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月3日，美軍對委內瑞拉實施「大規模打擊」，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及其夫人被綁架至美國。此舉堪稱21世紀以來最具衝擊力的地緣政治突變之一。
  執政伊始，馬杜羅便選擇將查韋斯的反美路線堅定推行下去，被美國政府視為「重返西半球」戰略的絆腳石。特朗普再次執政後，更強硬地推行「門羅主義」。在這一背景下，「反美鬥士」馬杜羅成為繼巴拿馬領導人諾列加之後又一位被美軍「抓捕」的拉美國家領導人。
  查韋斯的接班人
  尼古拉斯·馬杜羅·莫羅斯1962年出生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個工人階級社區，父親尼古拉斯·馬杜羅·加西亞是一位傑出的工會領袖，也是「人民選舉運動」（MEP）的積極分子和理想主義者。家中四個孩子中，馬杜羅是唯一的男孩，這種家庭結構與父輩影響共同塑造了他早年強烈的責任意識與階級認同。
  青年時代的馬杜羅並未接受過精英教育，也沒有軍旅背景。高中尚未畢業，他便投身街頭社會運動，曾在加拉加斯地鐵公司擔任公交司機，長期活躍於基層工會，並逐漸以左翼青年領袖的身份嶄露頭角。20世紀80年代，馬杜羅在工會工作中磨煉了談判與組織能力，也結識了一批懷抱變革理想的青年軍官，其中就包括日後改變他人生軌跡的烏戈·查韋斯。這位「不成功便成仁」的傘兵軍官於1992年發動政變未遂後入獄，而馬杜羅是當時極少數獲准前往探監、為其充當信使的平民盟友之一。通過這些探訪，馬杜羅贏得了查韋斯的深度信任，將自己綁定在查韋斯日漸壯大的革命事業上。
  查韋斯獲釋後，於1998年競選總統勝出，「玻利瓦爾式革命」正式開啟。馬杜羅作為「五號共和國運動」黨的創始成員之一，迅速躋身查韋斯核心圈。他先後擔任委內瑞拉國民議會議員及議長，並在2006年至2012年間出任外交部長，又短暫出任副總統。在馬杜羅的外交部長任內，委內瑞拉幾乎全程處在國際油價高位運行的「黃金時期」。石油收入源源不斷，既為委內瑞拉創造了充足的財政空間，也為查韋斯式的對外戰略提供了物質基礎。馬杜羅擔任外長時期的幕僚長、巴黎政治學院訪問教授特米爾·波拉斯曾評價，馬杜羅屬於務實取向的政治人物，政治技巧嫺熟，尤擅談判與政治博弈。
  作為這一時期委內瑞拉外交政策的主要執行者，馬杜羅積極推動委內瑞拉走出拉美，與持「反美立場」的多國政府建立聯繫，並在國際場合頻繁抨擊美國的中東戰爭與干涉主義。這一系列經歷為他積累了可觀的政治資本，更重要的是，他在查韋斯眼中成為一名經受過考驗、能夠確保路線延續的可靠執行者。此外，馬杜羅草根出身的社會經歷與工會背景，在政治象徵層面強化了其「來自底層」的形象，使他更容易被塑造成與普通民眾站在一起的代表人物。
  2012年12月，身患癌症的查韋斯在全國講話中指定馬杜羅為接班人，動員選民支持這位當時的外交部長。次年，查韋斯病逝。借助查韋斯遺產帶來的選票優勢，馬杜羅在總統選舉中以微弱優勢獲勝，正式繼承了導師衣缽，完成了對查韋斯政治路線的接續。
  經濟實驗的兩難境地
  上任伊始，在內政上，馬杜羅延續了查韋斯時期的激進左翼政策，加大對石油、礦產等支柱產業的國有掌控，同時強化食品、匯率等關鍵領域的國家管制。他也繼續推行查韋斯時代的大規模社會福利專案，如免費醫療、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基本食品補貼，努力改善底層民眾的生活條件。在國際油價高企時期，憑藉豐厚的石油收入支撐，這套政策組合確實一度維繫了龐大的福利計畫，為馬杜羅在工薪階層中贏得了一定支持。然而，2014年中後期國際油價斷崖式下跌後，委內瑞拉經濟很快陷入嚴重困境。
  面對財政收入的驟減，馬杜羅政府並未調整先前的財政政策，而是延續順週期支出與赤字融資的路徑，更多通過舉債與貨幣化融資彌補缺口，導致國家負債遠超正常水準。為填補財政漏洞，中央銀行被迫大量印鈔，貨幣供應量以每月20％至30％的速度擴張，通脹由此失控。加之自查韋斯執政時期延續下來的大規模國有化和資產徵用，營商環境面臨挑戰。
  在外匯領域，扭曲的匯率制度和嚴格的資本管制進一步放大了結構性問題。官方匯率長期遠低於市場水準，催生出大量利用差價套利的「空殼公司」。2012年至2020年間，委內瑞拉國內生產總值累計萎縮超過70％，原油產量也從高峰時期的日產數百萬桶跌至僅數十萬桶。有分析指出，隨著油價下跌，馬杜羅政府陷入「削減福利失民心，維持福利沒有資金」的兩難境地。
  為緩解物資短缺、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基本需求，馬杜羅政府接連推出了一系列緊急政策，試圖力挽狂瀾。在社會層面，他延續並強化了幾項覆蓋面較廣的生存型保障：其一是建立以「地方供應和生產委員會」（CLAP）為代表的補貼配給體系，自2016年起定期向家庭直接發放政府補貼的食品箱；其二是繼續推進「偉大住房使命」（GMVV）等專案，明確其社會保障性質，並嚴禁任何從中牟利的行為；其三是通過補貼獎金、養老金等方式維持低收入群體的最低購買力。另外，馬杜羅還推動委內瑞拉與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WFP）達成學校供餐合作，旨在通過分階段擴容，為最脆弱學齡群體提供穩定的在校餐食供給，並以此緩解營養不良、提高就學與出勤。這些舉措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危機時期的「兜底」作用，向最困難群體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與公共服務連續性，從而減緩社會層面的失序風險，但其效果也高度依賴財政與外部援助，難以替代結構性治理。
  2016年12月，馬杜羅政府宣佈廢除當時面值最高、流通最廣的100玻利瓦爾紙幣，政策初衷在於遏制非法囤積現金和跨境投機活動，並配合推進貨幣體系整頓。該舉措在短期內對現金流通結構產生了明顯影響，但由於舊鈔回收過於迅速，新的500至20000玻利瓦爾鈔票卻未能及時到位，導致隨後發行的高面額紙幣很快被通脹侵蝕。2018年8月，政府實施貨幣重置計畫，通過削減紙幣面額中的五個零，嘗試將新貨幣與官方推出的加密貨幣「石油幣」掛鉤，試圖重塑貨幣錨定機制、恢復價格體系的可預期性。然而，在高通脹和外部約束並存的背景下，玻利瓦爾匯率承受持續下行壓力，貨幣穩定目標未能實現。
  此外，美國和歐洲自2015年以來陸續施加的經濟制裁對委內瑞拉形成了巨大衝擊。面對內外交困，馬杜羅曾嘗試有限的讓步和變通舉措。例如，在國際調停下，他數次與反對派展開對話談判，提出過提前議會選舉、局部放鬆管制等方案。馬杜羅也一度表示願意就毒品和石油問題與華盛頓坐下來談判。但實際上，美方並未真正展現出和平解決的意願。
  「危險的先例」
  馬杜羅執政後愈發強烈的反美姿態，很快讓他成為美國政府「重返西半球」戰略的絆腳石。尤其是2025年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頒佈，更是公開恢復了門羅主義式的強硬路線，宣稱「拉美是美國人的拉美」，賦予自己對西半球事務的干預權。這一戰略被視為特朗普版「新門羅主義」（有輿論戲稱為「唐羅主義」）的宣言，其核心是以控制取代合作，甚至不惜訴諸武力來維護美國在其「後院」的主導地位。
  面對特朗普政府的施壓，馬杜羅始終保持強硬姿態。他譴責美國動輒制裁、孤立乃至軍事威脅的做法是對委內瑞拉主權的粗暴踐踏。對於特朗普政府將其描繪為「毒梟」的說法，馬杜羅更是嗤之以鼻，強調委內瑞拉並非拉美主要毒品產地，美國的做法是政治栽贓，旨在製造藉口實施軍事打擊。美國官方報告也承認，絕大部分走私毒品源自哥倫比亞等國並經太平洋路線北上。這種情況下，美國拿「毒品恐怖主義」來給委內瑞拉扣帽子，可謂欲加之罪。馬杜羅指出，美國所謂「毒品指控」根本站不住腳，其真正意圖是借反恐、禁毒之名行干涉之實。
  美國此番公然侵入別國領土綁架總統及其夫人的行徑，讓拉美地區在「反單邊軍事干預、強調主權與國際法」這一底線上出現了少見的合流。即使一些並不認同馬杜羅治理方式、長期對其持批評立場的溫和左翼領導人，也在此刻公開反對外部以武力介入委內瑞拉。巴西總統盧拉憤怒地指出，美國對委內瑞拉領土的襲擊及對其總統的「綁架」公然違反國際法，嚴重侵犯了委內瑞拉主權，讓人想起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曾經遭受的最惡劣干涉，威脅著地區和平。哥倫比亞、墨西哥、智利、古巴等拉美多國普遍認為，委內瑞拉局勢應由委人民自主決定，域外大國無權插手，更不能借過時的「門羅主義」來行使所謂「干預權」。
  美國此次對委內瑞拉動武並劫持馬杜羅夫婦的事件，在拉美引發如此強烈的反抗情緒，和揮之不去的歷史記憶有關。拉丁美洲長期以來深受美國干涉之害，對華盛頓打著各種旗號插手地區事務早已心存警惕。其實，從20世紀冷戰時期的政變陰謀到直接軍事入侵的血腥遺產，拉美幾乎無一倖免。從1954年瓜地馬拉政變，到智利1973年政權更迭，再到1983年出兵格林納達，在冷戰與地緣利益驅動下，華盛頓往往將戰略目標置於他國主權與民主進程之上。
  需要國際社會警惕的是，在多極化成為國際趨勢的今天，特朗普政府無視《聯合國憲章》，公然對主權國家動用武力，這種以實力淩駕規則、以單邊意志取代國際共識的做法，正在削弱國際體系賴以維繫的規則基礎，開啟了「危險的先例」。正如智利總統博裏奇所言：今天是委內瑞拉，明天可能就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
  （王晨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