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玖勝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2024年本地居民總收入（包括個人及機構）按年實質上升9.4%至3,928.1億元（澳門元，下同），較同年以當年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3,975.6億元）少47.5億元，反映對外要素收益錄得淨流出。全年人均本地居民總收入為572,614元，同年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為579,533元。
  所謂本地居民總收入是指一個經濟體的本地居民（包括個人及機構）在境內及境外從事各類經濟活動所賺取的總收入，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加對外要素收益總流入（本地居民從境外賺取的收益）減對外要素收益總流出（非本地居民在境內賺取的收益）。
  澳門人均本地居民總收入數據如一塊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層層漣漪。572,614澳門元——這個比前年增長7.94%的數字本該是經濟向好的喜訊，卻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一連串「被平均」「拖後腿」的自嘲與感慨。
  這看似矛盾的社會反應，恰恰揭開了澳門經濟表面繁榮下的真實紋理。當統計數字與民生感受出現如此明顯的溫差，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對數據的簡單解讀，而是對澳門經濟結構、收入分配和社會現實的深度審視。
  數據背後的真實澳門
  人均本地居民總收入這一指標，其內涵遠比表面數字複雜。統計暨普查局明確解釋，這一數據包含「個人及機構」收入，是一個綜合性的經濟指標。它不只反映工資收入，還涵蓋了企業經營收益、投資收益等多重來源。
  細究數據構成，去年澳門本地居民總收入實質增長9.4%，達3,928.1億澳門元。這一增長的引擎主要來自境外證券投資收益的大幅提升——該項收益達355.5億元，同比增長22.3%。與此同時，澳門對外要素收益總流入為1,117.7億元，其中儲備資產投資收益增長14.1%，直接投資收益增長75.6%，雇員報酬增長122.1%。
  從表面看，這些數字描繪了一個經濟蓬勃發展的澳門。但問題在於，這些增長在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分佈極不均衡。資本收益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勞動報酬，這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成果更多流向了資本持有者而非普通勞動者。澳門經濟學會的研究報告曾指出，澳門收入前10%的家庭與後10%的家庭，收入差距超過20倍，這一懸殊比例在發達經濟體中極為罕見。
  要理解澳門收入分配的現實，必須審視博彩業在這一經濟體系中的獨特地位。作為澳門經濟的支柱產業，博彩業創造了驚人的產值和稅收，卻也塑造了特殊的收入分配格局。
  六大博彩運營商及其關聯的高端酒店、娛樂場所，構成了澳門經濟的「金字塔尖」。這些企業的高管、專業技術人員以及部分幸運的從業者，享有遠高於社會平均水準的薪酬待遇。他們的高收入顯著拉高了整體平均數，卻無法代表大多數澳門市民的真實收入狀況。
  與此同時，博彩業的繁榮推高了澳門整體的生活成本，尤其是房價和租金。澳門大學發佈的《澳門居住成本研究報告》顯示，澳門房價收入比已達到驚人的30倍，意味著一個普通家庭需要不吃不喝30年才能購買一套普通住宅。這種生活成本的壓力，對不在博彩業就業的普通市民尤為沉重。
  博彩業如同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為澳門帶來了巨大的財政收入，支撐了政府的福利政策；另一方面又加劇了收入分化，推高了生活成本。這種矛盾在人均收入數據與市民感受的落差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對於普通澳門家庭而言，收入數字需要放在生活成本的背景下考量。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24年的數據顯示，澳門一個典型的三口之家每月基本生活開支（不包括住房成本）約為1.5萬至2萬澳門元。如果加上住房成本（租金或房貸），這一數字可能升至2.5萬至3萬澳門元。
  以此計算，一個普通澳門家庭的年支出大約在30萬至36萬澳門元之間。如果家庭年收入低於57萬的平均值，那麼扣除必要開支後的可支配收入並不充裕。對於那些收入恰好處於中位數（約40萬澳門元）的家庭來說，生活壓力尤為明顯。
  不同行業間的收入差距也十分顯著。金融業、博彩業和部分專業服務行業的收入水準遠高於零售、餐飲和普通服務業。澳門理工學院的一項調查顯示，博彩業從業者的平均月收入約為2.8萬澳門元，而零售業從業者的平均月收入僅為1.5萬澳門元，兩者相差近一倍。
  年齡也是影響收入感受的重要因素。澳門青年就業人口（20-34歲）的平均收入普遍低於社會平均水準，而這一群體卻面臨著購房、組建家庭等重大財務壓力。對於他們而言，「人均57萬」更像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數字，而非現實生活的反映。
  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澳門面臨的收入分配問題並非孤例。許多依賴單一產業的經濟體都曾經曆類似的發展階段。例如，中東石油國家在石油繁榮時期也出現了巨大的收入差距，直到後來通過主權財富基金和社會福利政策緩解了這一問題。
  北歐國家則提供了另一種發展模式。通過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它們在保持經濟競爭力的同時，實現了較為平等的收入分配。瑞典的基尼係數長期維持在0.25左右，遠低於國際平均水準。
  新加坡的經驗對澳門尤其具有參考價值。作為一個城市型經濟體，新加坡通過政府組屋政策、公積金制度和持續的教育投資，成功緩解了收入不平等帶來的社會壓力。新加坡的住房政策尤其值得澳門借鑒，超過80%的人口居住在政府建設的組屋中，這一政策極大地減輕了普通家庭的住房負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報告指出，適度的收入不平等可以激勵創新和努力，但過度的不平等會抑制消費、阻礙社會流動，最終損害經濟增長。對於澳門而言，如何在保持經濟活力的同時促進收入公平，是一個需要平衡的藝術。
  面對人均收入數字與民生感受的落差，澳門需要的不僅是解釋，更是切實的行動和政策創新。特區政府已意識到這一問題，近期宣佈調升四項津貼，幅度達兩至三成，這是向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
  然而，現金津貼只能暫時緩解生活壓力，無法解決結構性問題。澳門需要的是從根本上改變經濟發展模式，創造更多高質量、多元化的就業機會。經濟適度多元化不應只是口號，而應轉化為具體的產業政策和投資導向。
  橫琴：多元化發展的新空間
  在分析澳門收入現狀的同時，也應看到經濟多元化帶來的新機遇。自掛牌成立以來，橫琴深度合作區緊緊圍繞《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賦予的戰略定位，大力發展「四新」產業，與澳門「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高度協同，與大灣區其他地區的產業實現錯位發展。目前，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澳資企業超7300戶，在橫琴居住生活就業的澳門居民超28000人。四年來，經橫琴口岸通關的旅客6985萬人次、車輛約810.8萬輛次。越來越多澳人澳企選擇橫琴，琴澳一體化發展格局初步建立，對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支撐作用日益顯現。
  根據數據顯示，隨著澳琴往來越趨頻密，去年澳門企業及投資者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取得的收益共7.6億元，主要為直接投資收益（6.2億元）及雇員報酬（1.4億元）。澳門對深合區的要素收益錄得7.3億元淨流入，同比增長2%。這一數字雖然相比整體經濟規模仍較小，但象徵著澳門經濟轉型的積極方向。
  事實上，深合區的意義不僅在於經濟收益，更在於為澳門居民提供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越來越多的澳門專業人士和青年創業者選擇在橫琴發展，尋找在澳門本地難以獲得的機遇。特區政府也推出了多項措施，鼓勵澳門居民到橫琴就業、創業和生活。
  然而，當前橫琴的發展紅利仍更多集中於企業與投資者層面，普通勞動者、青年群體等仍面臨受益管道狹窄、參與門檻較高的問題。如橫琴深合區是澳門「1+4」新興產業的發展未來，鼓勵澳青到橫琴工作，在新興行業工作發展，是正常合理的方向。目前已有具體措施，但激勵措施和誘因或仍嫌不足。例如《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支持澳門青年就業暫行辦法》自二月一日起實施，澳青赴橫琴就業，有每月四千元補貼。即使有收入補貼，琴澳兩地薪酬仍有差距。另外，赴橫琴除考慮就業前景，還需考慮住房或來回通勤，生活配套、醫療社保、職場文化差異等因素。因此，要讓橫琴的多元化成果真正滲透到澳門社會各階層，需要從產業協同、就業支持、政策保障等多維度構建普惠性發展體系。
  行政長官岑浩輝日前就強調，以澳琴一體化為目標，加力推進橫琴合作區建設既是澳門深度參與大灣區高質量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破局」的關鍵所在。他指出，澳門特區政府將始終以習主席視察澳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引，充分發揮中葡平臺作用，持續擴大國際「朋友圈」，進一步強化內聯外通，穩步健全澳門在國家高水準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的機制，助力新時期新形勢下的大灣區發展建設。尤其是立足澳門發展實際，服務國家戰略所需，謀劃推出一批標誌性、具帶動效應的重大工程項目，務實有序規劃建設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澳門國際綜合旅遊文化區、澳門珠江西岸國際航空運輸樞紐（港）和澳門科技研發產業園，使之成為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為持續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打造國際一流灣區，貢獻澳門智慧和澳門力量。
  無疑，未來四大工程項目的建設將為澳門青年提供更多高質量就業機會，進一步激發青年群體的創新活力。據相關數據顯示，二四至二五學年，在外地就讀大學且專業與科技相關的澳門學生，約有二千五百人，還有不少學生對科技抱有濃厚興趣。惟以往澳門缺乏科技生態系統及產學研落地的載體，導致學生發展路徑受限。因此，未來科技園區企業可以參與高校的人才培養過程，根據企業需求定向培養專業人才，實現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的精准對接。從產業基礎看，園區聚焦的四大高新項目，澳門已積累一定成果：集成電路領域處於世界領先水準，生物科技發展也相當蓬勃。相信集中發展優勢產業，可為年輕人、下一代開闢更廣闊的發展前景。
  而相應地，未來深合區應重點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深化產業協同。深度對接澳門「1+4」產業發展規劃，協同融通產業規則，協同謀劃產業專案，協同引聚高端人才，全力構建琴澳產業一體發展新格局。二是深化新家園建設。全力構建澳門青年生活就業的良好環境，推出更多趨同澳門的教育、醫療、養老、就業等民生公共服務，為澳門居民在橫琴生活就業、創業提供更多的便利。三是深化分線管理政策。結合實施的情況以及企業提出的問題，進一步優化貨物「一線」放開、「二線」管住、人員進出高度便利的分線管理政策，促進琴澳人員、貨物、資金、資訊等各類要素跨境流動更加便捷。
  總而言之，橫琴對澳門的意義，不僅在於提供了產業多元化的物理空間，更在於為破解收入分配失衡、生活成本高企等深層次問題提供了全新可能。這需要澳門與橫琴打破「各自發展」的思維定式，以「全民共用」為導向，持續優化政策設計、完善基礎設施、強化服務保障，讓橫琴不僅成為澳門經濟轉型的「增長極」，更成為全體澳門居民提升幸福感、實現共同富裕的「幸福園」。唯有如此，澳門的經濟繁榮才能真正轉化為民生福祉，讓「人均57萬」的數字與普通市民的生活感受形成正向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