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後,已經離休的北京軍區保衛部長張德斌說:那時真怕出事。安全一出問題,就不好交代了。
其實讓毛澤東見一次群眾很困難的。天安門上走一趟看不清,下天安門城樓,又怕出事情。蘇聯的列寧在1918被槍擊的教訓還不夠深刻嗎?
可是毛主席一定要見紅衛兵,工作人員發動起來,找了很多地方,都不合適。其實,組織工作是很不容易的。雖然是延續北京市歷年五一十一的作法。只要一確定地點,兩個小時之內,沿途每隔10米就出現一個已經接通自來水用深藍色布圍起的臨時廁所,衛生站等一套程式等距離安排好了,組織是嚴密的、熟練的。但是,工作人員的壓力特別大,都擔心出事情,絞盡腦汁想了很多辦法。毛主席經過的沿途高層建築上都有安全哨兵,事先也進行了檢查。就是在天安門城樓上,也採取了很多措施,負責接見事宜的籌備小組叫首都工作組指揮部,設在天安門城樓上,有30多部電話通向北京市的主要機關。毛主席的休息地用屏風截開,一般人不讓進去。在天安門上的工作人員吃飯時不用下去,有人專門往城樓上送飯。更重要的是,在接見形式上每每翻新。為此,工作人員想了很多辦法。北京軍區保衛部長張德斌記得,1966年那一年接見太頻繁了,他幾乎脫離了部隊,一天到晚在搞這件事,主要是組織太費事,而且往往是一次剛弄完馬上又開始第二次。事先看地形,拿出方案,儘量讓毛主席多見一些紅衛兵,還不能出差錯。一旦出事,那可不是鬧著玩的,群眾怎麼擺?毛主席怎麼走?還有那時老有被打倒的領導,誰能上天安門,誰不能上天安門,位置怎麼排?如何見報?都要事先一一考慮周全。有一次,離開會只有十分鐘了,陳伯達還沒有到。周總理急了,發了火。到底來不來?不來,空一個位置怎麼行?怎麼向社會交代?萬一開始後來了,沒有留出位置也不行。工作人員說,打過電話,他說請帖收到了。總理說:不能光問收到沒收到,還要問到底來不來。最後沒辦法,總理說不等了,開會。這時,陳伯達笑眯眯地來了,氣得工作人員想翻白眼又不敢。
剛開始因為天安門上的攝影記者太多,好幾十人忽拉一下子就嚴嚴地圍住了毛主席,照個沒完,太亂。周總理叫保衛組審查一下,哪些人可以上去,哪些人不能上去。沒想到保衛組把毛主席和周總理熟悉的攝影記者都給刷掉了,只剩下兩個人。
毛主席要與外國人合影,身邊沒有攝影記者了,跟總理一彙報,總理火了:為什麼把他們鏟掉?不讓他們上來了?現在怎麼辦?
總理氣得一時說不出話來,趕緊臨時調人。事後總結,總理又說:不叫他們上來,有什麼理由?你保衛組長怎麼當的?光靠秘書怎麼行?第一次接見是周恩來拍的板,他說:「就安排在天安門廣場吧。」接見完後當場進行總結,各個組都向周恩來彙報。總理抓得很緊,總結完後又研究下次接見的方案。參加首都工作組指揮部的工作人員大都來自總參和北京軍區的作戰和保衛部門,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要領導吳德以及兼著北京市委秘書長的黃作珍等也參加了。
每一次接見完,天安門廣場上都要拉走一車一車的鞋子,踩爛的手錶每回都有好幾十塊。
第一次之後,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以至第八次。每一次都要根據經驗教訓,四處勘測路線,再選擇最佳的方案。在此期間,曾經選擇過東郊的首都飛機場,因為道路擁擠,不行。又選擇過動物園到香山,也是路太窄,不行,幾個地方都是出入不方便,最後決定還是以天安門廣場為主。第二次接見選擇在下午5點40分。時間變了,接見的方式也變了。為了讓更多的紅衛兵把領袖看個清楚,採取了領袖到群眾中去的辦法。這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但那時還沒有倒的三個最大的「走資派」劉鄧陶都出來了,但這時,排列發生了一些變化,周恩來之後,是陶鑄,然後是鄧小平、康生,最後才是劉少奇。領袖們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車沿著事先留好的S型通道進入天安門廣場,最前面的是前導車,由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領導同志在前面開路。毛主席在第一輛車上,他還是穿著綠軍裝。陪同他的有林彪、賀龍、謝富治、楊成武。第二輛車上是周恩來、陶鑄、聶榮臻、江青,第三輛車上是鄧小平、劉少奇,第四輛車上是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第五輛車上是葉劍英、肖華、王任重、劉志堅和張春橋。一共六輛車,緩緩繞場一周,然後毛主席登上天安門。
第二次接見紅衛兵的時間是1966年8月31日。
這一次,毛主席接見了外地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大約50萬人,正式肯定了大串連。中央決定,讓全國各地大學生的全部和中學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來,支持他們進行大串連。
如此一來,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學,都成了臨時旅館。以後,機關單位也都騰出房子讓給毛主席的客人住。北京師範大學住了很多吉林工業大學的學生,他們記得剛開始接見時秩序還好,但很快就亂了陣腳,大家都想擠到前面看看毛主席。毛主席的車一來到隊伍前,就被喊著毛主席萬歲的紅衛兵包圍了個水泄不通。學生一下子沖到車前,把後面的車給隔斷了,維持秩序的解放軍也被沖散了。解放軍奮力挽起胳膊,組成人牆。毛主席站在車中間安祥地注視著沸騰的紅衛兵。在前面的紅衛兵仿佛在夢中,不知道是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呢還是真正的毛主席本人?他們都在懷疑自己的眼睛,因為這幸福來得太突然了。
這時,站在毛主席左邊的林彪對毛主席說:「主席,請你坐下。」毛主席沒動。賀龍也說請主席坐下,他還是沒動。第三輛車上的周恩來從車上跳下來,沖到毛主席的車後,大聲說:「主席,請坐下。」這時候毛主席坐了下來,周恩來又揮動手臂大聲對紅衛兵說:「請大家讓開!讓開!」天安門城樓上也看見了這邊的形勢,江青對著話筒說:」請同志們保護首長的安全……」很快,天安門城門裏跑步出來一隊解放軍,把混亂的隊伍分開。接著又來了幾輛北京吉普,把毛主席等人接走了。有一名紅衛兵回去還沒覺得什麼,第二天一起來,感覺脊背痛得很,到醫務室一看,醫生嚇了一跳,說你怎麼受得這麼重的傷?
是不是讓人打了?他自己也奇怪,一想,才明白,昨天集中精力看毛主席,後面的人激動地用拳頭搗他的背,他竟一點也不知道。
由於這次接見比較混亂,以後接見紅衛兵,或是把人群安排在東西長安街兩側,或是由群眾遊行的隊伍通過天安門的方式。
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是在1966年的9月15日,頭一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淩晨兩點鐘工作人員在歷史博物館的小會議室開了會,由國務院的同志安排毛主席接見的具體時間、路線和方式等。會一散,工作人員就來了天安門廣場。這時候,長安街已經用白粉劃出了很多方塊,每個方塊都有一位聯絡員,負責對自己這個方塊的紅衛兵進行加強紀律的教育。要求大家不能往長安街上擁,要聽從指揮,並讓大家交出水果刀一類的危險品。等待接見的隊伍都編成了連排。
10月18日的接見不再是群眾遊行,而是在中午時分,兩列隊伍綿延在50華里的長安街上,前面的席地而坐,後面的伸長脖子,等著領袖乘車檢閱。有一個參加這一次接見的紅衛兵說那一次他們是頭一天晚上接到消息的,每個人領到了四個雞蛋、四兩肉和半斤饅頭。午夜12點就開始出發,一直在耐心地等著,只見一隊隊解放軍手挽手組成了一道警戒線,工作人員乘著摩托來回巡視,大喇叭裏一遍一遍地播放毛主席語錄歌。人群中常有毛主席來了的誤傳,引起一陣陣的騷動。直到毛主席真的來了,人群轟地一下湧向馬路邊。車開得很慢,前面的人都清楚地看見毛主席手中揮動著一頂軍帽,額上的頭髮隨風飄動著,甚至還看見毛主席張開的嘴裏微微發黑的牙齒,只是沒有聽見毛主席在說些什麼,後來才知道毛主席說的是要車開慢點。很多人都哭了。
每一次接見完,天安門廣場上都要拉走一車一車的鞋子,踩爛的手錶每回都有好幾十塊。在毛主席第六次接見紅衛兵的第二天,一位原名叫尹本順後來因為文化大革命改叫尹向陽以後一直叫尹向陽的紅衛兵到天安門廣場尋找他被擠掉的鞋襪。金水橋邊的警衛戰士讓他到中山公園裏去找。見到一座小山一般的衣物,他嚇了一跳,要找自己的鞋襪,還不是大海中撈針?
於是,在管理小山般衣物的工作人員指點下,他隨便找了一雙鞋襪。他看見那衣物山裏,還有手錶、鋼筆、錢票等,足可以開個世界上最大型的遺物展覽會了。
11月11日的第七次檢閱是個新花樣,領袖不再坐車,而是由群眾坐車。60多萬紅衛兵分乘來自全國各地的6000多輛卡車,通過了天安門。車隊長達30多裏地。車隊全部過完以後,30萬群眾又湧向天安門,然後毛主席乘車檢閱了天安門廣場上的150萬紅衛兵。
第八次是在連續兩天算作這一次的,這是接見紅衛兵最多的一次。或者可以說,連北京的老百姓都見了。環城的路線基本上是現在的二環路,從天安門出發,走東直門。一路上飛快,過鐵路時車速慢了一些,群眾就立刻圍了上來,走不了,毛主席只好下車。然後由警衛開路,繞道到釣魚臺休息。第二天的接見安排在西郊機場,計畫天安門安排一部分,毛主席從天安門那邊過來再到西郊機場。本來西郊機場也就容納20萬人,頂多40萬人,沒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200萬人,大大超過了計畫,快把機場擠崩了。警衛部隊和西郊機場的空軍全被動員來維持秩序,好不容易才弄得差不多了。這時周總理先到了。張德斌給他彙報,群眾怎麼擺的?道路怎麼走的?因為張德斌著急,怕主席很快到了,就說得快了一點。周總理說:「不要講這麼快,講慢一點。」彙報完之後,周總理說:「光這樣講不行,你帶我走上一圈。」還沒轉完一圈,毛主席到了。主席剛過,紅衛兵就湧上來了,海浪一般。後面的警衛車一下子被擠壞了不說,還傷亡了兩個人。
真是險之又險。
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每一次接見,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斷絕交通,長期這樣下去不得了。籌備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跟總理彙報,天越來越冷了,25日這一天,氣溫降到零度左右。
在外面站上六七個小時,年輕人都受不了,更不要說上了年紀的中央領導人了。再加上後來毛主席也不再提不讓他見群眾的事了。
這樣,在11月27日《人民日報》上,新華社報導了11月25日和11月26日連續兩天接見的情況說:「毛主席先後檢閱了1100萬文化革命大軍,在第八次接見了250萬。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後一次接見,是三個多月來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的勝利總結。」
於是,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也就由第八次而為最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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