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巴裏•諾頓(Barry Naughton)在其著作《中國產業政策的崛起》中，打破了一個流行的誤區：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崛起從—開始就是嚴密產業政策推動的結果，但事實並非如此。
  「在快速落實事情這件事上，中國從不妥協。」
  小紅書上，一組德國鐵路的視頻火得出圈：列車晚點到沒譜、座次預訂形同虛設、空調說壞就壞，甚至車廂順序都能突然顛倒，亂成一鍋粥。來自上海的中文教師李女士(化名)計畫今年赴德旅行，她盯著這些視頻，心裏五味雜陳——好笑又不安。她回憶道，父親曾是留德學生，從小到大，耳邊聽得最多的，就是父親對德國「精准高效」的連連誇讚。
  可現在，李女士難免犯嘀咕：自己去德國，恐怕要體驗一把和父親口中截然不同的場景，尤其是和中國高鐵一對比，差距更是肉眼可見。在上海，高鐵分秒不差准點發車，锃亮的金屬外殼一塵不染，行駛起來幾乎聽不到噪音；清潔人員趁著停車間隙快速擦拭車廂，乘客掃個二隹碼點份零食，很快就能送到座位上，便捷又貼心。
  精准、速度、不服輸的增長意志——這些曾被視作德國專屬的美德，如今卻成了中國的鮮明標籤。短短幾十年間，中國建成了長達約5萬公里的高鐵網路，織就了一張貫通全國的「速度大動脈」；而另一邊的德國鐵路，本周剛官宣一條尷尬消息：漢堡至柏林段的ICE線路修繕工作，因「冬季天氣」原因無限期推遲。一邊是突飛猛進，一邊是步履蹣跚，對比之下格外刺眼。
  李女士夏天即將開啟的赴德之旅，和德國聯邦總理默茨的行程恰好相反。這是默茨首次以總理身份訪問中國，按慣例，各國官方通常會向國賓展示最光鮮的一面，但在中國，這其實大可不必一因為這片土地上的實幹與活力，根本無需粉飾。
  如今在上海、深圳、成都這些城市工作生活的人，都能真切感受到：這是一個沉迷「實幹」、拒絕內耗的國家。工廠能在幾個月內拔地而起，初創企業能以驚人速度規模化擴張；在歐洲要填滿滿一疊檔夾、耗上幾個月甚至幾年才能拿到的審批，在中國幾天內就能塵埃落定。儘管中國部分地區仍有貧困，但在多個關鍵領域，早已悄悄超越了德國，甚至整個西方。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2025年12月更新的「關鍵技術追蹤報告」，給出了最直觀的證明：中國在所研究的絕大多數關鍵技術領域，穩居全球研究領先地位。具體來說，在74個關鍵技術領域中，中國有66個領域的科研論文發表量位居世界第一，涵蓋核能、合成生物學、雲計算、生成式人工智慧（AI ）等多個核心賽道。
  反觀德國，在所有學科中都沒能拿下「冠軍」；即便是歐盟整體，也僅在4個領域處於領先。要知道，本世紀初，中國領先的關鍵技術領域還不足5%，短短二十多年，實現了從「跟跑」到「領跑」的跨越式逆襲，這樣的速度，震驚了整個西方。
  來自巴登-符騰堡州的家族企業依必安派特（EBM-Papst）中國區負責人托馬斯•尼恩伯格，對此深有體會。這家企業自1996年起進入中國，在多個城市佈局業務；尼恩伯格會說流利的普通話，娶了中國妻子，在中國深耕了約20年，對中國的發展模式瞭若指掌。他直言：「在快速落實事情這件事上，中國從不妥協。」在他看來，德國經濟有時太缺乏務實精神和執行速度，而這些品質，在日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變得越來越重要。
  消費品製造商漢高（Henkel）的首席執行官卡斯滕•諾貝爾，也持有相似的觀點。這家總部位於杜塞爾多夫的企業，在中國有20多個生產和行政基地，雇傭了4000多名員工。在諾貝爾眼中，速度是中國領先歐洲的關鍵：「在這裏，戰略決策能以最快的速度轉化為具體行動，工業專案或基礎設施的審批，通常只需幾個月，而非歐洲的幾年。這種速度和時間表的可預測性，對企業來說是巨大的區位優勢。」
  諾貝爾補充道，中國並非沒有監管和官僚主義，但執行起來更加務實：「中國的政府部門，更多地把自己定位成經濟發展的推動者，而不是單純的管理者。」更難得的是，中國在追求速度的同時，還能對產業和創新政策進行長期規劃。「中國會明確定義未來的核心領域——比如電動汽車、電池技術、可再生能源、人工智慧，然後針對性地調整國家監管、資金扶持和靠礎沒施建設方尚。」諾貝爾說，這種精准佈局，讓投資更有針對性，人才培養更貼合需求，企業聯盟也能快速形成合力。
  中國如何規劃與執行
  要想真正理解北京的規劃如何落地到企業層面、轉化為具體管理決策，就必須深入拆解中國體制的運行邏輯。
  美國經濟學家巴裏•諾頓（Barry Naughton ），就是深耕這一領域的權威專家。諾頓在其著作《中國產業政策的崛起》中，打破了一個流行的誤區：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崛起從一開始就是嚴密產業政策推動的結果，但事實並非如此。直到本世紀初，中國的發展仍以去中心化、地方競爭為主，同時通過合資企業引入外國投資者——大眾集團就是最好的例子，幾十年來，其桑塔納、帕薩特等車型，幾乎定義了中國街頭的汽車風景。那時的北京，雖然會設定宏觀目標，但很少直接干預企業運營。
  諾頓發現，2000年代早中期，中國的發展出現了激進轉折；2012年之後，產業政策更是成為「一把手工程」，與國家安全、地緣政治競爭緊密綁定。中國的目標不再是單純做「世界工廠」，而是要擺脫技術依賴，成為全球技術領導者。
  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SEI）計畫，從此成為引領中國發展的核心抓手，明確了電動汽車、生物技術等未來賽道的發展方向。這些計畫起初規模宏大，受地方政府影響較大；直到11年前「中國製造2025」等更密集、更精准的計畫推出後，發展方向才更加聚焦——目標是讓中國在機器人、半導體、飛機製造、電動出行、高端機械製造等關鍵工業領域，實現更高的自主性和全球競爭力。
  在諾頓看來，政府支持的投資基金，是中國產業升級和技術突破的核心力量。這些龐大的「資金池」，到2020年帳面目標規模已達到約11.3萬億人民幣（約合1.6萬億美元）；而在2014年底，這一數字還只有幾千億元人民幣，主要集中在資助國內半導體生產的「大基金」（積體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等先鋒基金上。此後幾年，國家和地方層面陸續設立了數千個類似基金，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的資金扶持體系。
  不僅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是科技和產業發展的核心，深圳、武漢、杭州、南京等城市，也都擁有數十億規模的專項基金，再搭配稅收優惠、租金補貼、戰略合作等政策，形成了強大的產業吸引力。比如距離上海兩小時車程的杭州，像Deepseek 這樣的人工智慧初創公司、宇樹科技（Unitree ）這樣的機器人企業，都從當地的扶持政策中獲益良多。
  這些產業基金的調控方式十分多元:發起者通常是國家部委或省政府，負責提供資本並委派管理層；管理層則有針對性地選擇戰略領域內的優質企業和專案進行投資扶持。政府通過直接投資、股權持有、稅收減免、補貼貸款、隱性擔保等多種方式，為那些高風險、但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專案，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杠杆和發展保障。
  不過，被稱為「大基金」的國家積體電路基金，也暴露了中國產業政策的局限性。該基金的目標是建立資本密集型的半導體生產體系，幫助中國半導體企業快速規模化發展，為此，它投資了半導體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從晶片設計、製造，到測試、封裝，還通過戰略性收購、股權持有（比如投資上海晶片製造商中芯國際）等方式，推動產業整合。
  儘管投入了巨額資金，但中國的半導體技術目前仍未達到全球領先水準。中國面臨的困境十分現實：流入半導體領域的資本越多，美國、歐洲等地緣政治對手的警惕性就越高，出口管制也越發嚴格——比如荷蘭阿斯麥的光刻機，就被限制向中國出口，這直接阻礙了中國獲得最先進的晶片生產能力。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半導體產業仍將落後於中國臺灣地區、韓國的競爭對手。
  儘管存在這樣的局限，中國的獨特優勢依然十分明顯：在執政黨的領導下，政治與經濟在各個層面實現深度綁定，即便是私營企業，黨支部也發揮著重要的引導作用。此外，軍民融合戰略的推進，讓民用技術與軍事應用被有針對性地結合起來——這種模式，幾乎沒有其他國家能以如此大的規模推行。
  不過，諾頓也提醒，不要過度美化中國的戰略引導模式。雖然這些規劃雄心勃勃，但也容易出現資源誤配、產能過剩、腐敗等問題，這是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挑戰。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財政學家馬蒂亞•蘭多尼(Mattia Landoni)寫道，中國的特色，「並非規劃本身的存在」——畢竟，規劃在其他國家也很常見，德國和歐盟也會通過預算計畫、聯盟協議等方式進行規劃。中國真正的優勢，在於政治穩定性和制度執行力：能夠出臺一份統一的宏觀經濟計畫，並且「具備足夠合理的預期，能夠在多年間指導部委、省份和企業協同推進」。
  而中國體制的這一優勢，恰恰是最難轉移到歐洲，尤其是德國的。在德國這樣的民主國家，如果執政的民主多數發生變化，之前的長期規劃原則上也可能被推翻一一這正是民主制度的特點，也是其在長期戰略執行上的短板。
  事實上，歐洲的長期規劃，往往不是因為執政者的更替而失敗，而是因為「光說不練」一做出的決定無法得到有效貫徹執行。比如，德國曆屆聯邦政府都曾嘗試推動公共行政數字化，但這些計畫最終都不了了之，成為「紙上談兵」。
  中國——對外的榜樣？
  中國的經濟成功，徹底改變了它在世界舞臺上的形象。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和牛津大學聯合開展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尤其是在南非、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越來越多的人將中國視為值得加強合作的盟友。而在特朗普政府政策變幻莫測的背景下，人們不禁會問：在與美國總統打交道、維護自身利益方面，中國是否也能成為歐洲的榜樣？
  去年四月，特朗普試圖對其主要貿易夥伴徵收高額關稅，面對這種霸淩，歐盟選擇了迅速屈服；而中國則保持強硬態度，對美國的每一次升級行動都予以對等反擊，直到特朗普最終選擇讓步。
  在格陵蘭危機中，歐盟也採取了類似中國的自信路線，最終，特朗普在達沃斯論壇上，撤回了此前關於武力威脅和懲罰性關稅的言論。這不禁讓人思考：學習中國，是否意味著學習如何在外交政策中佔據主動、嬴得優勢？
  當然，中德、中歐之間，在基本國情、政治體制上存在著無法調和的差異，完全照搬中國的外交模式，對歐洲來說並不現實。儘管如此，德國國內依然有不少聲音，呼籲深化與中國的合作。比如馬塞爾•弗拉茨舍爾，他在領英上發文表示：「歐盟——尤其是在德國的強力支持下——是時候與中國建立緊密合作，共同對抗特朗普的單邊主義了。」
  這種呼籲，恰好契合了中國的敘事邏輯。中國一直努力將自己塑造為「可靠的合作夥伴」，與特朗普政府反複無常的政策形成鮮明對比，以此吸引更多國家與自己合作。如今，中國正日益將自己的發展模式、體制優勢視為「出口商品」，這對西方民主社會來說，無疑是一項挑戰。
  「歐洲既不能將中國浪漫化，把它塑造成完美無缺的榜樣；也不能將其妖魔化，一味否定中國的成就。」多年擔任中國歐盟商會主席的中國問題專家約格•武德克(Jorg Wuttke )，給出了理性的建議，「不向中國學習的人，終將被時代淘汰；而只押注中國、忽視自身問題的人，也同樣會失敗。」
  在對外貿易政策上，歐洲其實可以借鑒中國的思路，甚至反轉中國的博弈規則——將合資企業作為外國企業進入歐洲市場的先決條件。貿易經濟學家馬林表示：「中國人非常聰明地利用合資企業，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縮小與西方的差距，這是一種非常高明的產業政策。」
  馬林建議，現在是歐盟反轉這一工具的時候了：「我建議歐盟要求進入歐洲市場的中國企業，建立持股比例50:50的對等合資企業，並且規定合資企業中中國專業人才的占比不低於20%、不超過30%，這樣可以讓歐洲工程師有更多機會，向中國學習先進技術。」
  向中國的「工程師國家」學習
  如果歐洲真的釆納這樣的建議，那就意味著一場令人震驚的角色互換：曾經的「老師」歐洲，將變成中國的「學徒」。而這種角色互換，在日本濱松市已經成為現實。這座日本工業城市裏，鈴木前總工程師望月英二(Eiji Mochizuki)，正在帶領團隊拆解中國電動汽車，他的使命只有一個：查明中國汽車製造商，為何能在技術上追趕得如此之快。
  望月英二對中國電動汽車的拆解分析，得出了一個明確的結論：「中國的生產技術，應該成為全球行業的基準。」他指著桌子上擺放的比亞迪電驅零件，拿起其中的電機定子外殼解釋道：「寶馬、梅賽德斯這些歐洲車企，還在釆用單獨鑄造的方式生產這種外殼，而比亞迪釆用了一種更簡單的擠壓工藝一一鋁材通過模具擠壓成型後，再進行切割加工。這種工藝不僅能顯著降低成本，性能卻與鑄造工藝相當。」在望月英二看來，這正是中國務實工程學方法的典型體現——不追求複雜的技術噱頭，只追求高效、低成本、高性能。
  望月英二的觀察，與工程諮詢專家馬庫斯•根茨(Markus Gentzsch )的經驗不謀而合。根茨曾在西門子汽車、大陸集團工作了九年，後來成為獨立顧問，常年在中國、日本、印度等地奔波。談到中國汽車產業的發展，他感慨道：「小米只用了三年時間，就幵發出了一款電動汽車，現在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保時捷——無論是品質、性能參數，還是價格，都極具競爭力。」
  在根茨看來，中國汽車製造商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務實的容錯文化。「在中國企業裏，如果出現問題，大家不會先互相指責、追究責任，而是立刻想辦法解決。」根茨說，「很多時候，員工會在週末加班加點，到週一就能拿出完整的解決方案，這種高效的糾錯能力，非常難得。」
  第二，極速的開發節奏。中國汽車製造商推出新車型的時間，通常不到兩年，還不到西方競爭對手的一半。為了實現這種速度，中國企業釆用了「快速失敗」的模式——不怕試錯，快速迭代；同時，大量使用標準化零部件，減少研發成本和時間；借助高強度的虛擬原型開發和AI仿真技術，提升研發效率；此外，員工漫長的工作時間，也為快速開發提供了支撐。
  第三，智能的零部件選擇。中國製造商在本土市場，會使用更便宜的「消費級」零部件，最多可節省50%的成本；但在出口產品上，會嚴格遵循更高的標準——因為他們清楚，一旦出口劣質產品，就可能失去出口許可證，得不償失。這種「因地制宜」的策略，既保證了本土市場的性價比優勢，又維護了海外市場的品牌形象。
  對於陷入瓶頸的德國汽車工業來說，中國就像是一劑「抗衰老良藥」。寶馬正與中國高科技企業Momenta 合作，開發自動駕駛軟體；大眾則聯手北京初創公司地平線(Horizon Robotics )，為中國市場開發自動駕駛晶片。巴伐利亞供應商偉巴斯特(Webasto )的CEO約格•布海姆直言:「我們的目標，必須是將中國的速度，與歐洲的品質標準相結合。去掉不必要的複雜性，只在軟體、設計、客戶體驗這些核心價值點上實現差異化，才能在全球競爭中立足。」
  中國企業的開發速度，還得益於其高等教育體系培養的海量技術人才一這些人才的專業背景，與中國的產業政策目標高度契合，為產業升級提供了堅實的人才支撐。
  根據中國教育部的數據，2025年，中國有大約1220萬大學畢業生湧入勞動力市場，創下歷史新高。其中，估計有三分之一的畢業生，獲得的是工程類或技術相關專業學位——這意味著，中國每年都會新增約400萬技術背景的人才，充實到各行各業。相比之下，據《福布斯印度〉報導，人口規模與中國相近的印度，每年的工程類畢業生約為150萬人，僅為中國的三分之一。
  這種人才優勢，深深紮根於中國的教育文化之中。與德國不同，職業培訓在中國的地位相對較低，大多數父母都會投入大量的金錢和時間，讓孩子參加補課、假期學習營，只為讓孩子能考入最好的大學，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像浙江大學這樣以技術為重點的高校，在全球排名中不斷攀升； STEM學科（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而人文科學則面臨更大的「自證價值」的壓力——必須證明自己對社會、對經濟的貢獻，才能獲得更多的資源和關注。
  這種對技術人才的重視，從家庭層面就開始了。來自上海的家長倪濤（音譯），有兩個上小學的兒子，他明確表示，希望兒子們將來能選擇技術類專業。倪濤本人曾是一名記者，學的是政治學一一他自嘲道，這是「一個憑愛好選擇的專業」，在現實中「用處不大」。儘管他個人對這種被稱為「內卷」的高強度學習文化持批評態度，但他也坦言，自己無法擺脫這種壓力，因為「大家都在拼，不拼就會落後」。
  國家層面，也在積極引導人才培養方向。去年，北京市率先為中小學生引入了人工智慧必修課，讓孩子們從小接觸前沿技術；各大高校也紛紛開設AI相關課程，從基礎知識普及，到醫療技術、智能製造等特定行業的專業課程，形成了完善的AI人才培養體系。這背後，是高校之間的激烈競一為了獲得國家資金支持和公眾關注，高校必須緊跟國家產業政策，培養市場急需的人才。
  正因為如此，中國也在加大對海外華裔人才的招攬力度，尤其是那些在矽谷工作、但因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而感到不安、想要離開的人才。去年，中國國家領導層啟動了所謂的「K簽證」，簡化技術人才的入境和居留手續，吸引他們回國創業、就業。
  向中國學習也意味著：不向中國學習
  馬克西米利安•布特克（Maximilian Butek）直到最近，還是德國海外商會華東區負責人。他在中國工作了七年，先後在廣州、長三角地區和上海任職，對中德合作有著深刻的理解。今年一月底，他離開上海前往南非，臨行前，他給德國企業提了一個建議：「與中國合作，要基於利益進行談判。中國人期待對方清晰地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而不是誇誇其談、空洞表態。」
  布特克認為，隨著中國自信心的不斷提升，這種「務實談判」的策略，變得越來越重要。七年前，中國合作夥伴見到德國同事，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想向你們學習」；而現在，他們會直接問「你們能提供什麼」——這種語氣的變化，背後是中德之間力量對比的悄然逆轉。
  儘管如此，中國依然離不開歐洲市場，中國的機器、汽車、飛機等產品中，仍大量使用德國、歐洲和美國的零部件。因此，中國在與歐洲，尤其是德國打交道時，既有很多可爭取的利益，也有很多可能失去的東西，雙方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
  因此，向中國學習，並不意味著要複製中國的發展模式，更不意味著要重複中國犯過的錯誤。歐洲應該做的，是汲取中國的成功經驗——那種追求速度的決心、改變現狀的意願、對全面數位化的渴望、科學的戰略規劃，以及嚴格的執行力。這些品質，正是目前歐洲所缺乏的，也是歐洲擺脫困境、實現復蘇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