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消息來源顯示，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習近平，除法定的兼任中共中央處記處常務書記、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及將在明年「兩會」換屆時，有可能當選國家副主席之外 ，他還將會接過其前任曾慶紅的「棒」，出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

盡管說，中央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是政治局常委會集體決策，并經胡錦濤總書記最後拍板，但具體執掌港澳事務的中共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的個人風格如何，也在當中起重要的關鍵作用。比如，如果不是由享有「謀略家」美喻的曾慶紅出任組長，可能就不會有具有開拓性的「CEPA」、「個人遊」、「人民幣在港澳業務」、向個別泛民主派人士取消發放回鄉證限制等務實而又有效的措施的出台，也不可能會有「忍痛換將」、由「港英公務員體系」精英曾蔭權替換「愛國商人」董建華之舉，從而扭轉了香港特區的被動局面。從近日香港各界，包括部份泛民主派人士萬炮齊轟李柱銘企圖引進外國勢力干涉我國內地和香港特區事務，連民主黨也連忙刊登廣告聲明與之劃清界線的情況看，曾慶紅所建言和執行、推動的港澳工作政策，在「人心回歸工程」方面也開始收效。因為上述李柱銘在美國《華盛頓郵報》撰文事件倘是發生在二零零三年之前，是不會引發「眾人齊轟吳三桂」的效應的。相反，當愛國愛港陣營人士提出批評時，可能還會惹來某些政客、「名咀」、「兩台一報」的瘋狂漫罵或冷嘲熱諷。

那麼，習近平的個人風格如何？日來，香港許多媒體都以大量篇幅，述評他的個人品格、政治理念等方面的資料，可信度甚高，也符合筆者一九八六年間他在廈門市副市長任內，與他有過接觸而對他的印象。因此相信，他是能夠像其前任曾慶紅那樣，既能堅持原則，又能靈活調適地處理港澳事務的。不過，在「謀略」方面，則可能會比曾慶紅稍為遜色。因為雖然他的父親習仲勛也曾官拜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近年許多黨史資料也陸續透露習仲勛在「大內總管」的位置上，發揮其高超的領導藝術，化解了許多國政民生上的難題，但畢竟在習近平九歲那年，一場「小說《劉志丹》事件」已將習仲勛「打翻在地」，四年後的「文革」又被「再踏上一隻腳」，剛剛懂事的習近平已無法從父親身上耳濡目染地學習到施政技巧。這與其父親曾山出任內務部長時，年齡已較長的曾慶紅「近水樓台」地勳陶到政治謀略（按：當時內務部的主掌職責，除了是民政之外，還有國內政治保衛）的經歷相比，當然是有較大的差距。不過，習近平曾出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國防部長耿飆的秘書，應當也學習到一定的謀略，但那是屬於軍事範略的，而不是政治領域的。

然而，習近平在福建、浙江等地任職時，長期與台港澳商人接觸，也涉及台港澳事務，相信對港澳的情況也瞭然於胸，並具有一定的港澳事務工作基礎。如他能經常虛心向曾慶紅教益，相信將會是「習出於曾而勝於曾」。而以習近平的謙和好學性格，相信是能做到這一點的。

本欄十月二十三日曾以若干篇幅，提及到與習近平人生歷練密切相關的「小說《劉志丹》事件」。但有讀者仍覺不夠詳盡，希望能具體述之。為此，趁今日本欄尚有一些篇幅，補充若干資料。

這得先從毛澤東的兩個「心病」說起。毛澤東長期以來一直有兩個「心病」，一是痛恨曾經對他進行打壓的王明，故在他的講話、文章中，經常可看到「難道要把王明請回來？」的責問，由此可見他對王明的高　度警戒之心。二是究竟是「中央紅軍救了陝甘，還是陝甘救了中央紅軍」的爭論。持前一個論點的人認為，是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了陝甘之後，毛澤東將剛被王明路線關押的劉志丹等人（陝甘地理遠僻，王明路線最後才肆虐到此）解救了出來，才挽救了陝甘這個當時全國唯一剩下的根據地。而持後一種論點的人則指出，中央紅軍是在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之下，最後才在陝甘找到落腳點的，如果不是有陝甘這塊最後的根據地，三支長征紅軍軍隊（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就無處可落腳，只能是到處流竄，最終被消滅。

而由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撰著的小說《劉志丹》，就正巧碰觸到了毛澤東「陝甘救了中央紅軍」的痛處。盡管小說並無此涵意，但畢竟拔高式地歌頌了劉志丹及陝甘根據地，就變成了「瓜田李下」。何況，小說發表時，正是一九六二年，經過在第一線難苦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的努力，中國剛從「大躍進」及自然災害的「七分人禍，三分天災」中恢復過來。感到「大權旁落」的毛澤東，要以「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及大批「翻案風」、「單幹風」的手法，來扭轉劉、周、陳、鄧的「右傾路線」，將大權奪回來。慣於揣摸上意的康生即趁此機會，端出了小說《劉志丹》來，作為毛澤東主張「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佐證」。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正大講「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康生就《劉志丹》向毛澤東遞交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這是一大發明」。毛澤東照念之外，進而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首先是製造輿論，搞意識形態，搞上層建築，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文革」中，這兩段話成了「最高指示」，而《劉志丹》也被批判為「為高崗翻案」、「把陝北根據地描寫成了中國革命的中心」。

其實，毛澤東一向對劉志丹有很高的評價，曾為他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也題詩「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長征剛到陝甘時，也稱讚時僅二十四歲的陝甘蘇維埃主席習仲勛「年青能幹」（澳門濠江中學校長杜嵐也出身於陝甘根據地）。但三十年後的「小說《劉志丹》事件」，卻是除了已在抗戰中犧牲的劉志丹，及一九五四年「高饒反黨集團」自殺身亡的高崗之外，所有當年陝甘根據地的領袖，包括習仲勛、賈拓夫（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馬文瑞（ 時任勞動部長），劉景範（劉志丹胞弟，李建彤丈夫，自由派音樂家兼作家劉索拉的父親，時任監察部副部長），全部被關押，其中賈拓夫在關押中慘死，習仲勛被審查十六年，關押八年，上萬人被打成「習、賈、劉反黨集團」成員，「文革」中更升格為「彭（德懷）、高（崗）習反黨集團」，把中共中央西北局大部份司局長以上的幹部都劃了進去，甚至連劉建彤到陝北採訪時為其帶過路的群眾也被打死了好幾個。其牽連範圍之廣，僅次於內蒙古自治區的「內人黨事件」。

對《劉志丹》的批判，不僅造成了株連萬人的大冤案，而且從此給全國所有寫革命歷史小說、回憶錄及進行黨史研究工作設下了種種禁區，形成了只能寫一個人、一支軍隊、一塊根據地的局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批示重新複查此案。一九七九年六月，中央組織部向中央遞交了關於為《劉志丹》專案平反的報告。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向全黨批轉了這個報告，為《劉志丹》一書案件徹底平反，肯定它不是反黨小說，而是一部比較好的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反映革命鬥爭歷史的小說，小說作者和「習、馬、劉反黨集團」得到徹底的平反。習仲勛復出後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痛定思痛，向中央提出報告，要求成立深圳、珠海、汕頭等經濟特區。一九八七年一月，「八大老」逼迫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辭職，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習仲勛，是唯一反對向胡耀邦「逼宮」的元老。而習仲勛對習近平的家教甚嚴，習仲勛這種實事求是、開明理性的作風，也傳承給了習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