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江水闊百年初現鴻圖願，海峽月圓萬里同懷碩儒風」。昨日上海龍華殯儀館汪道涵遺體告別儀式大廳門外懸排的這副巨幅輓聯，集中地總結了汪道涵一生中最重大的兩項貢獻：前者是在上海市長期間，籌劃上海的改革開放尤其是浦東開發、申辦世博會、建設航運中心等規劃藍圖；後者是出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後，積極扮演大陸中央政府「白手套」的角色，受委托與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進行會談並簽署四項協議，實現了四十多年來兩岸高層第一次會面，並為兩岸事務性商談及政治對話奠定基礎和定下調子。

汪道涵一生的貢獻，當不止於此。不要說戰爭年代的軍政工作，為保障前方作戰籌措軍糧及土地改革，改造社會，爭取民心，穩定前方了，也不要說建政後在地方和中央政務工作中，為國家建設夙興夜寐，不辭勞苦了，就說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他出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期間，揮筆批准多項大型中外合資企業計劃，打開了引進外資的大門，這與他後來出任海協會長後，打開兩岸接觸、交流及事務性談判大門的功勳，可以相提併論。

當然，汪老之所以為世人所矚目者，還是他的最後一個職務──海協會長所承擔的兩岸交流、談判重任，把他推到了兩岸關係發展史的前台，他的努力也推動了兩岸關係的發展。他不但身體力行，在參與主持「汪辜會談」之餘，還廣交寶島朋友，宣介國家的統一大業政策，而且在理論建設上也頗有建樹，提出了處理兩岸關係事務的系列論述，並創建性地為「一個中國」定義總結出「八十六字真言」，其精髓最後為中央所接納，並成為國家法律，寫入《反分裂國家法》之中。

可能是遵從中央喪事改革規定的原因，汪老的喪事只是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舉行追悼會，也就沒有悼詞發表。但汪老不同於一般的高級國家幹部，他的特殊地位、他所從事的「非一般」的工作，使他的生榮死哀為台海對岸二千三百萬同胞所聚焦注視。故此，為汪老送行，不應當只有一個高規格的送別儀式，還應有一些能滿足寶島民眾「求知慾」的安排，如由中央權威媒體發表汪老生平，或由權威機構、人士發表「益棺論定」的悼念文章，在介紹他的生平的同時，對他的一些曾在台海間形成較大影響的論述，予以肯定，鼓舞對岸民眾堅定「一個中國」信念。海基會前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焦仁和昨日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所指的汪老所提「一中」是大智慧，就含有這樣的期待。

汪老仙逝後，媒體傳出多位可能「接棒」人選的名字。其中最觸目者，有錢其琛、鄭必堅二人。前者顯然是從海協的功能性來考量，因為曾在副總理任上主管外交和台港澳事務的錢其琛，不但是「地位」相當，與汪道涵同是中共中央對台領導工作小組的成員，而且也熟悉和掌握台灣事務，而且又能將台灣問題置於國際形勢格局中進行思考，確是最適合的人選。至於後者，則似是從輔弼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工作作思考。實際上，汪道涵與江澤民的關係，眾所周知，因而有汪道涵是江澤民的「國師」之說。昨日，媒體又「挖掘」了一則「新聞」，進而強化了這種關係的傳說：汪老第一任夫人戴錫可，五十年代初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時，曾是江澤民的直接上司。汪老的一些對台工作的論述，成為江澤民時期中央對台工作政策的構思來源，也糅合到「江八條」之中。而鄭必堅與胡錦濤的關係，有點類似汪道涵與江澤民的關係。但相似的地方，並非是曾經的上下級關係及也「提攜」關係，而是諮詢和智囊的關係。近來胡錦濤多次論述的「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理論，據說原創者就是鄭必堅。最近鄭必堅在發表有關「三和」的著名論文中，其中一「和」就是「兩岸和解」，完全符合胡錦濤對台政策中「軟的更軟」部份的構想。為了表示中央對台工作一個階代〔江澤民階代〕的結束，另一個新的階代〔胡錦濤階代〕的開始，由具有部長級資歷但又因已退休而無官方身份的鄭必堅出任海協會長，輔弼胡錦濤的對台政策，也是合理的安排。

但無論是屬於功能性安排的錢其琛，還是出於輔弼性考量的鄭必堅，都是猜測性的「說說」而已，未見得很快就會作此人事安排。這不單止是外傳的「對等考量」──接任人選的社會政治地位不宜予人有「抬高」張俊雄之感，也不單單是是否熟悉對台事務的問題，而是台海局勢所決定。──在台灣當局仍未承認「九二共識」及「一中原則」之下，現在並非是大陸海協與台灣海基會進行接觸、交流、談判的適當氛圍及時機。既然自李登輝發表「兩國論」之後，海峽兩會已經中止了接觸、談判，連原計劃進行而汪老又充滿期待的汪老訪問台灣之行，也被迫取消；也既然陳水扁拋出「一邊一國論」及發動「公投」，企圖進行「台獨制憲」，海協和海基會的主要功能已進一步凍結，兩岸的一些事務性磋商如春節台商包機談判等，都是以另行委托民間團體的方式進行，等於是把海峽兩會「晾」在了一邊。既然如此，新任海協會長的人事安排，就不具必要性及急切性，以免被台灣當局錯誤解讀人事安排的訊息。

因此，即使是安排錢其琛或鄭必堅出任海協會長之職，也須等到台灣地區再次發生「政黨輪替」，執政權回到堅持「一中原則」和接受「九二共識」的政黨及其領導人的手中，海峽兩岸恢復接觸、談判具有良好的氛圍之時。而且，此時兩會恢復談判的內容，可能會跳出事務性談判的層面，而上升到「政治對話」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