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個荷裏活。
  它是香港開埠後的第一條街，早年這一帶種滿冬青樹（hollywood），因此得名——和好萊塢沒半點關係，卻是古玩愛好者的打卡之地。一本旅遊指南如此描述它的氛圍：「微微發黃的牆面，開間房頂掛著老式的大風扇，明代紅木太師椅旁邊牆壁上是手寫的出貨單……在這裏，你可以如舊日秀才般把玩愛物，老闆就在一側的大木桌上讀馬經，頭都不會抬一下。」附近的摩羅街相對接地氣，從鼻煙壺、留聲機、瓦當到明星相片、鐵皮玩具、芭比娃娃，五花八門。
  周兵經常來這一區轉，有一種在北京逛潘家園的感覺。貨有古有新，即便新，也不便宜，他只看不買，過過眼癮。
  這位拍攝歷史文化紀錄片的導演，對一切舊東西有著天然的迷戀。最近六七年，香港是他的「駐地」之一。作為受港片啟蒙，熱愛吳宇森、徐克、杜琪峰的一代人，當那些著名的電影場景變為日常的生活背景，「還是蠻有意思的」。「我看很多東西都很新鮮、很好奇，有一種衝動，想去記錄這個城市發生的一些故事。」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香港故宮」）的誕生，正是其中一個故事。繼《故宮》（2005）、《臺北故宮》（2009）後，《見證香港故宮》是周兵拍攝的第三個故宮。「這是一個發生在香港的故事，記錄著現代人如何熱愛文化與對藝術美感的追求;記錄著他們最真實的生活、內心的情感和想法。」
  見證香港故宮
  香港故宮的故事，要從2015年的秋天說起。
  當時的北京故宮博物院，迎來了一批來自香港的客人，時任香港政務司司長兼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主席的林鄭月娥，也在其中。即將離京時，航班由於天氣原因而延誤，就在這段計畫之外的時間裏，發生了一段意想不到的對話。
  「我跟他在故宮裏面走，當時已經沒什麼遊客，很寧靜的環境。我們走在一起，他就問：『林太太，香港有沒有地？」《見證香港故宮》中，林鄭月娥饒有興味地回憶起這一幕。
  她口中的「他」，是時任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而他「要地」的目的，是想在那裏建一座展示故宮文化和中華文化的博物館。
  2016年12月，香港特區政府在北京正式宣佈，香港故宮將落戶在西九文化區。5年後，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一座「上寬下聚，頂虛底實」的方形建築在這裏拔地而起。這是一個全新的故宮。它有現代建築的氣質——11000平方米清水牆面，15米高的玻璃落地窗，6800多件天花頂金屬掛件懸掛於38米高的中庭;也有與傳統的遙相呼應——9個展廳、3個中庭的伸展相連暗含著「三」和「九」的空間佈局，4022塊不規則的金色曲面鋁板是對琉璃瓦的現代詮釋，朱紅色大門上的九路81顆門釘與午門如出一轍……
  2021年11月，當周兵帶著團隊開始拍攝時，這座建築體的大部分已經完成，進入收尾階段。以往，他都是坐在導演的位置;這一次，他扛起攝像機，親自跟進一些重要的拍攝。
  2021年12月10日，香港故宮工作人員搬離臨時辦公室，正式入駐博物館的「新家」。設計部的人正忙著，周兵把他們召集起來，面對鏡頭站成一排。他問：「感覺怎麼樣？」「這是我們流浪的最後一站。」「你們搬了幾次家？」「5次。」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時刻，構圖不重要，問題也很隨機。關鍵是他們搬進香港故宮的這一刻，留在了畫面裏。」
  時間久了，館裏人和他們混熟了，面對鏡頭也不再防備。有一次，周兵正在拍攝，和一位工作人員閒聊了幾句，對方說有一天她「足不出館」，一看手機，走了18000步。
  開館前，周兵作為嘉賓，被邀請去看一場內部展覽。那天，同事看見他一人在大廳裏默默坐了很長時間，有點擔心：「周老師，你沒事吧？」那一刻，他內心正激動著。200天的拍攝，他見證了香港故宮從一個粗糙混亂的工地，變成一個精美夢幻的藝術場，也見證了「宮裏人」的變化，「有人白髮越來越多，有人從精神抖擻變得疲憊不堪，有人常常半夜回家，用香港話講，不停地「OT」（over time，加班）」。
  這8個月，他也在超負荷地工作。紀錄片7月1日播出，剪輯只有20天時間，「其中十來天，我們都是通宵工作，幹到天亮」。每個人都筋疲力盡，幾近崩潰。更不用說那些意外，硬體和軟體都不省心，這在他的導演生涯裏還是頭一遭。
  好在一切挺過來了。「我已經50多歲了，至少七八年沒有這樣連續高強度的工作。」周兵回憶起心理生理上的種種折磨，「做這個片子，真是拿命換來的，不知道少活多少天。」
  為了理想的日子
  20年前，「連軸轉」是他的常態。
  1991年，從北京廣播學院畢業後，周兵分配回蘭州老家，在電視臺工作。那段日子，生活優越，工作清閒，但他內心苦悶，覺得幹的不是自己想幹的電視——提問水準和工作能力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喝酒，會跟人打交道。
  1993年5月1日，中央電視臺推出一檔早間新聞節目《東方時空》，下設4個子欄目，《東方之子》《生活空間》《金曲榜》《焦點時刻》。中國的電視新聞自此開始變得親切、熱乎、平易近人，讓廣大老百姓看得如癡如醉，大清早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視，在《東方晨曲》的背景音樂中梳洗。
  一天，周兵早早爬起來，看完節目，內心有點震撼，「這才是真正的幹電視」。不久，《東方之子》來蘭州做節目，他全程陪同。大學同學在欄目組，攛掇他來。他猶豫再三，丟掉鐵飯碗，交了7000塊罰款。父親送他上火車的時候，他說了句豪言壯語：「我一定要做中國最好的導演之一。」
  然而到了《東方之子》，他才知道，這裏的競爭完全是「地獄模式」。編導按照業務量每月進行投票排名，第十一名以後的人，自動捲舖蓋回家。作為臨時工，他們去食堂打飯，不能站到正式工的隊伍裏;去圖書館、磁帶資料室，只能當場閱覽，不能外借。
  有段時間，周兵和王志、張朝夕、張潔、徐歡等臨時工，加上白岩松夫婦，住在六裏橋一個地下室裏。七八間房子，長長的走廊，一頭是機房，一頭是宿舍，還有一張乒乓球桌。每天，大家在白岩松放的迪斯可中醒來，採訪、做素材，回來就兩件事，睡覺和剪片子。「幹著幹著，窗外就由黑到白，經常能看到北京的清晨。」有一年，周兵做了100期節目，平均3天一期。壓力是巨大的，公職已經辭了，只能背水一戰。
  有一年春節做特別節目，拍「東方之子」過年三十，第二天初一就播。周兵被分配去拍國際象棋冠軍謝軍，餓著肚子剪完片，回到六裏橋已是半夜。一進門，白岩松夫婦坐在圓桌前，擺了一桌菜。同事一個接一個回來，大家圍坐在一起，大吃大喝，酒足飯飽，各自睡去。這一幕，周兵終身難忘。
  那段日子留給他幾個終身遺產：熱愛，理想，不斷創新，做高質量的片子，還有家人、兄弟般的情誼。
  在《東方之子》，周兵和白岩松搭檔最多，白岩松提問，他拍攝、剪輯，採訪了100多位當時泰斗級的人物，從丁聰、季羨林、張中行到費孝通、周穀城、冰心。他從白岩松那裏「偷學」了不少東西，後來不帶主持人，自己做採訪，又拍了不少藝術家，像關山月、黃胄等。
  1995年，《東方之子》開始新節目形態的探索。在製片人時間的帶領下，周兵和同事們編導製作了《忘不了》，嘗試用影視劇的運作方式呈現歷史場景，被傳媒界認為是中國第一部以「真實再現」為手法的紀錄片。
  2000年，周兵接手了紀錄片欄目《紀事》，延續《生活空間》的風格，「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作為製片人，那時的他，滿腦子想的都是怎麼記錄當下的中國。
  「平庸而常見的畫面就意味著失敗」
  3年後，SARS到來，《東方時空》開始新一輪調整改革。在這次變化中，周兵從新聞大戰、收視率競爭的喧鬧中，來到了寂靜的故宮宮牆內。
  在與各家機構的激烈角逐中，他贏得了拍攝紫禁城的機會。在此之前，獲得過這個機會的，有大導演安東尼奧尼和貝托魯奇，中國新聞電影製片廠以及日本NHK。2003年10月27日，《故宮》開拍儀式在故宮舉行，那個傍晚成為周兵人生中最美的記憶之一，夕陽照在太和殿的簷角，金碧輝煌。
  在這個巨大的宮殿裏，他想完成一次實驗。「我二三十歲的時候，中國紀錄片有兩種基本樣態，一種強調純客觀、原生態，一種是文獻紀錄片，基本是解說詞+空鏡+採訪。紀錄片不好看、不吸引人，是一直被詬病的問題。積累了這麼多年，我想在《故宮》裏來一次集大成的融合，改變紀錄片的創作生態。」周兵說，「現在想來還挺大膽的，無知者無畏，心裏沒有條條框框。」
  訪談、紀實內容、建築和風光空鏡、定點攝影、延時攝影、真實再現，甚至是三維動畫，都被運用到《故宮》中，為此周兵集結了一支「夢之隊」：動畫製作有來自好萊塢的專業技術人員，攝影指導有日本「再現鬼才」赤平勉和張藝謀御用攝影趙曉丁，音樂創作有為《末代皇帝》作曲的蘇聰。
  在文本上，幾乎每一集解說詞都經歷了痛苦漫長的創作期，第一集《肇建紫禁城》就查閱了100多萬字的資料，一年過去，仍沒達到理想效果，周兵自己動手，從兩萬字縮減到12000字，最終播出時只剩下6000多字。
  在拍攝上，「平庸而常見的畫面就意味著失敗」。團隊建立了故宮植物生長的檔案，文華殿前的海棠、慈寧宮裏的牡丹、鐘萃宮的玉蘭、承乾宮的梨花、斷虹橋的18棵古槐，拍攝下它們冬季的枯枝、春天的發芽、夏天的茂盛、秋天的落葉;他們選擇了20個典型建築進行定點拍攝，角樓的四季變化，斷虹橋畔從枯枝、綠葉再到白雪紛飛，體現著時間流轉、世事變幻;他們使用了大量延時攝影，記錄宮殿上空雲層的移動、宮牆上光影的變幻。冬至那一天，陽光會反射到太和殿正中的匾額上，周兵堅持要拍到這一幕，「第一年是陰天，沒拍到，第二年才成功」。
  拍攝對象是位幾百歲的「老人」，一切都要小心翼翼。每件文物都是從庫房裏取一件、拍一件、還一件，像帝王傳膳一樣。佈置燈光就要花3個小時，有時每天只能拍攝兩件，而當攝影師把長長的搖臂對準文物時，現場常有工作人員發出尖叫，生怕那大家夥掉下來砸到了字畫，散發的熱量損害了器皿。
  作為總編導，周兵還要操心更瑣碎的後勤，當同事們在拍攝某件珍寶時，他常在臺階上發愁今天去哪兒訂盒飯;拍攝總在遊人散盡後開始，一個疏忽忘了和行政部門打好招呼，幾十個人沒地方上廁所。
  他形容那時的自己，「熱情、強勢，有時也和大家吵，總之不是一個很可愛的形象」。有同事在博客分享往事，當年進行後期剪輯，正欣賞自己精彩的畫面時，總會不幸迎來周兵親臨現場，遭到大聲批評。一天深夜，因為一個疊畫處理得不好，他發了很大火，摔門而去，留下一屋人面面相覷。過了一會兒，有人從外面進來，說看見周兵一個人耷拉著腦袋蹲在牆角，問他怎麼了，他抬起頭，半天說了一句：「我好痛苦啊！」所有人都繃不住笑起來。
  「要做出一個優秀作品，就沒辦法做一個好人。」這是周兵的體會。從3天一期片子到一上午3個鏡頭，驟慢的節奏讓他適應了一段時間。拍攝常在早上開館前和下午閉館後，兩年裏，他見識了一個不一樣的紫禁城。「清晨陽光灑在空蕩蕩的太和殿廣場，極度的震撼;傍晚所有遊客走後，一切安靜了，夕陽很美，每走幾步都會發現古代建築精妙和諧的美;晚上也會拍攝，在漆黑一片的故宮，更能感到人的渺小。」
  2005年，12集紀錄片《故宮》在央視一套黃金時段播出，好評如潮，至今在豆瓣保持9.1的高分，國內外市場收入達數千萬元人民幣。
  對周兵來說，工作多年的遊蕩感和焦慮感也在慢慢退去，他終於找到了自己可以安心做的一件事，「用電視的方式梳理傳播中國最經典的傳統文化」。
  創造、傳承、創新
  《故宮》裏講到了一段「國寶大流遷」的往事。抗戰中，故宮65萬件文物分三路南遷，行程數萬公里，轉移至大後方。1949年，它們被運往臺灣，紫禁城的國寶從此分藏海峽兩岸。
  周兵曾聯繫過臺北故宮，希望去拍攝館藏文物。那時正是陳水扁主政，他用了近一年聯繫，最終還是沒成。
  2006年，周兵得到了拍攝《臺北故宮》的機會。此後兩年，攝製組採訪了文物遷臺的親歷者，許倬雲、林懷民、餘光中等文化學者，文物專家和研究者;還有不少非專業人士，比如請方文山談瓷器，請周傑倫談「青花瓷」，請桂綸鎂談小時候去臺北故宮的印象。
  最大的遺憾是沒能進入展廳拍攝，周兵的攝製組只能進到花園，在裏面晃蕩拍了一些鏡頭。這是用再尖端的設備也無法彌補的遺憾。
  2009年1月12日，《臺北故宮》在中央一套開播。12集裏，有歷史和文物的展示，有社會民生的種種細節，還有隨文物遷移流轉的人和故事。他們有的骨肉分離至死未見，有的在清苦寂寞中默默守護國寶，於命運的翻覆重壓下，堅守文化的傳承。「中國文化有陰陽的比喻。拍北京故宮，我追求的是陽剛、大氣、滄桑的歷史感;拍臺北故宮，則是細膩、抒情、生活化的，講文物背後人的命運和情感。」周兵說。
  這些年來，他拍《敦煌》《千年菩提路》《千年國醫》，致力於用鏡頭語言呈現古典中國。這一次拍《見證香港故宮》，則給了他一個重溫「《東方時空》時代」的機會——那些年紀實性拍攝的訓練，讓他能扛著攝像機在工地來來回回，雖然累得夠嗆。
  香港故宮的開幕展上，來自北京故宮的914件珍貴文物集體亮相，這是北京故宮建院以來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一次文物出境展覽。2022年5月28日，這批神秘而尊貴的「客人」抵達香港。周兵和另一位攝像跟拍了一路。從下午4點到晚上9點，拍攝結束，他都快站不住了。「這是我職業生涯中特別激動的一天。」他想起了20世紀30年代的那場「國寶大遷移」，也想到了70多年前，流散在外的《中秋帖》《伯遠帖》等國寶，正是經由香港回歸北京故宮。
  17年前，在《故宮》的開篇詞中，周兵寫道：「是誰創造了歷史，又是誰在歷史中創造了我們的文明？」13年前，在《臺北故宮》的開篇詞中，他寫道：「是誰創造了歷史，又是誰在歷史中使我們的文明薪火相傳？」這一次，在《見證香港故宮》中，他還是執著地用了這個句式：「是誰創造了歷史？又是誰在歷史中創新地詮釋著人類的文明？」
  創造、傳承、創新，文明正是如此向前流淌，綿延不絕，星火不熄。
  （許曉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