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不小心把結婚戒指丟進垃圾桶，一個普通人，大概從不會想要鑽進垃圾填埋場。尤其是，當你患有輕微潔癖，每天洗澡洗頭，上公廁紮馬步，下館子要用開水燙碗。
  2026年4月，空氣黏稠的春天，我走訪了山東、江蘇的13個垃圾填埋場，裏面的垃圾可以追溯到20年前。它們中的一部分，坡地上的草坪鬱鬱蔥蔥，有著高爾夫球場般的平滑美感；另外一些，陳年垃圾從地下翻出，烈日下，塑膠、腐肉、用過的廁紙混在一起，熬成城市生活的濃縮湯底。行程結束後一周，那股濃湯的氣味藏在身體的某處隙縫，任何食物都難以喚醒味蕾。
  這是一個公益組織的調研，他們想確認一個正在變得緊迫，但又在公眾認知之外的問題：這些老舊填埋場被徹底隔離了嗎？它們是不是正在被重新挖開？
  變得緊迫的原因是，一份國務院發佈的檔要求，地方政府要在2027年完成填埋場的封場治理，範圍是2024年底前停用的填埋場，檔還要求，「系統摸排填埋場環境污染隱患」。
  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有一個著名的觀點：髒的本質，是東西放錯了地方。但在中國的城市管理者看來，情況要嚴重得多：垃圾填埋場就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炸彈。
  我們的祖先想了無數種消滅垃圾的辦法。古羅馬人把廢棄陶罐改成建築填充物。18世紀熱愛燒煤的倫敦人，建立了一套灰燼的收集系統。到了19世紀的紐約，政府允許約兩萬頭豬到街頭吃掉菜葉、果皮或玉米芯。
  直到填埋和焚燒技術出現，現代城市終於發明了一套讓垃圾消失的完美系統。但是，13個填埋場將迫使我們追問：這套系統真的消滅了垃圾，或者只是讓它們延遲釋放？當庫容、財政和維護能力都在承壓，這套系統，還能撐多久？
  據統計，中國一共有3839個生活垃圾填埋場，它們佇立在偏遠之地，咽下垃圾，等待答案。
  看不見的垃圾
  過去50年的人類歷史中，最受矚目的垃圾挖掘專案，或許是由威廉·拉什傑，那位瑪雅遺跡研究者主導的。他是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的教授，1970年代，通過統計被丟棄的尿布、兒童玩具和女性衛生用品等垃圾，他設計了一個公式，分別推測出貧困社區中的嬰兒、兒童、女性數量，並計算出父親的人數。按照他的說法，誤差比人口普查要好。這門學科後來被稱為垃圾學，這位學者則被奉為「垃圾學祭司」。
  而在2026年，最受矚目的垃圾挖掘專案發生在深圳，銀湖山麓的玉龍填埋場。
  這個開挖專案在2024年6月就開始了，之後逐漸被全國媒體報導：一座沉睡二十多年的「垃圾山」快要消失——「祭司」花了三十多年，用桶式螺旋鑽挖了約130噸垃圾，而據媒體報導，玉龍每天就要挖出6000噸。
  和大部分同時代的填埋場一樣，這個位於老城區邊緣，占地約12公頃的填埋場，原本會永遠沉睡下去。
  它是深圳最早的垃圾填埋場之一，1983年啟用，1997年就已停用。那些年，特區最時興的消費品，是從沙頭角中英街買到香港來的公仔面、維他奶和力士香皂。
  開挖的原因之一，是深圳想和垃圾爭奪寸土寸金的土地。土地整備中心的一位官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羅湖的地已經基本開發了100%，剩下的二次開發，「只能是螺螄殼裏做道場，拿著放大鏡一點點去找」，好不容易找出3000平方米、5000平方米，只能「蓋一棟樓」。
  我懷揣著和垃圾學學者們相似的期待前往玉龍，試圖尋找公仔面、維他奶、力士香皂包裝，和一段特區草創史。
  然而，2026年1月，我第一次去玉龍時，幾乎看不到任何垃圾。
  銀湖山麓的這個專案，更像是集合了多種現代工業的魔術奇觀。設計者極力想讓垃圾「消失」：作業面上遮蓋了近12萬平方米的綠幕。噪音和氣味也「消失」在全密閉設計、霧炮和負壓抽風的技術之下。就在離玉龍還有500米距離時，還能聞到一股馥鬱的、極具工業審美的果香，一位工作人員解釋，這是某種添加了植物精油的除臭劑。
  一位深圳當地官員驕傲地談起，他參觀過的其他填埋場開挖專案，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而環境科學專業背景的他，在設計階段就已經把能想到的問題統統規避了。團隊中，還有一個工作人員負責安撫周圍社區居民的情緒，他策劃的進社區活動，甚至包括幫人理髮。
  至於垃圾，只有分篩車間的一位負責人記得，一袋或許是1990年代的洗發水包裝，成功逆轉了他對塑膠降解時間的錯誤估計，「30年的掩埋沒有改變它的樣子，就像是昨天才埋進去的一樣」。
  分篩後，垃圾會被送去焚燒。
  現場工作人員感歎，這樣的專案在多年前無法想像——全靠中國的垃圾焚燒事業過去十年的突飛猛進。2013年，人們還在討論垃圾圍城，一些人寄希望於一燒了之，因而引發了一系列關於焚燒安全性的大討論。後來，焚燒廠遍地開花。2019年，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置量就超過了衛生填埋處置量。
  烈焰帶走了「垃圾圍城」，也帶走了我垃圾學式的好奇。
  就在要放棄關注時，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了。
  那是2026年1月，第二次到訪玉龍，我注意到，太多的記者和各地官員想來參觀了。一位現場負責人說，一年多來，最少有23個地方政府前來參觀，有一線城市，也有西部的省會城市，這些人大多來自城市管理部門。最積極的是北京，參觀者涵蓋市一級到海澱、門頭溝的區一級。他們事無巨細都想知道，資金來源、前期手續辦理、臭味控制、滲濾液處理，以及地下水修復。
  他們為什麼想參觀一個開挖的填埋場？前述分篩車間的負責人提到，單純從開挖技術而言，玉龍並沒有突破性創新，只是把此前的成熟技術集中到一個專案當中。
  後來，我才意識到，地方政府正在面臨一個「大考」。
  倒計時
  中國有3839個生活垃圾填埋場。但究竟多少填埋場存在風險，沒有一個公認的答案。
  有觀點稱，80%都有污染風險，有的固廢學者認為虛高。但也有學者覺得低了，某固廢學者曾看過某省填埋場風險評估報告，報告中，該省有問題的填埋場比例是100%，「或大或小的區別」。
  填埋場曾是垃圾的終點。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填埋場的蓋子快蓋不住了。
  首先湧出的是垃圾。超額、超齡填埋問題突出。例如，2019—2022年環保督察中發現，河南新鄉一共11個填埋場，其中9個都超庫容運行。
  臭味是最直觀的。早在2014年，玉龍隔壁的下坪填埋場，附近居民曾特意請來弘法寺的僧人舉行「祭天大典」，希望能早日去除臭味。隔年，由原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研究員、清華大學學者等組成的研究團隊，發佈了一份研究，推測中國垃圾填埋場惡臭影響的人口約1228萬人。
  更隱蔽的污染，如今也蓋不住了。進入2020年代，填埋場開始被視為在持續釋放風險的歷史污染源。2022年，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編寫了一份填埋場污染控制標準的徵求意見稿，其中一組數字是：對山東、江蘇等12個省市約100個填埋場檢測後發現，平均每個填埋場有防滲層破損漏洞約34個，檔用詞是「極為嚴重」。
  這版國家標準於2024年修訂後實施。同年，一項由該院人員發佈的研究，估算了一個讓人擔憂的數字，研究統計了約2600座生活垃圾填埋場，每年產生約4.66億立方米滲濾液，相當於32個西湖。原本，防滲膜可以阻止這種含有多種有毒物質的液體流出，但這篇文章推測，滲濾液的污染物中，約14%會通過防滲層漏洞流到周邊。
  污染會影響地下水。一份2024年的行業內部討論紀要中，中部某地級市生態環境局官員透露，省裏曾組織過填埋場地下水評估，結果是「超過四類標準限值，超標現象比較嚴重」。
  早年間的不規範填埋會讓情況積重難返。2025年，媒體曝光了一個邊遠縣城的垃圾處理問題，同濟大學教授何品晶受邀為當地提供整改方案建議。
  「縣委書記和我說，他來這裏四年了，因為有分管的縣長，自己從沒管過垃圾。」讓何品晶驚訝的是，當問題被上級部門發現後，整個政府系統運轉高效：從相關的局到鄉鎮領導，每個部門的一把手，都被要求錄下自己的發言，對照整改。
  後來，上級部門認為整改做得不錯。但實際上，何品晶的建議沒有全部落實，當地給他的說法是：改不了。
  「為什麼？填埋場已經填成這個樣子，改不了了。長期不規範填埋造成一系列問題，整改需要錢。」何品晶說。
  積重難返的另一個結果是運營成本的提升。最近，何品晶在調研時，還碰到了一種異常情況：因為處理技術不行，滲濾液的處理成本，從每噸80元漲到200元。
  「越是沒錢的地方，幹活的成本越高。它所用的技術通常是發達地區不用的。」一個旱季，何品晶到某地調研時看到，因為處理滲濾液工藝不對，調蓄池滿了。填埋場運營公司當著他的面提出，讓政府加錢，「不然幹不了」。
  錢從哪兒來？一位固廢學者提到，環保督察發現問題後，地方政府也會向他請教錢從哪兒來，「先建議他們申請中央資金，申請不了就申請省裏的資金，如果還申請不了，就讓地方城投承擔。」
  眼下，舊賬不得不處理了。一位曾到玉龍參觀的某地城管部門工作人員形容為：他們正在面對一個倒計時。
  2026年1月，國務院發佈《固體廢物綜合治理行動計畫》，要求2024年底前停用的填埋場，除有後續使用計畫的外，原則上到2027年全部完成封場治理。
  人們稱它為「固廢十條」，這一命名傳統可以追溯到2013年的「大氣十條」和2015年的「水十條」，分別展現了向PM2.5和黑臭水體宣戰的決心。
  只是，相比空氣和水，那些分散在郊野填埋場的垃圾，更難被看見。
  多事的人
  中國至少有1052座焚燒廠了，幾乎是整個歐洲的兩倍。
  第一個填埋場近在眼前。穿過散佈海棠花的路後，盡頭出現了一個被監控攝像頭、圍牆和鐵絲網圍住的「巨型塑膠袋」：一個吞下了80萬人所產生垃圾的填埋場。
  從前，填埋場是失落之地，聚集了拾荒者和吃垃圾的山羊。現在這些都被隔離在圍牆之外了。黑色的覆蓋膜上，壓著縱橫排列的橡膠輪胎。有時，覆蓋膜露出的垃圾，會吸引尾羽像浸泡過機油的喜鵲。鳥類喜歡在垃圾裏翻找食物，2026年4月，暴發漢坦病毒的遊輪上，第一對發病去世的夫婦，登船前就曾到過垃圾填埋場：為了觀鳥。
  眼前的園區略顯寒酸，堆放著鉛灰色的砂礫和磚塊。「可能是焚燒後的爐渣，資源化利用後，做成磚頭。」楊超操控無人機升空，地面刮起一陣風，卷起塵土。
  「看來沒在挖。」他失望地盯著手機螢幕。
  楊超不只盯著填埋場挖不挖，他會踐行環保組織的價值觀：少一事不如多一事。他注意水體顏色深淺，觀察阻隔垃圾的擋牆上的裂隙——哪怕這些微小風險，大多不會直接影響人類的生死存亡。
  像他一樣的人會認為，環保領域的法規是一條不夠完美的「底線」，地方政府、企業貼著「底線」做事，標準的建立往往滯後於風險的出現。
  守著「底線」遠遠不夠。早在2016年，「蕪湖生態」曾把中國231家焚燒廠的數據做了一次拉練。他們發現，不到一半的廠公佈了監測數據，而這「一半」裏，40%有超標記錄。有的記錄匪夷所思：江蘇一個焚燒廠監測煙塵600次，數據也超標了600次。
  現在，中國至少有1052座焚燒廠了，幾乎是整個歐洲的兩倍。「底線」也在上升。「最近兩年，政府主導的執法性監測，公開比例接近90%。」楊超說。
  監督焚燒廠不能只靠公益組織。「蕪湖生態」做過一本教普通人去焚燒廠參觀的手冊，教公眾如何理解電子顯示幕上的檢測數據，有的方式還帶有偵探色彩：如何通過藥劑使用台賬，推斷煙氣淨化設施是否正常運行。
  對普通人而言，最「實用」的一個信號是，聞氣味——用鼻子檢驗硫化氫和氨氣的濃度。
  楊超決定實踐這條建議。填埋場一側的鐵絲網破了個洞，他微微彎腰，滑了進去。
  當踩在黑色荒原上會發現，腳底的觸感像接觸到一塊肌肉組織，聯想到垃圾會呼吸的比喻，讓人很難相信，這片荒原是死物、是垃圾之墓。
  四周靜得出奇，就連遠處焚燒廠的煙囪都沒有煙霧升起。除了喜鵲，沒有任何會忽然冒出的活物。
  楊超很失望，第一個填埋場是最有可能在開挖的。他開始擔心，這次要白跑一趟。
  尾聲
  行程結束後的一周，我仍然覺得身上有一股臭味。唯一不那麼在意的時刻，是每天傍晚路過附近的垃圾站。
  太陽一落山，很多人聚集在這裏。我見到了各式各樣新鮮的垃圾，有紙盒、塑膠袋、老火湯的殘渣，和老鼠。
  農業時代，人類只能丟棄殘渣、骨頭、草、糞便或者灰燼，它們中的一部分，被細菌和真菌分解成二氧化碳、水或者氨。那時，地球還能忍受垃圾。
  工業革命讓人口聚集，產生更多的垃圾，以及越來越不像自然物的染料、化工殘渣，再後來，塑膠出現了。一些固廢專家相信，微塑膠是一種永遠無法消滅的垃圾——它漂在海裏，埋在土裏，留在人體的腸道裏。有人估計，人類已經生產約83億噸塑膠，其中，80%廢棄的塑膠都進入了自然環境。
  最終，消費主義讓垃圾爆發。
  那位挖了30年垃圾的「祭司」曾撰文稱，美國處於一個最揮霍無度的時期。按照世界銀行2022年的統計，在北美，每人每天平均產生垃圾超過2.2公斤，而在非洲的尼日爾，這個數字是0.2公斤。
  中國也進入了這樣的時期。這裏每天消費6000萬個塑膠餐盒，壘起來的高度是339座珠穆朗瑪峰。每年快遞行業消耗的膠帶，可以纏繞赤道425圈。在大城市，還有難以計數的共用單車墳場。幾年前，甚至出現過，為給偶像打榜，購入的大量牛奶被成箱倒入水溝。
  「固廢十條」出臺後，有觀點認為，地方財政難以支撐徹底解決填埋場治理問題，之後會迎來一輪又一輪新的整改，何品晶說：「一定還會有下一次。但是我們要有信心，畢竟每一次整改都會往前推進一點點。」
  有趣的是，何品晶對一件事很有成就感：他負責家裏的可回收垃圾處置，已經七年。如果他出差，家裏還會把它們存著，等他回來。
  曾被物質世界吸引的「垃圾學祭司」，離世前的十多年，轉而執著於兩件事，翻譯《心經》和對抗消費主義。他還出了一本書，指導人們如何減少消費：離開房間時關燈，保持冰箱底部線圈清潔以提高效率，以及將隔夜麵包做成沙拉麵包丁。在常人看來，這些行為或許過於微小可笑。楊超也有兩位友人，一位至今還在使用iPhone4，另一位，連去超市買豆腐都帶著碗去盛。
  那雙走完十三座填埋場的鞋，我最終沒有扔掉。
  何品晶即將退休，這位直率的學者最近又有點鬱悶：他想和一位領導彙報調研時發現的新問題，領導拒絕了。「沒有彙報就當不知道」——他覺得，又是一種讓「垃圾」看不見的方式。
  （蘇有鵬 周婷怡 鄭子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