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暨公職局前日公佈了本澳自然人選民的各項統計數據。由於該項統計數據一如過往習慣做法那樣，含有登記區域、年齡結構、出生地、性別等方面的資料，這就給有意參選的新人或爭取連任者在作出參選決定及研擬選戰策略時，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參考資料。當然，如行政公職局亦能同時提供有資格作選民的人口，及尚未登記者數字的對比資料的話，對於社會學者及媒體在作分析研究時，就更具參考價值。

從行政暨公職局公佈的自然人選民登記數字看，較為引人注目的，相信除了是登記選民人數增加百分之三十八點五這一已知數據之外，就是（乙水）仔及花地瑪堂區的新登記選民數字增幅均超過百分之五十。當然，（乙水）仔的百分之六十一點四增幅，雖然表面看頗為驚人，但如考慮到它是由如下兩個因素形成：一、原登記選民人數的基數較低，只有八千一百四十五人，故百分之六十一點四的增幅，實質增加人數只是五千零一人而已，這個數字對整體選戰效應及對選舉結果的影響，並不會太大；二、在（乙水）仔新增加的五千零一名新選民中，只有三千五百七十九人是新登記選民，其餘一千五百二十六名選民是從其他登記區域轉移過來，亦即是從澳門市區遷居（乙水）仔的。實際上，在包括路環在內的其它各堂區的「轉移常居所的選民人數」項內，都是呈現負數，亦即遷出，只有（乙水）仔是正數，即遷入。故此，（乙水）仔的新增加選民數據，在評估選舉結果及研擬選戰策略中的參考值，並不算高。在此情況下，花地瑪堂區的百分之五十三增幅，才具真正的實質意義。

實際上，花地瑪堂區是在原有選民數目呈現負數，即有五十八名原選民遷出的情況下，實現新登記選民過半的增幅的，並具有如下的特點：一、花地瑪堂區是全澳各堂區中，擁有選民數目最多的堂區。其八萬九千九百二十七名選民，不但佔全澳選民總數的百分之四十點七六，而且比次高的聖安多尼堂區〔六萬零一百七十六人〕，還多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一人。僅此「超餘」部份，就已高於除聖安多尼堂區之外，其餘各堂區的選民數字。亦即高於聖老楞佐堂區的二萬三千六百三十六人，望德堂區的一萬七千零九人，大堂區的一萬五千四百七十五人及離島區的一萬四千三百九十五人。因此可以說，誰能搶佔花地瑪堂區「大票倉」的制高點，誰就能穩操勝算。二、花地瑪堂區的新增選民為三萬一千二百一十三人，但如扣除流失選民數字〔遷出五十八人〕，實質增長為三萬一千二百七十一人，使新登記選民數字的「含金量」更高。

花地瑪堂區新登記選民的增幅達到百分之五十三點一六之巨，看來主要是拜住在該區的新移民尤其是在「龍的行動」及「三．二九事件」中取得澳門臨時居留資格，後來又獲發澳門居民身份証的新移民，在澳門居住已滿連續七年，已經符合永久性居民資格之賜，已不單止是當地居民年滿十八歲而行使登記為選民的權利的原因。

既然花地瑪堂區已成為主要的「大票倉」，佔直接選舉的「近半壁江山」，那就注定了該堂區必是各路選將的「兵家必爭之地」。但從該堂區選民構成大多是新移民，及因其文化素質較低而致公民意識並不高，生活品質較差而致對改變生活現狀的追求較強烈，而且也因此而容易受到眼前利益〔如以金錢換取選票〕誘惑的特點看，該區選民既不會是意識形態型，也不會是組織動員型，亦即不會是傳統愛國社團和「民主派」候選人的「鐵票部隊」；而有可能是切身利益型，亦即是中間選民中的游離選票。哪一個參選團體能使他們看到或相信能享受到眼前或短期利益，或是以往已對他們施予各種惠澤，在該堂區獲得的選票，就將會越多。

這種「切身利益」，既有可能是政策宣示型的，如針對他們渴望改善生活品質，及盼望其在內地子女能獲批准來澳團聚，或出於「遭受岐視排斥」的心理，企盼到在政治上也能真正實現「當家作主」，享受到「澳人治澳」的好處的心理，在競選政綱中有的放矢地提出一些可滿足該區選民們上述愿望的競選口號；也有可能是「即時見效型」的，如以手中的選票換取金錢，這雖然從法制到道德上都是賄選行為，但不排除仍會有一定市場及實際操作；還有是「感恩型」的，即倘有過去曾對這些新移民的困難施以援手，或是提供社區服務的人出來參選，這種類型的選民就將會既是受「感恩」的感情所驅動，或是認為該人當選後將會更好地為他們服務，或是兩種想法兼而有之，而作出投票抉擇。

值得注意的是，上屆曾在花地瑪堂區分食到「選票大餅」的張立群，據說今屆將改為參加間選角逐，這就為有意爭奪花地瑪堂區「票倉」的各路英雄，提供了一個「接收票源」的大好機會。他們倘能根據該堂區選民的上述特點，精確評估選情，訂出準確的選戰策略，而不是迷信甚麼「公民意識」和「組織動員能力」的話，「接收票源」的機會就很高。當然，無論如何都不能以金錢和物質交換選票，這是賄選行為，應當受到法律制裁和道德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