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9日晚，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在廣東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隆重開幕。
  自1959年第一屆全運會在北京舉辦以來，全運會賽事舉辦權經歷了指定北京承辦、北上廣輪流主辦和地方申辦三個不同階段，「十五運」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歷史上第一次由三地（粵港澳）聯合舉辦。
  體育賽事組織和體育產業專家普遍認為，「十五運」的成功舉辦將推動全運會賽事舉辦權再次進化升級，得益於國家「加快落實區域發展戰略」的積極引導，全運會下一階段有望進入「區域協辦」時代。
  在2029年「十六運」由湖南省接棒後，專家預測未來可能還會出現區域聯辦的嘗試，粵港澳三地聯合承辦全運會的經驗可能推動包括京津冀、長三角、東三省、成渝等區域主體申辦全運會的熱情。跨區域、跨主體、跨部門的合作模式帶來的辦賽經驗將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大大豐富全運會的參與主體，突破單一地方經濟體量和辦賽能力的制約。
  大型賽會投入巨大，主辦城市能否從賽事盛宴中贏得長久的IP紅利，極大地影響著各地對賽事申辦的熱情。全運會的「粵港澳時刻」具有重大的實驗價值，全運會能否借由這個重要節點從「金牌圍場」轉型為「戰略抓手」，從而尋找到一條更健康、更開闊、更能彰顯賽事公共價值的新路？
  1959年的全運會團體冠軍獎金只有50元
  「激情全運會，活力大灣區」是本屆全運會的主題，賽會將於11月21日閉幕，共有1.4萬多名運動員參加競技比賽專案，還有1.1萬名群眾運動員參加群眾賽事活動。
  這樣的賽事規模在國家籌辦首屆全國運動會時是不敢想像的。1959年第一屆全運會，為避免賽事規模過大，有關方面作出了各省份參賽人員不超過400人的嚴格規定；國家財政撥款經費初步計算為600萬元，榮譽和幸福感是對運動健兒們最大的獎賞，當時奪得團體獎的冠軍隊伍也只有50元獎金。
  限於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1965年、1975年以及1979年分別舉辦的三屆全運會，均由中央指定北京承辦，國家財政撥款支持。
  從第五屆全運會開始，賽事改為北京、上海、廣東三地輪流舉辦。
  儘管早在1984年，國家體委就印發了《關於進一步發展體育運動的通知》，提出了「克服體育過分集中於國家辦的弊端，放手發動全社會辦體育」的改革思路。但全運會的賽事規模對於當時經濟尚不發達的地方省份來說，負擔沉重。第六屆全運會，廣東省僅興建廣州市天河體育中心就花費1.87億元；第八屆全運會上海興建、改建體育場館總造價達56億元；第九屆全運會廣東場館建設投入約40億元。
  第七屆全運會原本計畫在成都舉行，最終還是改為北京主辦，四川、秦皇島協辦。
  主辦地在硬體設施和組織接待上花費巨大，國家將賽事經營權下發給主辦地，甚至將賽事收益分成也饋贈給主辦地作為補貼。儘管有國家財政的強力支持，承辦地仍需要有較強的經濟實力，這也是這一階段（1983-2001年）全運會賽事舉辦權只能由北上廣輪流做莊的原因所在。
  步入新世紀，國家經濟提速，舉辦大型賽會帶來的城市經濟體量提升、城市發展進程加速，以及城市基礎設施更新，激發了各地的辦賽熱情，紛紛請求舉辦全運會。2001年，國務院批復了國家體育總局的申請，「允許有條件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申請舉辦全國運動會。」
  全運會賽事舉辦權效仿奧運會申辦模式，進入了蓬勃熱烈的第三階段——各省份申辦。第十屆至第十四屆全運會，通過申辦競逐的方式分別確定了江蘇、山東、遼寧、天津、陝西五個舉辦地。
  遺憾的是，近些年來由於經濟壓力和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響，各省份的申辦熱情逐屆退減。
  從「怎麼贏」到「為何而辦」
  打消地方申辦熱情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由於全運會激烈甚至極端化的金牌之爭，使得多年來賽事的IP價值狹窄，且受到負面新聞的嚴重拖累和損害。
  作為奧運會「簡裝版」的全運會承載了運動員國內練兵的重任，每屆全運會結束之後的團體總分和金牌總數排名也曾被視為各省份體育實力的體現。
  正因如此，坊間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國家體育總局實施奧運戰略，省（市、自治區）體育局實施全運會戰略，地區和縣體委實施省運會戰略。」為此，各省份都全力以赴、不計代價。
  在惡性競爭不斷加劇的情況下，一些體育官員也對以全運戰績衡量政績提出異議。前中國奧會副主席吳壽章為此大聲疾呼，稱全運會就像不停頓的戰車，捆綁著地方的體育行政長官。他呼籲綜合評價地方體育工作，為各省、市、自治區體育局的局長們「鬆綁」。他建議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評定地方體育工作，改變「唯全運金牌是論」的絕對化和片面性：「第一，國家利益為先的原則。舉辦全運會目的之一是培養和造就人才，『國內練兵，一致對外』，從某種意義上說，發現一個新人，比全運會上（奪得）一枚金牌更寶貴。第二，綜合實力，全運積分排名並不能完全表明一個地區的競技體育總體實力。第三，全面評價體育工作。」
  由於教練員、運動員的戶口和關係都在地方隊，在現實利益面前，他們也格外看重全運金牌。體育圈有個說法是，「國家隊管上半輩子，地方隊管下半輩子」，意思是年輕時在國家隊揚名立萬，年紀大了退役還是得靠地方隊安排工作。因此，全運會也是運動員報效地方政府和地方體育局、為自己掙養老資本的時候。
  為了激發運動員的鬥志，各代表團曾以重金懸賞。在第十屆全運會上，冠軍獎金最低的為15萬元，最高的已經達到40萬元，除去獎金之外，還有住房、就業等各方面的獎勵和優惠。一些在金牌榜上沒有競爭力的省份，對銀牌、銅牌選手也給予重獎，以期在總積分上能有所突破。
  一位地方體育局官員稱，全運獎金已經成為地方財政不能承受之重，除冠軍運動員之外，「冠軍教練、專案中心、輸送單位都有直接獎勵，一個全運會下來，哪個省沒有幾百萬的獎金開支啊！」
  但是，在「粵港澳」十五運的官方網站上，找不到由官方發佈的、對各代表團進行排序的「金牌榜」。自2017年第十三屆全運會首次取消獎牌排名以來，官方態度的轉變引導社會各界更全面地看待體育的價值。
  國家體育總局通過取消金牌榜、改革評價體系等措施，努力讓體育回歸其本質。隨著近年來群眾體育的興盛，人們欣喜地看到「村超」、「蘇超」等民間體育賽事創造出一個更豐富、健康的體育價值觀。
  在文體旅結合的潮流之下，全運會獲得了許多新的價值維度，而不僅僅只是金牌、獎牌和總分排名。
  誰的全運會？
  自2021年廣東、香港、澳門獲批聯合承辦「十五運」以來，三地堅持「綠色、共用、開放、廉潔」的辦賽理念和「簡約、安全、精彩」的辦賽要求，努力打造每個人都能參與、都能享受的體育盛會。
  服務於「奧運爭光計畫」的全運會曾是一個高度精英化、以選拔和檢驗頂尖運動員為首要任務的「國家體育機器」。在亞洲範圍內，與我們的全運會形態較為相像的是韓國的全國體育大會。由於耗資巨大和過度行政化，韓國方面已於2024年停辦了全國體育大會，將資金直接用於全民體育推廣和青少年體育發展。
  突出普通人而非競技精英人群的宣誓儀式，傳遞著深刻的體育教育理念——體育的終極目標，不在於刹那的勝負，而在於塑造一種「永不退役」、堅韌積極的人生態度。
  結合我國國情和近鄰經驗，全運會治理模式能否在「粵港澳」時刻之後繼續更新，當體育與文旅結合成為大勢，能否創建一個新的「全運價值指數」，用來衡量它對經濟、文化和社區的真正影響？正在「十五運」一線調研的北京體育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劉亞平接受了《南方人物週刊》的專訪——
  南方人物週刊：「粵港澳」聯辦對於今後區域聯辦大型賽會有何示範意義？一個跨區域的、市場化的運營實體是否可行？破局點在哪里？
  劉亞平：破局點的核心在於我們怎麼看待全運會，全運會究竟是全民的運動會還是全體體育行業的運動會。
  我們辦賽的重點是服務於全體人民觀賞比賽，參與到大型賽事的各項文化活動中，促進文旅商融合，還是以全體體育人的目標任務為引領，以訓練競技的成果表現作為核心，這是破局的關鍵點。
  「粵港澳」聯合辦賽是一個非常好的嘗試，把體育賽事與城市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大灣區文化、經濟等結合在一起，促進了文體旅商的融合，也促進了體育生活方式的推廣。「十五運」是體育人和大眾共同推動體育盛會的一次展示。
  南方人物週刊：未來我們應該如何定義一屆全國運動會的成功？
  劉亞平：在「體育錦標主義」導向下，所謂的成功自然就是金牌的數量和全運會積分。在今天，通過體育賽事的舉辦，促進文體旅商融合發展；帶動大眾觀賞賽事、參與賽事，塑造屬於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最終讓體育、健康、幸福、活力真正成為一個城市、一個區域現代化發展的要素，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成功。
  南方人物週刊：全運會能否超越勝負，成為一個強大的文化IP？
  劉亞平：全運會社會影響力大、群體覆蓋面廣，它具備成為一個IP的巨大潛質，但必須形成全方位的體育文化互動、進行可持續傳播才能形成。
  南方人物週刊：賽事終會結束，舉辦地如何能將短暫的賽事紅利，轉化為長久的遺產和影響力？
  劉亞平：如果僅僅把全運會視作體育行業的成果展示，對於舉辦地而言，它就難以形成一個長期的發展目標。大賽後能夠留下真正的文化遺產，把短期的紅利轉變為長期的發展推動因素，關鍵在於全運會如何定位，如果是一個真正屬於全民的運動會，那就形成了各方共同推動的聚合體，可以創造出持續共贏的結果。
  我正在廣東省雲浮市做一線調研。雲浮在廣東是經濟上相對落後的一個城市，他們選擇了曲棍球運動作為城市傳播的突破口，聚焦長期目標，打造曲棍球世界之城。
  中國女曲在巴黎奧運會上拿了一塊銀牌，雖然這個專案在中國的普及程度和市場化程度都還不夠高，但它在歐美影響力很大。雲浮市通過全運會曲棍球賽事的承接，建立了曲棍球賽事運營的長期發展目標——包括作為國家曲棍球隊和一些省市專業隊冬季集訓基地、舉辦曲棍球的各級各類賽事、申辦世界大賽等系列舉措，將曲棍球打造為當地的文化標誌，從全運賽事的短期紅利變成了一個長期可持續的城市發展紅利。
  （徐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