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 流失海外文物回歸記

  導語:中華文明孕育創造的璀璨文物,是中華民族根魂所寄和中華兒女精神所系。然而,從鴉片戰爭至今,中國文物歷經四次外流浪潮,致使不計其數的國寶流失海外。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政府即將遏制文物流失、搶救國寶擺上重要議程,建章立制、革弊振頹,開啟了流失文物回歸返還的序幕。70多年來,海外文物回流併入藏國內各博物館,這無疑是綜合國力增強、國際影響力提升的具體表現。
  晚清以降,列強東顧,國力衰微,山河破碎,大量珍貴文物慘遭劫掠、倒賣、走私,如遊子飄零、流散他鄉,成為國人心中難以撫平的傷痛、無時或忘的惦念、夢牽魂繞的等候。彼時散去,那每一件文物所擔負的,又何嘗不是時代之重、民族之蕩?追回流失海外文物成為中華兒女責無旁貸的使命。
  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政府就把遏制文物流失、搶救國寶提上重要議程,建章立制,開啟了追索流失文物的新篇章。在周恩來總理的大力支持下,在文化部文物局⑴首任局長鄭振鐸的積極倡議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1950年5月24日頒佈《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文物保護法令,充分彰顯了黨和國家對文物工作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和堅定保護的決心。此後,中國政府通過拍賣收購、外交追索、多國合作等方法,使大批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
  「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
  為流失文物回歸工作奠定基石
  新中國成立前夕,香港作為自由港,彙集了世界各地的收藏機構、私人藏家和文物販子,一些流散於民間的故宮文物也時常在香港市場上出現。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下,1951年文化部文物局建立「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委派專人負責香港文物的回救任務,由鄭振鐸組織領導,王冶秋、張布、王毅、徐森玉參與其中。在那個四方初定、國力維艱的歲月裏,中央人民政府多次撥出寶貴的外匯儲備,支持文物小組成功搶救徵集了包括晉王獻之《中秋帖》、晉王珂《伯遠帖》、唐韓滉《五牛圖》、五代董源《瀟湘圖》、五代顧閡中《韓熙載夜宴圖》(宋摹本)、宋趙佶《祥龍石圖》在內的一批歷代書畫珍品,為我國政府主導的流失文物回歸工作奠定了基石。
  《五牛圖》為唐代韓滉所繪,圖上無作者款印,本幅及尾紙上有趙孟頫、孫弘、項元汴、乾隆帝、金農等14家題記,是目前所見最早作於紙上的繪畫。此畫先後流傳於宋代內府、元代書畫家趙孟頫、明代大收藏家項元汴、宋蘋之手,到清代為乾隆皇帝所得,清末藏於中南海瀛臺,八國聯軍入侵時被掠走。侵略者將這件國寶賣給香港匯豐銀行買辦吳衡蘇。1950年,吳因為經營不善,瀕臨破產,欲將國寶拍賣,《五牛圖》面臨著流失海外的風險。周恩來總理知道後,立即作出收購指示,文化部文物局特遣專家赴港,鑒定其確為真跡。經過多方斡旋,於1951年由黃作梅、黃作財兄弟二人購買回國,入藏於故宮博物院。
  與《五牛圖》同期歸國的還有頂級國寶王獻之的《中秋帖》和晉王珂的《伯遠帖》。《中秋帖》和《伯遠帖》曾與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一同珍藏於紫禁城中的三希堂,被乾隆皇帝視為珍寶。1924年11月,溥儀被迫遷出皇宮時,將《快雪時晴帖》藏於寢具之中,欲夾帶出宮,卻被國民軍的士兵發現而未得逞。後來該帖被國民黨遷至臺灣,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中秋帖》和《伯遠帖》則流落民間,命運多舛。據專家考證,溥儀出宮前,《中秋帖》《伯遠帖》曾藏在敬懿皇貴妃所居住的壽康宮;溥儀出宮之時,敬懿皇貴妃將兩幅字帖偷偷攜帶出宮,後轉賣給一家名為「品古齋」的小古董鋪。當時有一個叫郭葆昌的人,是袁世凱的賬房先生,非常有錢且酷愛收藏。他一擲千金買下二帖,並提醒店主按規矩為他保密。郭葆昌死後,其子郭昭俊從其父手中繼承了這兩幅珍稀字帖。幾年後郭昭俊生意慘淡、家道中落,生活難以為繼之時,他在1949年到訪臺北故宮博物院,想出售二幅寶帖,以解燃眉之急。臺北故宮博物院新組建不久,經費緊張,滿足不了他提出的售價,郭昭俊無奈中把兩幅國寶抵押給匯豐銀行,靠貸款度日。1951年底,抵押到期,郭昭俊卻無力贖回,匯豐銀行按照規定將對兩件國寶進行拍賣。一旦拍賣,兩件國寶的回歸必將遙遙無期。郭昭俊的好友、時任廣東省銀行香港分行經理的徐伯郊得知事情的來龍去脈後,一方面盡力勸說郭昭俊把國寶賣給祖國,使其回歸故土;另一方面,他將此事告知其父——時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徐森玉,後者及時上報了國家文物局。這份報告即刻被送進了中南海的周恩來總理辦公室。1951年11月5日,周恩來總理作出批示,同意購回《中秋帖》和《伯遠帖》。文物局派出王冶秋、馬衡、徐森玉三位專家趕赴香港,最終以近50萬港幣的天價成交。兩件寶帖歸國後即由故宮博物院永久收藏。
  新中國對文化遺產的重視,贏得了當時蘇聯和民主德國等國家的尊重和支持。1951年至1958年間,蘇聯先後三次向我國返還64冊《永樂大典》。1955年12月,民主德國向我國返還三冊《永樂大典》和十面義和團旗幟,周恩來總理親自接收了這批文物,後撥交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收藏。外國政府向新中國返還的這兩批文物,開啟了中國流失文物回歸歷程的嶄新篇章。
  香港的愛國收藏家也紛紛把收藏的文物捐獻給國家。1959至1964年間,文物收藏家楊鈴先生把以畢生之力收集到的6200多件陶瓷、銅器、玉石器等文物捐獻給國家,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最大規模的文物捐贈。中國著名病理學家侯寶璋先生及其家屬在1963至1972年間,多次將在港期間收藏的陶瓷書畫等各類文物兩千餘件捐獻給故宮博物院。1984年,葉義先生的後人將其畢生珍藏的明清時期的81件犀角文物無償捐贈給故宮博物院;1988年,香港銀行家胡慧春將家藏全部明清官窯瓷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依據國際公約,利用外交途徑
  成功追索流失海外文物
  為打擊文物走私和促進文物返還原屬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推出了《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國際統一私法協會也於1995年出臺《關於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約》。國際公約為我國利用外交手段追討被盜後偷運出國的文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改革開放後,我國文物事業也實現了與全球化、國際化地融合接軌。1982年頒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1989年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1997年加入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於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在一次又一次的追索返還實踐推動下,流失文物回歸漸成趨勢,一大批國之重器、國之瑰寶陸續歸來。
  1988年6月的一天夜裏,湖北耕歸屈原紀念館九件文物被盜。其中一件是戰國時期嵌地幾何紋青銅敦,1974年在屈家坪戰國一號墓出土,屬於國家二級文物。湖北省公安廳著手成立專案組,卻始終沒找到盜賊,一時間成當地熱門話題,社會影響極大。意想不到的是當年11月,青銅敦卻在美國的蘇富比拍賣行現身。
  國家文物局經調查發現,鑲嵌蟠龍紋的戰國青銅敦在中國只有兩件:一件在湖北隨州市;另一件原在湖北耕歸的屈原紀念館。從蘇富比拍賣目錄中展示文物的現狀來看,蘇富比拍賣行即將拍賣的戰國青銅敦,很可能就是屈原紀念館失竊的那件。若想成功索回我國遺失的文物,就必須提供詳盡的第一手證據。11月23日,湖北省派人將青銅敦的全部資料送到北京。經專家對資料和蘇富比拍賣目錄中的第四十三號文物進行鑒定,證實了最初的判斷。11月26日,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致電美國,要求其協助中國警方追回戰國青銅敦;11月28日,新華社各駐外分社和國內各大新聞機發表聲明向美方及蘇富比拍賣行施加壓力。壓力之下,蘇富比拍賣行向我國表示,只要能提供青銅敦確實屬於中國的證明,他們的委託人——一位香港富商願意無償將青銅敦歸還中國。
  壓力轉到了中國警方一邊。湖北省公安廳緊急研究,決定從作案工具管鉗入手,經過縝密排查,終於鎖定犯罪嫌疑人,確定了案情經過。罪犯栗金飛和李建新二人原本是想通過偷盜古墓發財,聽說盜墓需要一定的專業工具和專業知識,就決定直接偷盜博物館。二人盜走文物後在廣州把青銅敦低價賣給了一個文物販子,文物販子轉手以高價賣給了一位香港富商,先偷運到香港,再由香港從海上運抵美國,準備在蘇富比拍賣。中國國家文物局將有關青銅敦的資料寄到了美國,公安部也將案犯的口供通過國際刑警組織中國中心局,轉交給了美國中心局,並通過中國駐美國紐約的領事館遞交給蘇富比拍賣行。拍賣行與未曾公開露面的香港賣主一起協定,以捐贈的形式將青銅敦歸還給中國。1989年5月29日,在外漂泊近一年的戰國青銅敦又重新回到了它的故鄉一一拂歸屈原紀念館。戰國青銅敦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通過外交途徑追回的流失境外的文物,在我國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1995年3月,3400餘件中國文物被走私販運至英國,被倫敦警方截獲扣押。國家文物局獲悉相關資訊後,立即會同相關部門,綜合運用執法合作、司法訴訟、協商談判等多種方式追索這批流失文物。1998年3月,文物持有人迫於強大的司法與輿論壓力,最終同意將走私文物返還中國國家文物局,這是迄今為止我國最大規模的流失文物追索案例。
  探索文物回歸多種途徑,
  取得重大成果
  長期以來,世界各國有許多文物通過走私進入美國,被拍賣行包裝為合法藝術品。因此,通過合法手段追索流失美國的中國文物難度極大。中國的博物館和企業家只能通過拍賣的方式收回文物,而中國文物卻又時常被拍出驚人高價,就此流落異鄉。在中方長年累月的不懈努力下,2009年初,中美兩國政府簽署了一項《中美限制進口中國文物諒解備忘錄》,極大地推進了非法流失到美國的中國文物的歸還工作。協議每隔五年簽訂一次,最新一次簽署是在2019年1月10日,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和美駐華大使在北京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對舊石器時代到唐末的歸類考古材料以及至少二百五十年以上的古跡雕塑和壁上藝術實施進口限制的諒解備忘錄》。
  簽訂協議後,2011年美國政府返還了14件收繳來的中國文物,其中包括一件珍貴的菩薩頭像;2015年美國政府向中國政府移交包括16件(組)玉器、5件(組)青銅器、一件陶器在內的22件流失文物和一件古生物化石,入藏中國(海南)南海博物館;2019年美國政府歸還中國流失文物361件套,入藏南京博物院。備忘錄的簽署對遏制非法販運文物起到了積極作用。
  2018年11月,在政府和民間文物機構的共同努力下,圓明園虎鑿重新回到了祖國。虎鑿是西周晚期的青銅器,由器身和器蓋組成,是祭祀供奉時使用的禮器。器蓋內銘鑄有「自乍供鑿」四字,蓋頂鑄有一只盤踞的猛虎。虎鑿與西周晚期的「季良父盔」在造型和裝飾上都極為相似,與青銅盤配合使用,是組成「沃盥之禮」的水器。
  虎鑿在1860年被英國軍官哈利•埃文斯從圓明園掠走後一直由其家族收藏,埃文斯家族的信件及檔案等資料明確記載了埃文斯I860年參加燒毀圓明園及其本人的搶劫行為。埃文斯家族很長時期一直收藏著這批清宮珍品,不為人知,虎鑿卻不知如何流入了英國的拍賣行。
  2018年3月,英國坎特伯雷拍賣行官網顯示,該行將於4月11日拍賣虎鑿,並對虎鑿背景進行了介紹,估計其價值約12萬至20萬英鎊,引發國內外廣泛關注。
  國家文物局極為重視,馬上與拍賣行進行溝通,要求其遵守國際公約精神與職業道德准則,尊重中國人民的文化權益與民族情感,終止對上述文物的拍賣和宣傳活動。坎特伯雷拍賣行負責人卻明確表示拒絕撤拍虎鑿,並於4月11日進行拍賣,23分鐘即以41萬英鎊的價格拍出。消息傳來,中國拍賣行業協會、國內主要文物藝術品拍賣平臺等相繼發聲支持國家文物局立場,並表示如該拍賣機構執意拍賣我國流失文物,將終止與其一切商業往來。不久之後,拍賣行給國家文物局發來郵件,稱境外買家願意將虎鑿無償捐贈給國家文物局。9月,國家文物局與國家博物館組成聯合工作組來到英國,在駐英使館對虎鑿做現場鑒定。12月11日,在海外漂泊了150多年的青銅虎鑿入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近年來,我國不斷探索促成流失文物回歸的多種途徑,逐步建立外交斡旋、協商談判、執法合作、司法訴訟等方式綜合使用的流失文物追索返還模式。虎鑿的回歸是其中一項重大成果,彰顯了中國政府保護文化遺產的堅定信念與負責態度,也顯示了我國流失文物追索工作獲得了社會各界廣泛的理解與支持。
  進行國際合作,
  文物追還取得新突破
  進入新時代,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推動下,我國流失文物追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僅2019年,我國就成功從境外追回了春秋時期青銅器晉公盤、西周青銅器義尊、義方彝及八件春秋早期曾伯克父青銅器組等國家一級文物。
  2007年,義大利蒙紮地區發現了大量疑似非法流入的中國文物藝術品,次年即向中國駐意使館進行了通報。國家文物局獲悉資訊之後立即核查文物出境記錄,組織開展文物鑒定。在確認這批文物藝術品大都為非法出境的中國出土文物,所有權屬於中國之後,通過外交渠道向義大利政府正式提出返還文物的要求。意大利與中國同為「1970年公約」和「1995年公約」的締約國,都是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國際秩序的堅定支持者和有力踐行者。2019年初,義大利法院作出將796件套文物歸還中國的決定。2019年3月23日,習近平主席出訪義大利期間,與孔特總理共同見證了796件套中國文物返還活動。這是近20年來最大規模的中國文物藝術品回歸,也是中意兩大文明古國共同樹立的打擊文物非法販運、促進流失文物返還國際合作新範例。
  2015年,流失海外的56件出自甘肅省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金飾片,分三批先後回歸祖國,這批金飾片於1992年被非法盜掘、走私出境,後由法國收藏家購買並捐給法國國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中國國家文物局通過數年的不懈努力,與法方持續協商談判,最終法國政府同意將文物退還原捐贈人,解除文物的國有性質,再由文物持有人一法國收藏家弗朗索瓦•皮諾和克裏斯蒂安•戴迪安將文物捐贈給中國政府,後移交甘肅省博物館收藏。這是國內外政府機構通力合作,勇於擔當的有識之士共同努力取得的輝煌戰果,是突破文物所在國法律障礙實現文物返還的典範。
  2020年末,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天龍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首回歸祖國。天龍山石窟位於山西太原西南40公里處的天龍山腰,始鑿於北朝東魏時期,至唐代共開鑿27窟,至今仍存有25座石窟遺址。天龍山石窟佛造像以其獨特的風格被稱為「天龍山式樣」,其中第八窟最受推崇,是天龍山藝術的精華所在。1924年至1926年,日本人山中定次郎曾兩次考察天龍山石窟。1927年,他指揮山中商會,將石窟中的造像名品幾乎全部盜鑿販賣,40多個天龍山石窟造像的佛頭被鑿下來運到北京,再從北京運到日本。
  2020年9月,國家文物局得到消息,日本東瀛國際拍賣株式會社擬於東京拍賣一尊「唐天龍山石雕佛頭」,很有可能是天龍山石窟中流失的文物。經組織鑒定研究,確定屬於天龍山石窟的第八窟,為其北壁佛龕主尊佛像的被盜佛首,於1924年前後被盜鑿並非法盜運出境。國家文物局隨即啟動追索機制,確定「叫停拍賣、爭取回歸」的工作目標,致函拍賣行,要求終止與該佛首相關的拍賣和宣傳展示活動,予以撤拍。拍賣行收到信函後也積極配合,作出撤拍決定,終止了有關宣傳。國家文物局與拍賣行董事長旅日華僑張榮取得聯繫,鼓勵促成文物回歸。
  10月底,張榮與日籍文物持有人談判完成洽購,經國家文物局充分溝通,決定將佛首捐獻中國政府。國家文物局在相關單位和駐日使館的全力支持下,取得日本文化廳文物出境許可,於12月12日12時,將佛首安全運抵北京,佛首重回祖國懷抱,現由太原天龍山石窟博物館永久收藏。
  結語
  從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國政府就為追索流失文物展開了大量工作,並得到了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理解和支持。在國際公約框架下,中國政府與20餘個國家就流失文物追索返還簽署雙邊協議,建立合作機制,與美、意等國政府間追索返還實踐逐步深入。
  1949年至今,我國通過執法合作、司法訴訟、協商捐贈、搶救徵集等各種方式,堅定追索流失文物,積極參建文物返還國際秩序,成功促成了300餘批次、15萬餘件流失海外中國文物的回歸。
  我國是文物資源大國,數以億計的文物瑰寶是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源泉和物質載體。「得之不易,守之宜謹」。從文物和遺址保護的角度看,流失文物的回歸令人欣慰;對於歷史文化遺產的接續傳承、活化利用而言,這又是新的征途。
  (王立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