之、金山、顧夢鶴、施超在百代小樓完成歌曲錄製。5月24日，《義勇軍進行曲》隨著電影《風雲兒女》的上映不脛而走，用田漢的話說，「《風雲兒女》這個電影作品被《義勇軍進行曲》這支主題歌給掩蓋了」。6月16日，聶耳出席在東京中華青年會館舉行的詩歌座談會，作了「詩歌與音樂的關係」的發言，並即興唱起了新作《義勇軍進行曲》，給與會者以強烈震撼。
  二、唱出人民的「抵抗之歌」
  愛潑斯坦在《人民之戰》中指出，聶耳在中國樂壇的橫空出世，「顯示著中國被壓迫的底層大眾中隱藏著巨大的天才」，《義勇軍進行曲》唱出了人民的「抵抗之歌」。1935年6月1日，《電通半月畫報》推出「風雲兒女特輯」，封二刊登以長城和義勇軍為背景的《義勇軍進行曲》曲譜，畫面上方題寫「還我山河」和「Let’s fight for our home-land return」的中英文標語，右下方配以孫師毅所作《風雲兒女序詩》:
  大地正咆哮，風雲卷怒潮。長城新月美，故國朔風號！兒女情何寄？山河氣不消！奪回生命線，誓逐敵人逃！
  1936年10月，麥新、孟波編選刊行了抗戰救亡歌曲集《大眾歌聲》第1集，歌曲集的封面是丁裏創作的木刻畫，一位身形高大、神情堅毅的工人高擎起一面用拉丁化新文字書寫的「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大旗。扉頁上寫著莊重、醒目的大字：
  謹獻給：中國新音樂的奠基者——故聶耳先生和不願做亡國奴隸的同胞們！
  七七事變前後，由平津經過太原、大同直到國防前線，到處流傳著《義勇軍進行曲》。1937年9月18日，為紀念九一八事變六周年，愛潑斯坦在南京街頭「第一次聽到首都廣播電臺播放的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歌過去在南京一直遭到禁止。我上次聽到它，是在日本人統治的華北。而今天，全中國都在唱它了」。《義勇軍進行曲》還被國民黨軍隊選用為「標準軍歌之一」，在臺兒莊戰役中，滇軍第六十軍從緬甸、安南邊界出發，跋山涉水三千裏，「他們邊行軍邊唱歌，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
  甚至連日本人辦的廣播電臺中都傳出了《義勇軍進行曲》的雄壯歌聲，乘槨客在《孤島逸聞•日電臺唱〈義勇軍進行曲〉》中寫道：「播曲者乃日人新設於大連汽船會社之大東廣播電臺，而非我國人所設之電臺。二十日後，他電臺亦有此曲播送，據其報告為大上海電臺，亦日人所設，即交通部電臺所改組者也。」乘槨客推測這是日本電臺雇傭的中國女播音員不忘故國，用歌聲戰鬥在敵人的喉舌。正如愛潑斯坦所言：「《義勇軍進行曲》誕生的歷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斷高漲的歷史。東北人民為擺脫日本的枷鎖而英勇鬥爭，在他們那勇敢精神鼓舞之下產生的這首激動人心的歌曲使舉國奮起，眾志成城。」
  三、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戰歌
  曹聚仁、舒宗喬編著《中國抗戰畫史》中記述，作為國人之抗戰情緒寄託的《義勇軍進行曲》，連外國人也深受其影響，「一個英國記者在北戴河初聞此歌，為之感動流淚；一個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頭聽了後不覺心神震動。這歌曲曾流行於印度河上，也曾洋溢於三藩市一角;有著中國人的蹤跡，就流行著這首悲憤的歌曲」。任光率先在海外傳播《義勇軍進行曲》，使之成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戰歌。1937年7月，任光在法國組織華僑合唱團為中國抗戰進行募捐演出，每次都演唱《義勇軍進行曲》。1938年春，他把《義勇軍進行曲》介紹給在法國出席世界反法西斯大會的42個與會國家代表。同年冬，任光在新加坡組織華僑成立「銅鑼合唱團」，舉辦民眾歌詠訓練班，教唱《義勇軍進行曲》。
  1938年2月27日，「國民外交使節」陶行知在巴黎與任光晤面。同年4—5月，陶行知在美國、加拿大組織華僑歌詠團體，教唱《義勇軍進行曲》，並在5月5日備忘錄中記錄了《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7月26日，陶行知造訪開羅愛資哈爾大學，「在尼羅河畔夕陽籠罩著的金字塔下，一曲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傳向沙漠的邊際去，這是三十一個中國回教徒留學生工作之餘的歌聲。誰也不曾想到，在這古國的沙漠裏，聽到我們民族的吼聲」。歌畢，陶行知即興賦詩一首：
  巍巍金字塔，滾滾尼羅河，法老如猶在，驚醒問誰歌？
  1939年，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將《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戰歌曲翻譯成英文，收入李抱忱編選的《中國抗戰歌曲集》，先在香港和印度加爾各答出版，英文名China’s Patriots Sing ；後在紐約再版，更名Songs of Fighting China。李抱忱為《義勇軍進行曲》編配了鋼琴伴奏，還在《紐約時報》撰寫通訊《抗戰歌曲傳唱大江南北》，闡釋《義勇軍進行曲》中西合璧的作曲技法與藝術特色：
  《義勇軍進行曲》的一個顯著特徵是不規則小節分組，可以說這首歌是散文式音樂創作的一次成功嘗試……對於筆者和大多數中國人而言，這首歌已經不是單純的中式或西式音樂的產物，而是中西合璧的結晶。例如，起始句明顯來自西方，但是隨著音樂進行，它變得越來越中國化;而尾句無疑是源於平常的號聲，這又是來自西方，因為軍號傳入中國還不到一百年。這首歌的曲調表明音樂家們正努力借鑒西方音樂的優點，同時又儘量不削弱或丟失中國的民族特色。《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者沒有標注任何伴奏，他的大膽嘗試，如果不是為聽眾提供特殊享受，那麼也算得上是絕對的西式音樂。
  1939年11月，蘇聯國立音樂出版社用中、俄、英三種文字對照，配以五線譜，出版刊行《中國民眾歌曲》。本書由「左聯」常駐蘇聯代表蕭三（署名：埃彌•蕭）主編，收錄包括《義勇軍進行曲》在內的中國革命歌曲16首，用歌聲向蘇聯和世界人民宣傳中華民族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反抗日本侵略，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偉大鬥爭，並希望這些歌曲能夠進入到中國人民的好朋友——蘇聯人民的生活之中。《義勇軍進行曲》被放在首頁，由蘇聯詩人A.羅姆翻譯成俄文、英文，這也是《義勇軍進行曲》最早由國際友人翻譯的歌詞。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義勇軍進行曲》在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廣為傳唱，美國、英國、蘇聯、印度及南洋各地的廣播電臺經常播放這首歌，宣示中華民族同世界人民並肩作戰，英勇不屈、血戰到底的鬥爭意志。1944年，美國米高梅電影公司拍攝了根據賽珍珠同名小說改編的中國抗戰題材影片《龍種》，採用《義勇軍進行曲》作插曲，並撥付稿酬500美元。考慮到戰友聶耳齎志以歿，田漢主動放棄了自己的稿酬，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將全部稿酬轉交給聶母彭寂寬，用於修整聶耳墓地和印刷紀念冊。梁思成對田漢談到他在美國講學時，在街上聽到有人一邊騎車一邊吹口哨，吹的正是《義勇軍進行曲》，他回頭一看，是一個十來歲的美國孩子，足見這首歌在美國的普及程度。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前夕，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科代科長皮格遴選同盟國具有世界影響的歌曲，《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表中國入選的唯一作品，在盟軍勝利日進行電臺廣播，「在英美各大廣播電臺也常常可以聽到此曲雄壯的歌聲」。據當時重慶《大公報》報導，美國音樂家認為，二戰以來世界各國湧現出的反法西斯歌曲「尚無好過此歌（《義勇軍進行曲》）的」。
  四、《義勇軍進行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
  1949年6月，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籌備會分為六個小組，第六小組主要負責擬定國旗、國歌、國徽、國都、紀年方案，組長為馬敘倫，副組長為葉劍英、沈雁冰，組員有張奚若、田漢、馬寅初、鄭振鐸、郭沫若、翦伯贊、錢三強、蔡暢、李立三、張瀾、陳嘉庚、歐陽予倩、廖承志，小組秘書為彭光涵。7月4日，葉劍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會議室主持召開第六小組第一次會議，推選郭沫若、田漢、沈雁冰、錢三強、歐陽予倩五人為國歌詞譜評選委員會委員，決定以新政協籌備會名義向全國公開徵集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從7月14日起在國內各大報紙連續刊登徵集啟事。其中關於國歌的徵集提出了五項要求：（1）中國特徵；（2）政權特徵;（3）新民主主義；（4）新中國之遠景；（5）限用語體，不宜過長。曲譜可於歌詞選後再行徵求，或投稿歌詞並附以五線譜。8月5日，第六小組第二次會議決定聘請馬思聰、呂驥、賀綠汀、姚錦新等音樂家為顧問，進行國歌詞譜的評選。
  截至8月20日，籌備會收到國歌應徵稿件632件，詞、譜共計694首，並從當時影響較大的革命歌曲中選出《延安頌》《延水謠》《救亡進行曲》《太行山上》《松花江上》《畢業歌》《漁光曲》《大刀進行曲》等逐一加以審査，但都不能令人滿意。據田漢回憶，在第六小組的最後幾次討論會上，先後由劉良模、梁思成、張奚若等人提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預備只用其歌譜而另擬新詞，由郭沫若新寫了三段歌詞（即《新華頌》）。但張奚若以法《馬賽曲》為例，認為沿用原詞更具有歷史意義。
  9月21日《本會議擬制國旗國徽國歌方案組報告》中提出，國歌一項，「經本組慎重研討，認為此次徵集之稿，足以應選者尚少」，《義勇軍進行曲》成了國歌的不二選擇。據彭光涵回憶：「大家認為這是一首鼓舞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國人民呼聲的雄偉歌曲。它在歷史上，起過鼓舞全國人民鬥爭的號角作用，又是全國和海外華僑大多數群眾都熟悉的革命歌曲。」針對「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有個別代表認為全國即將解放，這句歌詞「過時了」，建議予以修改。彭光涵將大家一致擁護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和個別委員要求修改歌詞的意見上報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提請審議。
  9月25日晚，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座談會，就國旗、國徽、國歌等未盡事宜進行商討。馬敘倫綜合第六小組的意見，提議「暫時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得到梁思成、張奚若、徐悲鴻、郭沫若、黃炎培、田漢、柯仲平等人的贊同。毛澤東一錘定音：「大家都認為以《義勇軍進行曲》做國歌最好，意見比較一致，我看就這樣定下來吧。」關於歌詞修改問題，周恩來堅持不改，在他看來，「這樣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後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隨後，毛澤東作總結發言：「我國人民經過艱苦鬥爭，雖然全國快解放了，但還受帝國主義的包圍，不能忘記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壓迫。我們要爭取中國完全獨立解放，還要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所以還是保持原有歌詞好。」意見統一後，毛澤東、周恩來與大家合唱《義勇軍進行曲》後散會。
  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決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人民日報》記者李莊在通訊《未來是屬於我們的》中這樣寫道：「十幾年前，它鼓舞了全中國人民的戰鬥熱情;今後，它將鼓舞我們繼續勝利前進，建設一個幸福的新國家。」
  9月29日，《人民日報》報導首都各界群眾熱烈擁護人民政協的各項決議，其中提到，「國歌過去鼓勵我們鬥爭今天又鼓勵我們建設」。北京大學全體師生一致認為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是很恰當的，從「一二九」開始一直唱到解放戰爭勝利，代表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民族呼聲。同學們說:「每當我們與反動派鬥爭的時候我們就唱這個歌，立即增強了我們的勇氣和勝利信心，它能鼓舞我們完成了戰鬥任務，也一定能鼓舞我們完成建國大業的。」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軍樂隊合奏的國歌聲中勝利閉幕。10月1日，《義勇軍進行曲》雄壯的旋律響徹開國大典現場。11月1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對「為什麼採用《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時的國歌，其中有些詞句不符合於目前情況者為什麼不修改」這一群眾關心的問題予以解答：
  《義勇軍進行曲》是十餘年來在中國廣大人民的革命鬥爭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經具有歷史意義。採用《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時的國歌而不加修改，是為了喚起人民回想祖國創造過程中的艱難憂患，鼓舞人民發揚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熱情，把革命進行到底。這與蘇聯人民曾在長期間以《國際歌》為國歌，法國人民今天仍以《馬賽曲》為國歌的作用是一樣的。
  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決議，重新確定了以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2004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正式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寫入憲法。2017年9月1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
  （黃敏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