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傾注了大量心血。他為實現和平統一臺灣所做的「大量基礎性、開拓性的工作」，為今天海峽兩岸關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一、努力探索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
  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提法，出現在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這是我黨根據當時國際和兩岸形勢的變化而作出的。隨著《朝鮮停戰協議》和《印度支那停戰協議》的簽訂，遠東的緊張局勢開始趨向緩和﹔這時中國大陸已基本完成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進入全面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期，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1954年底美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提升了臺灣的軍事防禦能力﹔1955年1月下旬，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了《防禦福摩薩聯合決議》，明確授權美國總統可以在他認為必要的情況下，使用美國部隊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對澎湖列島和臺灣的進攻﹔為反對美國劃峽而治，製造兩個中國的企圖，蔣介石堅守金門和馬祖，國共雙方在「一個中國」的立場上存在共識。毛澤東、周恩來和黨中央經過審慎考慮，權衡利弊後，毅然決定通過和平途徑解決臺灣問題。1955年4月，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開宣佈：「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此後，周恩來代表黨和政府先後提出並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對臺和平政策，為實現兩岸和平統一進行了不懈的努力與探索。
  1956年1月下旬，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作政治報告，他號召：臺灣同胞和一切從大陸跑到臺灣的人員，站在愛國主義旗幟下，同祖國人民一起，為爭取和平解放臺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奮鬥。6月下旬，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發言，他代表中國政府對和平解放臺灣的政策、原則與實現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具體措施，作了系統說明。他強調：「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臺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他重申：「我們對於一切愛國的人們，不論他們參加愛國行列的先後，也不論他們過去犯了多大罪過，都本著『愛國一家』的原則，採取既往不咎的態度，歡迎他們為和平解放臺灣建立功勛。」1956年7月中旬，周恩來先後三次同曹聚仁（原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談話。周恩來指出：「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有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臺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為什麼不可以來合作建設呢?」周恩來關於第三次國共合作的談話在海內外產生了強烈反響。
  對於周恩來的這一系列表示，蔣介石經過較長時間的考慮，於1957年4月，決定派臺灣「立法委員」宋宜山作為私人代表暗訪北京，探聽消息。周恩來在北京會見了宋宜山，並安排統戰部長李維漢與宋宜山商談。李維漢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代表中共方面就兩岸統一問題提出以下方案：由國共兩黨通過對等商談，實現和平統一﹔臺灣成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臺灣的政務仍由蔣介石領導，共產黨不派人前往干預，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對全國政務的領導﹔美國軍事力量撤離臺灣海峽，不容許干涉中國內政。這一方案對兩岸統一後臺灣的社會地位等，都作了比較符合實際的設計。宋宜山將他與周恩來、李維漢商談的詳細情況及其在大陸上的見聞寫成一份1.5萬字的報告送呈蔣介石。遺憾的是，1957年10月，國民黨八大拒絕了中共的和平建議。
  60年代初，毛澤東和周恩來將上述和平統一方案的精神概括為「一綱四目」。「一綱」是指臺灣必須回到祖國的懷抱。「四目」包括：臺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當地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介石，由蔣介石安排﹔臺灣所有軍政費用和經濟建設一切費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政府撥付﹔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等到時機成熟後，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協商後再進行﹔雙方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的事情。由此可見，「一綱」，實際上就是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四目」，實際上就是在一個國家裡實行兩種制度。「一綱四目」的政策為「一國兩制」的構想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二、積極主動加強國共兩黨的聯系，爭取和團結愛國人士，發展愛國統一戰線
  周恩來認為，要和平解放臺灣，必須在較長的時期裡加強兩岸的聯系、逐步溝通，並且出臺相關的政策措施，舉行國共談判，才能實現。針對海峽兩岸軍事對峙、溝通十分困難的實際，周恩來就通過密使將中共的和談願望傳遞給臺灣當局，以促成國共和談。1956年3月中旬，周恩來接見即將赴臺的李濟深前衛士長英國人馬坤，請他向蔣介石傳話：蔣介石是我們的老朋友，我們同他合作過兩次。既然我們主張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隻要他贊成和談。未來統一後，蔣介石還在臺灣，槍也在他手裡，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臺灣歸還祖國，成為祖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尊重。
  1963年底，周恩來率代表團出訪亞非歐十四國。在廣州停留時，周恩來秘密會見了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張群。張群正准備去臺灣，周恩來要他轉告臺灣當局，美國正准備採取更多行動搞「兩個中國」，而國共兩黨可以在反對「兩個中國」的問題上取得一致。我們不會因自己強大而不理臺灣，也不會因自己有困難而拿原則去做交易。我們是從民族大義和祖國統一大業出發考慮對臺政策的。
  與國共兩黨高層都有深交和影響的張治中、傅作義多次致信蔣氏父子和臺灣第二號人物陳誠，轉達中共對臺的和談政策。1963年初，周恩來再請張治中、傅作義致信陳誠，闡明臺灣的處境與前途。信中對比臺灣對美關系和臺灣對大陸之關系，說明今日反臺者並非中共實為美國，而支持臺灣並非美國實為中共。中共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談到對臺灣的政策時，信中除重述過去對臺灣回歸祖國後的建議外，並做了更具體的說明。信中歸納了4句話：「局促東隅，三位一體，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愛國民主人士章士釗於1960年7月赴香港前，周恩來與他作了一次長談。告訴他到港後若與臺灣方面人士談話，可以透露以下意思：蔣介石目前的關鍵是名和利。利的問題，隻要臺灣回到祖國，國家是可以補助的﹔名的問題，當然不隻在臺灣，而在全國。榮譽職務很多，可以解決，中共自有善處。1962年和1964年，章士釗不顧年事已高，又兩次赴港約談與臺灣方面有聯系的老朋友，為國共兩黨再開和談做了大量工作。在積極尋求與臺灣當局溝通的同時，周恩來也積極團結愛國人士，爭取發揮他們的作用。
  從1959年至1975年中國政府分7批特赦國民黨戰爭罪犯。周恩來不但接見特赦戰犯，而且對他們的生活、工作和學習等都做了妥善安排。1964年11月，全國政協根據周恩來的建議，特邀杜聿明、溥儀、宋希濂、範漢傑、王耀武、廖耀湘為政協委員。這一做法，在臺灣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黨中央和周恩來的關心、信賴使特赦人員受到巨大鼓舞。他們利用其與國民黨的歷史淵源，積極從事促進祖國統一的工作﹔在周恩來積極爭取和精心安排下，李宗仁於1965年回到祖國，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歡迎，在海內外引起極大震動。
  外媒評論說，這次行動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時期統一戰線的一次大的勝利。不久李宗仁在北京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表明了他回國定居的動機以及對祖國和平統一的願望。此後，李宗仁為祖國和平統一事業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積極做好對臺灣國民黨元老的爭取工作。周恩來特別關心於右任曾叮囑有關方面不能因我們工作不周而讓於右任心中不安。當於右任得知周恩來對他關懷的消息後，非常感動。於右任逝世前曾寫過一首詩：「葬我於高山兮，望我大陸。大陸不見兮，隻有痛哭!」反映了他盼望祖國統一的濃烈情感。
  周恩來在百忙中一批又一批地接見來自臺灣各方面的人士，親切關懷在大陸的臺胞、臺屬的政治、經濟生活。在周恩來的指示下，中國共產黨「十大」、「四屆人大」都安排了一定數量的臺灣同胞代表。人民大會堂還設立了臺灣廳。在周恩來的支持下，中央民革、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等各民主黨派也都積極行動起來，為祖國的統一大業做貢獻。愛國統一戰線在對臺工作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三、揭露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積極創造有利於臺灣和平統一的外部環境
  新中國的外部環境十分險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軍事威脅的政策。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出兵侵略臺灣，提出「臺灣地位未定論」，製造「兩個中國」。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新中國廣泛開展了針鋒相對，有理有利有節的外交鬥爭，揭露美國企圖分裂中國的陰謀。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闡明中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提出了我方解決這一問題「內外兩個方面」的原則。即一方面，臺灣是中國領土，中國人民用什麼方式解決，這是中國人民的內政，不容外國干涉﹔另一方面，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是美國侵佔臺灣造成的，這是中美之間的國際爭端，為了解決臺灣問題，中國政府在不影響中國人民解放臺灣的正義要求和行動前提下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緩和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中國政府的主張，贏得了國際輿論的支持，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重新考慮對中國的政策。
  萬隆會議後，中美兩國開始了長達15年的大使級會談。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我國代表在會談中緊緊抓住美國侵佔臺灣，阻撓中國統一這個關鍵問題，促使美國轉變其干涉我國內政的立場。雖然會談沒有就此問題達成協議，但卻開辟了溝通與聯系的管道，增進了相互瞭解。曾代表我國政府參加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王炳南說道：「很難想像，如果沒有周恩來的智慧和才能，沒有這場十幾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美國不會在承認臺灣是我國神聖領土的條件下，和我國建交。」
  針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提出所謂「德、朝、越可以有兩個國家，中國也可以有兩個」的論調，周恩來義正辭嚴地指出：「這種情形我們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因為中國問題同越南、朝鮮、德國的問題是不同性質的。」他進而分析指出，德、朝的現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導致的結果，而這兩國人民也一直在為和平統一而奮鬥。越南的狀況是由日內瓦會議承認的暫時現象。他們也在為和平統一而鬥爭。「中國本來就是一個，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戰勝國，是反法西斯侵略最早的國家。過去是蔣介石代表中國，但是他挑起內戰，人民把他推翻了，新中國代替了舊中國。蔣介石逃到臺灣，如果沒有美國保護，問題早就解決了。」針對美國千方百計想使所謂「中華民國」的代表與中國的代表同時參加或出席國際組織活動，造成「兩個中國」的局面。周恩來嚴正聲明「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任何國際會議和任何國際組織，隻要有可能出現『兩個中國』的局面，中國絕不參加﹔任何國際協議，如果沒有中國代表的參加和簽字，將對中國毫無約束力。」
  70年代初，根據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美國總統尼克鬆調整對華政策的資訊，黨中央作出了打開中美關系的戰略決策。周恩來不僅是這個決策的主要參與者，而且是直接執行者。他組織開展了「乒乓外交」，並邀請尼克鬆訪華。經過周恩來與尼克鬆、基辛格的艱苦談判，中美兩國終於發表了《聯合公報》。在中美關系中最突出的臺灣問題上，中國方面重申：「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等活動。」美方承認了「一個中國」的原則，肯定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以此為契機，世界上掀起了同我國建交的新高潮。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也得到恢復。這些都為中國政府在適當時機最終解決臺灣問題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條件。
  可以看出，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提出的關於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一系列方案，以及為此做出的種種努力，對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的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和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