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再次執政以來，強調「本土安全至上、美國利益優先」，將臺灣視同為一個可以霸淩的對象和交易的籌碼。7月31日，美國宣佈對臺灣地區徵收20%的「對等關稅」，在島內引起軒然大波。特朗普還多次拋出言論，嗆稱臺灣「搶走了美國的晶片生意」，逼迫全球領先的臺灣半導體企業臺積電增加對美國的投資，似乎有「掏空臺灣」的趨勢。
  特朗普的對外政策思維和策略，具有反復無常、極限施壓、探底交易、難測難控的特點。如何看待特朗普2.0的對臺政策？擅長交易思維的特朗普是否會放棄「協防臺灣」？這些都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總體來看，特朗普再次執政以來，其對臺政策呈現以下三大特點。
  「策略性克制」
  受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共和黨新冷戰派，以及拜登和民主黨價值觀外交的影響，臺灣問題在美國政治話語中的位階已經獲得明顯的提升。拜登執政時期，曾數度在記者會上表示美國將會在軍事上「協防臺灣」，以一種策略清晰的方式向大陸釋放威懾信號。但特朗普重新執政以來，對「協防臺灣」的表態一直相對謹慎，採取了模糊處置的策略。特朗普甚至討厭臺灣在安全問題上「搭便車」，不希望因為臺灣問題引發中美衝突。
  如果說臺灣問題目前尚未成為中美關係最緊張最爆炸的爭端，其背後的美國因素無疑是需要認真分析的。從戰略上講，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優先重點是經營大北美、改革美國政治體制、重振國家綜合實力，因此對大國衝突需要保持戰略上的審慎與克制。從外交上講，特朗普的關切事項是結束歐洲大陸的烏克蘭危機，展示交易藝術，兌現競選承諾，追求歷史遺產。從理性上講，特朗普的交易論注重成本收益分析，「陸強臺弱」的格局與事實讓他懷疑臺灣是否值得美國冒險「防衛」。中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對美國的臺海政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些都使得「臺灣到底是美國的戰略資產還是戰略包袱」這一命題，在特朗普重新執政後有了更多的議論。
  價值觀因素亦引起外界的注意。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擔任國務院顧問的惠頓近期發表一篇《臺灣如何失去特朗普》的文章，該文指出民進黨當局與美國的民主黨和左翼過從甚密，輕忽了共和黨和新右翼；批評賴清德未在特朗普當選後第一時間致電祝賀，使人感受到臺灣當局對拜登與特朗普的不同「溫差」。惠頓的尖銳批評反映出美國新右翼的價值觀與臺灣民進黨的價值觀（比如支持非核化、跨性別主義、同性婚姻）有所差異。
  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前副總統國安顧問菲利普·戈登撰文稱，特朗普高度交易化、難以預測的外交風格，恐使臺灣成為談判籌碼。作為民主黨建制派精英，他特別提及近期若干事件，包括賴清德過境美國紐約遭拒、臺「國防部長」赴美參加「蒙特利會談」被否、美國對臺加征20%關稅，稱這些都凸顯臺灣的處境日益脆弱化。他還特別提醒臺灣當局在「台獨」等敏感議題上要謹慎拿捏，避免刺激大陸，使美國承擔風險。
  然而，美國對華競爭與遏制的戰略底色沒有改變。因此，從戰略上看，特朗普再次執政後對臺海政策的變化，帶有階段性調整的一些特點，不排除保留後手的可能。親臺派、國務卿魯比奧在臺灣問題上的角色與作用尚未充分顯露，讓人懷疑美國的「策略性克制」到底能夠維持多久。
  「對臺極限敲詐」
  特朗普再次執政後，以特朗普為代表的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派重拾重商主義和保護主義政策，在經濟貿易上維護美國的「絕對收益」，罔顧他國的「相對收益」。特朗普一上任便肆無忌憚，幾無差別地將關稅武器對準其主要貿易對象，要求各個經濟體對美國全方位開放市場。歐盟、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盟友一概被特朗普政府加征了關稅。美國對臺灣加征20%的「對等關稅」，甚至高於日本和韓國的15%，在臺灣社會引起輿論譁然。
  究其原因，特朗普個人無疑是最大的因素。他認為美國經濟「空心化」、製造業外移與美國的盟伴們脫不了干係。特朗普多次稱「臺灣搶走了美國的晶片生意」「臺灣應該付保護費」。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也表示，「我們需要自己生產晶片，不能依賴9500英里外的臺灣，尤其臺灣距離大陸僅80英里」。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稱，99%的高端晶片集中在臺灣製造，使美國面臨國家安全風險，美國經濟必須「去風險化」。此種高度一致的認知，促使美國逼迫臺積電加速向美國本土轉移產供鏈和先進產能。目前，臺積電對美投資總額已達到空前的1650億美元，並且還將繼續增加。
  與民主黨的價值觀政策顯著不同的是，特朗普向來輕視臺灣的「民主價值」，從未讚揚臺灣是「民主燈塔」。相反，他對臺灣每年從美國獲得700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感到不滿，因此對臺加征關稅，還要求臺灣徹底開放汽車、農產品市場。美國將關稅武器化，成為臺灣經濟面臨的最嚴峻問題，勢必對臺灣傳統產業造成重創，加劇島內經濟社會發展失衡。而賴清德當局毫無保留地「投美媚美」，更讓特朗普「吃定臺灣」，導致島內社會的「疑美論」再次升高，也重挫了賴清德的執政地位。
  當前，美國的經濟安全戰略與臺灣當局的期望產生了落差。儘管賴清德當局著力推銷「三鏈戰略」，即構建「全球民主價值鏈」「印太安全島鏈」「非紅供應鏈」（指排除大陸企業、部件和原材料的全西方供應鏈），試圖表明其「倚美抗中」的決心，但似乎並未獲得特朗普政府的共鳴。推崇「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政府實際上已將臺灣視同為一個可以霸淩的對象和交易的籌碼。對臺灣而言，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是不是「可靠的經濟與安全夥伴」，成為一個被懷疑的問題。
  「競爭性威懾」
  當前，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的戰略博弈態勢已經開始轉換。大陸的主導權、主動權越來越強，美國的被動性日益顯露，這增大了美國戰略界對中國實現完全統一的焦慮感。
  自從賴清德頑固推行「新兩國論」、挑戰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以及從政治、經濟、軍事、安全和涉外領域全面「抗中謀獨」以來，大陸先後在臺灣島周邊開展「聯合利劍」「海峽雷霆」演習演練。這些軍事行動具有明確的目標性、實戰性和預置性，是對「台獨」分裂勢力謀「獨」挑釁的有力震懾，是對外部勢力干涉滋事的嚴正警告，是捍衛國家主權、維護臺海和平的重要舉措，對臺灣的防衛戰略與武裝策略產生了嚴重衝擊。
  為了維持海峽兩岸「不統不獨不武」的目標，美國認為需要在臺海加強針對大陸的「可信威懾」，而且基於實力變化只能實施「不對稱威懾戰略」。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科爾比曾參與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國防戰略設計，他主張美國的優先戰略是集中資源對付大陸，採取不對稱方式協助臺灣「以武拒統」。近年來，美國加大力度評估臺海安全態勢，要求臺灣無條件落實「拒止戰略」。賴清德當局已經承諾，2026年臺灣的年度防務預算將達到GDP的3.32%，2030年達到5%。臺灣的軍事戰力構建著重於朝著「建構不對稱作戰、強化防衛韌性、提升後備戰力和厚植灰色地帶應處能量」等四大面向邁進。
  在此背景下，美國與臺灣的安全合作持續擴大。今年8月，超過500名臺灣軍人參加美國密歇根州國民警衛隊的年度演習，這是美國規模最大的預備役部隊戰備演習之一。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美國國防部下屬的國防創新單位（DIU）將在今年底向臺灣派駐聯絡官，加速美臺無人機合作網絡建設。8月底，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羅傑·威克在竄訪臺灣時，稱貿易問題不會影響美國與臺灣的防務聯盟，雙方將會聯合生產武器裝備。近些年來，美國對臺軍的戰略指導與戰術訓練不斷加深，以圖適應高科技時代戰爭型態的演變，改進臺灣島內的防禦戰略戰術。
  隨著美國戰略保守勢力的回歸，美國以「我們贏、他們輸」的「冷戰觀」打壓遏制中國的傾向十分明顯。美國的戰略鷹派固然重視臺灣的地緣戰略地位及其在美國安全戰略中的角色，但從現實考量，美國也只能對大陸進行「競爭性威懾」。對美國而言，「競爭性威懾」具有比歷史上其他時期（比如20世紀90年代「臺海危機」時）更多的防禦性、管控性。
  今年6月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時指出，校正中美關係這艘大船的航向，需要我們把好舵、定好向，尤其是排除各種干擾甚至破壞。美國應當慎重處理臺灣問題，避免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把中美兩國拖入衝突對抗的危險境地。特朗普則表示，美中關係十分重要，美方將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在這次中美元首通話中，除了貿易和關稅問題外，中方一如既往強調臺灣問題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在臺灣問題上持續發出強烈的信號，勢必會對美方構成約束力。對比過去，時代背景、實力能力、戰略形勢、國家利益的不同狀態，將在更大程度制約著美國的臺海威懾政策。
  下一階段，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等重要報告將陸續出臺，涉及美國戰略重心、中美關係和臺灣問題，需重點關注。特朗普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將與中國展開激烈的博弈；但為了避免中美陷入衝突，也需要保持戰略克制。如何平衡戰略競爭與克制，成為特朗普第二任期對臺政策的主要挑戰，將對未來臺海安全形勢持續產生複雜影響。
  （汪曙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