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世界被演算法扭曲後再交給孩子」
  2025年12月10日，澳大利亞成為全球第一個正式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主流社交媒體平臺的國家。經過一年多的國會審議和辯論，這項名為《線上安全修正案（社交媒體最低使用年齡）》的法案被聯邦政府宣佈正式生效。
  從這一天起，澳大利亞16歲以下的青少年不得在主流社交媒體平臺上註冊或持有帳號，包括Facebook、Instagram、TikTok、Snapchat、YouTube和X等。這些平臺被要求採取「合理且有效」的年齡驗證措施，阻止未滿16歲的用戶註冊和使用服務。違規的平臺將面臨最高4950萬澳元（約合人民幣2.4億元）的民事罰款。
  這一禁令在全球範圍內尚屬首例，當各國仍在圍繞「如何管理青少年與社交媒體的關係」反復拉扯時，澳大利亞率先在這場紛繁複雜的多方博弈中按下了暫停鍵。幾乎已經成為全人類生活日常的社交媒體，在澳大利亞迎來了首個國家法案級別的使用禁令。澳大利亞的禁令被視為「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引發世界範圍內的相關討論，包括丹麥在內的不少國家，也在考慮跟進。
  這項禁令的謀劃由來已久。近年來，澳大利亞圍繞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公共討論持續升溫。官方數據顯示，過去10年，澳大利亞青少年焦慮和抑鬱症狀的報告比例顯著上升，社交媒體作為高風險誘因之一被反復點名。
  澳大利亞網路安全委員會（eSafety）在多份報告中指出，演算法推薦機制、內容成癮設計以及網路暴力，對未成年人的心理發展構成系統性風險。與以往「家長監管」「學校教育」的軟性建議不同，這一次，政府選擇了立法。而推動法案的關鍵力量，並非來自某個黨派的意識形態主張，而是一個在澳大利亞社會迅速形成共識的判斷：社交媒體帶來的青少年問題已經很嚴重，僅靠個體和家庭難以應對。
  在議會層面，這項法案獲得了跨黨派的支持。在社會層面，家長組織、心理健康機構、部分教育工作者形成了罕見的合力。「我們並不是反對孩子接觸世界，而是反對世界被演算法扭曲後再交給孩子。」一位參與政策諮詢的家長代表這樣概括他們的立場。
  相比之下，科技平臺的反對顯得謹慎而克制。他們更多強調「執行難度」「隱私風險」，而非直接否認社交媒體的潛在傷害。
  最終，這項法案在相對有限的拉鋸中於2024年11月29日在澳大利亞聯邦議會被迅速通過。
  禁令生效前被告違憲
  法案生效後，在澳洲社會各界引發了新一波討論。支持者認為，這是一道為青少年撐起的防護屏障；反對者則擔憂，其效果在執行和社會適應層面可能大打折扣。
  政府則強調，責任主體在於平臺，而非家長或青少年本人。政策的初衷，是通過規範平臺行為，為青少年創造相對安全、可控的網路環境，緩解他們在數字世界中可能遭遇的心理和社交壓力。
  在「大人們」眾說紛紜之際，法案的直接影響對象之一，澳洲的青少年們，也已分裂出清晰的陣營。
  16歲的克萊爾對《南方人物週刊》表示，她支持對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進行限制。「我覺得（法案的影響）總體來說是好的。我認為對社交媒體做一些限制很重要，因為社交媒體確實有很多負面影響。尤其是對16歲以下的人來說，他們很難控制自己會接觸到什麼內容。」
  克萊爾說，自己小學時並沒有手機，直到上高中之前都不被允許擁有自己的手機。與朋友的交流更多發生線上下，「在我上小學的時候，大部分同學都住在隔壁街區，我只需要走過去敲門就能一起玩，所以其實影響不大。」她也談到，「身邊很多同學都很沉迷社交媒體。但我覺得一旦開始投入其中就很容易上癮，很難抽身。」
  跟克萊爾就讀同一學校的芬恩今年17歲，對法案也表達了類似看法。在他看來，晚一些接觸技術，讓人更有能力分辨和抵抗成癮機制。「我非常支持（社交媒體禁令）。我自己也是到了上高中才有手機，現在回頭看，我非常慶倖父母當時做了那個決定。因為我有很多朋友小時候就有手機，他們從小就被社交媒體深深影響，甚至可以說是『活在』社交媒體裏。我自己雖然現在也有點上癮，但至少不是從很小就開始的。所以我覺得禁令能幫助孩子們避免那麼早被吸引進去。」
  而同樣作為被法案保護的青少年，與克萊爾和芬恩持不同觀點的另一方，則採取更激烈的行動提前表明了態度。
  2025年12月4日，在禁令正式生效前，澳大利亞高等法院確認受理一起憲法訴訟。原告是兩名15歲的青少年——諾拉·瓊斯和梅西·內蘭。他們將澳大利亞總理及聯邦政府告上法庭，認為這項禁令侵犯了澳大利亞憲法中隱含的「政治溝通自由」。
  他們認為，社交媒體不僅是娛樂工具，也是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管道。禁令可能在事實上剝奪未成年人參與社會討論的權利。高等法院確認，該案將於2026年年初進入實質審理階段。在此期間，禁令仍將按計畫執行。
  此外，禁令的擠出效應已經開始顯現，部分澳大利亞16歲以下用戶開始轉移陣地。在未被納入禁令的跨國媒體平臺「小紅書」上，一個主頁標注年齡15歲的澳大利亞IP帳戶在禁令正式生效的新聞帖下評論說：「我真的他X的想去死，這些（平臺）是我唯一的支持系統（support system），而現在我被切斷了與它們的聯繫。我真的受夠了。」
  「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孩子，而在平臺」
  有專家認為，社交媒體平臺過去20年所做的，實質上是一場「未經倫理審查的大規模社會實驗」。而禁令所釋放的，不僅是保護未成年人免受即時有害內容侵擾的信號，更是對以「注意力經濟」為核心的全球平臺商業模式的一次直接挑戰。
  「我把這項政策視為一個不斷增長的、主要來自基層的社會運動的一部分——人們正在逐漸意識到科技平臺的力量，以及其產品本質上的『毒性』。」墨爾本大學國際知名的媒介理論學者與數字社會研究專家、社會與政治科學系教授羅伯特·哈桑（Robert Hassan）對《南方人物週刊》表示。
  哈桑從學術與公共批判的雙重視角指出，過去二十年，社交媒體平臺在缺乏有效倫理和監管的空間裏，以「實驗者」的姿態重塑全球社會，而這次政策的出臺，則是社會與政治對長期忽視的一次集體反擊。哈桑認為，平臺造成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嚴重，某個國家政府站出來採取行動只是時間問題——這不僅反映了民眾的情緒，也反映了全球無數家長的擔憂。
  「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孩子，而在平臺。它們本身已經非常不受歡迎，但依舊靠『成癮機制』賺錢，而這些機制讓數以百萬計的兒童和成年人變得不快樂、孤立、抑鬱、憤怒——且這些情緒和狀態的規模與強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哈桑說，「但政府在面對科技巨頭時，仍然缺乏足夠的信心去迫使它們改變商業模式。」而這恰恰是禁令無法回避的局限性，「單純的禁止往往難以奏效，真正要動的是平臺的商業模式。」
  國家心理諮詢師、精神分析師徐薇則對澳大利亞「16歲以下社交媒體禁令」的心理學和實踐意義進行了深入分析。她認為，監管不是為了剝奪經驗，而是在關鍵的成長窗口提供一個相對「潔淨」的環境，讓青少年在真實的人際互動和實際經驗中形成判斷力，而非過早被商業化注意力模式改造。
  徐薇長期跟蹤關注青少年群體心理問題，有多年的一線實踐經驗。在她看來，澳大利亞此次立法把16歲作為分界點「具有一定的生物和心理學依據」。她解釋道：「多數青少年在16歲前後完成了從兒童向成年過渡中最劇烈的生理變化。心理上，青春期帶來的情緒波動在這時趨於穩定，底層的是非觀也在逐步形成。」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看，減少過早、無節制的社媒暴露，有助於保護青少年價值判斷的形成和與現實世界聯結的穩固。
  但政策能否產生良效，最終要在家庭和學校的實踐中得到驗證。作為心理諮詢師和家長，徐薇認為，家庭教育在數字時代要相應調整職責邊界：既需要一定的邊界設置（規制使用的時間、篩選平臺），也要有陪伴和對話的長期投資。監管只是工具，陪伴和引導才是長期有效的教育策略。
  「總的來說，我並未成為孩子使用社媒的監督者和管控者。我們是一起通過社媒認識世界、瞭解社會事件和更多不同人的夥伴。共同經歷各種來自社媒的風潮，當需要成年人用自己的經驗分辨和把關時，能確保站在孩子身邊就好。」徐薇說。
  而從青少年發展的角度看，社交媒體禁令的影響並不只是「減少使用時間」那麼簡單。墨爾本大學教育學院青年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付俊接受《南方人物週刊》專訪時指出，將社交媒體註冊年齡統一推遲至16歲，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演算法驅動內容所帶來的成癮風險，以及定制化資訊可能對未成年人造成的影響，但「一刀切」的政策本身也存在隱憂。
  付俊認為，強制性禁令可能將部分青少年推向監管更為寬鬆、風險更高的小眾平臺，使其暴露在更不安全的數字環境中；同時，這一政策過度強調社交媒體的負面效應，卻忽視了其在現實中已成為許多青少年維繫社交關係、獲得同伴支持和建立歸屬感的重要管道。對於部分處於弱勢或邊緣位置的青少年而言，線上空間甚至可能是其為數不多的支持系統。
  付俊指出，推遲社交媒體使用不應被視為解決青少年問題的萬能解藥，而應被理解為一套綜合治理的起點：包括為未成年人提供更安全、適齡的數字環境，加強學校層面的數字和媒體素養教育，並通過社區和公共設施，為青少年創造更多可替代的線下參與空間。否則，單純延遲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反而可能削弱他們適應社交媒體環境並承擔相應責任的能力。
  平臺與公共空間的重塑
  在法案立法的過程中，澳大利亞政府已為涉事的社交媒體平臺留出了約一年的過渡期，要求它們在禁令正式生效前完成年齡驗證、家長同意機制，以及未成年帳戶下線等技術與合規準備。
  雖然政府希望通過「一年過渡期、分階段督促整改」來有序推進法案落地，但在具體執行上，各平臺的推進速度與公開的溝通節奏並不完全一致。
  Meta旗下平臺和TikTok一方面配合政府完善年齡驗證和家長同意流程，另一方面在公關口徑上淡化「禁令」的措辭，轉而強調「幫助澳大利亞家庭更安全地使用社交媒體」。
  X則是最後一個公開表態將按法律切斷未成年用戶訪問的社交平臺，並在聲明中強調，這是「法律要求，而非公司自願選擇」。
  各平臺對未成年用戶及廣告業務的依賴程度不同，也導致調整策略存在輕重緩急：有的提前數月就開展測試，有的直到禁令生效當日才集中下線部分帳戶，整體呈現出「合規為主，降噪為輔」的態勢。
  值得肯定的是，澳大利亞的這一行動若能在實踐中找到一條相對可行的路徑，其意義將不僅限於本國，也可能會成為其他國家借鑒或調整本國相關政策的風向標和參考點。羅伯特·哈桑對此評價：「政策能否成功，不只是立法本身，而在於執行能力、公眾參與和平臺配合。這是一場文明的博弈——演算法與人性、商業與公共利益的博弈。我希望這次政策不是象徵性的表態，而是能成為改變平臺商業模式的開端。」
  禁令生效前後多家社交媒體股價的連續下跌，或許只是一系列影響的開始。科技巨頭們可能將意識到，一旦有其他國家效仿，演算法、推薦系統和成癮機制等方面都將出現極大變化。
  但也不可低估澳大利亞禁令可能帶來的反作用力。各大社交媒體平臺很可能會積極施展遊說、訴訟、技術規避等各種手段，行業和用戶也會分化出不同的利益團體。在這種拉鋸中，政策成敗往往取決於三股力量的相互作用：政府的政治意願和技術認知、公眾的持續關注和協作，以及學界和社會組織提供的可行的替代方案。
  總體來看，澳大利亞的社交媒體禁令不僅針對社交媒體平臺，也是對科技拜物教的一次警示：技術再強大，人類仍需保持自主判斷，不讓創造物支配自身發展。家長、教育者、政府和社會共同亮劍，不是對科技的拒絕，而是文明對技術的約束嘗試——澳大利亞成為這一行動的起點，其後續走向和效果，將是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教育者和家庭關注的焦點，這或許會成為全球數字治理的重要分水嶺。
  （蔡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