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陳日君出席教廷秘密會議後大唱反調? 為何陳日君出席教廷秘密會議後大唱反調?

自稱要為中國與梵蒂岡建交架設橋樑的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樞機,在前赴梵蒂岡教廷出席有關中梵關係的秘密會議後,竟然聲稱梵蒂岡在尋求與中國建交時,必須改變策略,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他還表示,梵蒂岡教廷過去採取妥協的態度,已經產生了壞的影響。陳日君的這番話,不但將會使北京對他個人的印象更為反感,更不願由他來扮演中梵建交的角色,而且也將會陷梵蒂岡教廷於不義,被世人認為梵蒂岡一方面擺出要與北京建交的姿態,另一方面即縱容陳日君對北京的宗教政策說三道四,甚至還以為陳日君的那番話就是梵蒂岡教廷兩日秘密會議的「結論」,從而將中梵建交的障礙歸結於教廷方面。因此,無論從那一方面衡量,單憑陳日君的這番話,就顯示了他並非是中梵建交的橋樑。而他所謂要求教宗讓他退休後協助中梵建交的意向表達,也完全不切實際。

實際上,梵蒂岡教廷在中梵關係以至中梵建交的問題上,還算是較為清醒的。就在上月中下旬有關中梵關係秘密會議結束後,教廷即發表聲明,期望在各個層面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包括外交關係,並尋求與中國政府對話。「聲明」還聲稱,會談認為梵蒂岡有需要尋求與中國政府進行彼此尊重及具建設性的對話,以克服以往的誤解及不和。從這個「聲明」的基調看,秘密會議的「結論」,並非是要向北京採取強硬的態度,而是要與中國政府進行彼此尊重及具建設性的對話;不是要製造新的磨擦和緊張,而是要克服以往的誤解和不和。因此可以說陳日君的那番話,不但是繼續向北京作出挑釁,也是與梵蒂岡教廷唱反調甚至是「對著幹」。

從陳日君談話與梵蒂岡教廷「聲明」內容的不同調中,使我們似乎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陳日君在秘密會議上向教廷提出的要對「北京更強硬」的「建言」,並未得到教廷的採納,而他要求參與教廷中國事務專門委員會工作的要求,到目前為止也仍未得到教廷的點頭首肯。因此,他才要在秘密會議結束後,將他在會議上的發言內容公示於眾,以表達其與秘密會議「聲明」不同調的政治立場,及對教廷並未接納他的建議的「不滿」態度。

倘我們的揣測是符合事實的話,陳日君就不啻是要與教廷「撕破臉皮」了。其實,他真的要這樣做,也不足為奇。這是因為,在今年一月十三日,他已年滿七十五歲,符合教區主教退休的年齡標準。據說,他亦早於去年一月十三日七十四歲生日當天,致函教宗本篤十六世,表明「退休」意願。既此,他已無繼續遵守職務紀律的負擔,但也可能將會爭取不到擔當中梵建交「中間人」的角色及出任教廷中國事務專門委員會職務的機會,於是就乾脆破罐子破摔,公開指責教廷「妥協」了。

其實,在中梵建交問題上 ,梵蒂岡教廷比北京更為著急。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到,除了是教廷秘密會議「聲明」的較為溫和,也含有一定善意的語調之外,教廷所釋出的某些訊息,確也帶有「妥協」的性質。比如,教廷願以越南提名主教人選、交由教廷作出任命宣佈的「越南模式」,來處理中國各教區主教的任命問題。這個「越南模式」雖然與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自選自聖主教」方式仍有一定距離,但畢竟已有所妥協,不再堅持全由教廷來主導。對此,北京似也作出了積極的回應,據說候任廣州主教人選確定後,就已送交梵蒂岡教廷批准任命。倘此消息屬實,不啻是一個喜訊。實際上,既然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越南,可以採用這一模式,為何中國就不可?而且,這種模式既維護了教廷的「任命權」,又可使中國繼續堅持「自選主教權」。如果再加上教廷作出任命決定後,再由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予以批准,更是仍可維護中國的主權尊嚴。這是一個中國政府、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主教團,以及梵蒂岡教廷「三贏」的局面,皆大喜歡。突破在中國各教區主教任命問題的這一主要障礙後,中梵建交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這個發展方向,與陳日君「應更強硬」的建議,正好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正因為如此,才反襯了陳日君在秘密會議中的「不如意」和「不滿意」。

據說,澳門教區主教黎鴻升也出席了這個秘密會議。遺憾的是,黎主教返澳後,並未向外間透露會議的內容,也未公開表達自己的態度和立場。或許,這是教廷的保密紀律 和要求。但我們仍有理由相信,致力於澳門教區和諧,及與北京關係良好的黎主教,是會在秘密會議上提出正面、積極的主張和建議的。說不定,教廷從陳日君、黎鴻升兩人的對比中,已經得出了誰才是擔任中梵建交橋樑角色的適當人選的結論。或許,這也是陳日君之所以在返港後要「發?」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