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周恩來侄女周秉建寫自草原深處的家信，引發了中央對內蒙古“挖肅”運動“擴大化”的高度重視，成千上萬因此受創的人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其中也包括她未來的人生伴侶——內蒙古長調歌王拉蘇榮

“那時候沒有攝像機，也沒有照片留下，只能靠腦子回憶。但是回憶這種事情，不為別的，就是像這種對一個民族造成巨大傷害的事情，不能再讓它發生了。”拉蘇榮鄭重地說。

2010年，是拉蘇榮從藝50周年。作為內蒙古第二代長調歌王，人們說，草原上的一草一木都聽過他的歌聲。

“我們這些內蒙朋友經常有聚會，多數時候會聊怎麼將我們內蒙的歷史文化傳承下來，我們老祖宗的東西不要丟了。但是一說到‘內人党’，一說到父母親，大家都不說話了。這場災難留在人們心靈中的東西太重了，太沉了，大家都不願意沉浸在那種情況下，過去的東西都過去了。”拉蘇榮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說，“有兩件事跟我有密切的關係，一是在挖‘內人党’的冤假錯案中，我父親被迫害致死。另外一件事，是我的妻子周秉建給總理寫信。”

“內人党”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簡稱。它成立于1925年，曾接受共產國際領導，解放前夕發表《內蒙古人民解放宣言》。“內人党”中的一部分，在烏蘭夫的領導下，轉入中國共產黨，由民族主義者轉變為社會主義者，繼續革命。歷史上的“內人党”到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之後就不存在了。而在文革的癲狂年代裏，“內人党”卻不幸成為了一場特大冤案的導火索，被誣為一個有計劃、有綱領、裏通外國、專搞民族分裂、破壞祖國統一的反革命組織。

“黑色的線”

1960年代後期，文革的狂飆已經席捲全中國，草原深處也未能倖免。

1966年5月，內蒙古黨政軍一把手烏蘭夫作為資產階級當權派被打倒。內蒙古各造反派魚龍混雜，派系林立，局勢陷入混亂。1967年4月，中央決定派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緊急前往內蒙古執行支左任務。

二十歲的拉蘇榮剛從內蒙古自治區藝術學校畢業不久，進入內蒙古自治區直屬烏蘭牧騎文藝宣傳隊做了一名歌唱演員。1968年，滕海清發動了 “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的 “挖肅”運動。“

周恩來的小侄女周秉建並不曉得草原上翻天覆地的變化，她決定去內蒙古草原插隊落戶。文革風浪中，總理的親屬也不能倖免。周秉建的父親，也是周恩來的小弟弟周恩壽不久前以莫須有罪名蒙冤入獄。

“當時家裏是兩個極端，伯父是受人尊敬的總理，但父親卻受迫害被抓捕入獄，我想我更應該好好地表現自己，向工農學習，改造世界觀，做一名普通的勞動者，當時就是這麼樸素的革命動機。”周秉建說。

周秉建的決定事先並未與長輩商量，來得有些突然，但仍然得到伯父和七媽鄧穎超的肯定和贊許。周秉建和另外19名知青，一起被分到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寶力格大隊。在一次大隊開會學習的時候，大隊革委會主任告訴他們，大隊共23戶人家，只有三戶是紅色的好人家，其他牧民都是黑線人物。“我那時不知道‘黑線’為何物，到了牧民家裏，還在找黑色的線。”周秉建回憶。

有時候大隊領導會帶著知青們去牧民家裏進行形勢教育，在坐下來等喝茶時，領導悄悄告訴他們：這戶人家在外蒙有親戚，他們要等外蒙古打進來時，就會進行內應，要對他們保持警惕。“但當時就覺得這個不正常，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團結95%以上的幹部’和‘團結95%以上的群眾’的思想。這些不明白的地方我也都寫在給伯父的信裏了。”

結果，這些無意中透露出的信息，引起了周恩來的特別關注。周秉建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說，“伯父就從信中知道內蒙的‘挖肅’問題已經牽涉到了最基層的牧民身上，也意識到有人在向他封鎖消息。”

內蒙古之殤

彼時的內蒙古其實已經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惶恐局面。當時挖掘“內人党”最有效的辦法，是對嫌疑人實施車輪戰，導致一個人最多可以咬出好幾百個嫌疑人來。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拉蘇榮所在的烏蘭牧騎(當年活躍在內蒙大草原上的一支紅色文藝宣傳隊)“挖肅”進行得極為徹底。“整個烏蘭牧騎總共只有十來個人，就有三個老同志被定為‘黑線人物’，昨天還在一起演出，第二天就變成‘階級敵人’了。”拉蘇榮回憶，。

拉蘇榮的父親不久也遭遇不測。拉蘇榮的父親是喇嘛，他早年在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等地布經傳教，精通蒙、藏、漢和印度四種語言，後取得佛教“格西”(學者)地位。因為常常去廟裏講經，並接到國外僧人的來往信件，這成為拉蘇榮父親獲罪的理由。他被誣為裏通國外的特務分子，被割去舌頭，之後被扔入黃河。與拉蘇榮當時處在內蒙古政治中心不同，周秉建遠在邊境牧區，但這裏也不平靜。與周秉建同為北京知青，現任中國電工設備總公司黨委書記的何公起回憶，有一天，自己和其他知青正在大隊部開會，突然傳來消息，說民兵連長馬斯愣有“內人党”嫌疑。第二天早上一起來，大家發現馬斯愣不見了。大家一致認為他叛逃了，結果找遍了邊境線，連個腳印都沒有。“後來在離大隊部很近的一條溝裏，都是些小矮樹，最多一人高，馬斯愣就在那麼矮的一個樹杈上，坐在地上吊死了”。

看到希望

“後來聽說，周總理接見當時內蒙古的領導人時講，你們搞‘內人党’擴大化，已經挖到羊群裏了，我是從北京一個女知青的信裏面瞭解的這個情況。你們向我封鎖消息。”拉蘇榮說。“內人党”冤案此時還在不斷擴大，甚至不少牧場的畜群被宣佈為“叛國畜群”，牛群、羊群、馬群都被沒收、趕走甚至死亡。內蒙古蘇尼特旗優良白馬純種因此而斷絕。

周恩來收到侄女的家信後，意識到情況嚴峻，迅速採取了措施。結果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央就作出了對內蒙古實行軍管的決定。客觀地來看，這對遏制當時內蒙古的極左形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使得內蒙古當時無數受“內人党”案牽連的人們看到了希望。

1969年5月22日，中央發出文件：迅速糾正前一時期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所犯的擴大化錯誤，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穩定內蒙局勢，總結經驗，落實政策。

女知青周秉建在這片曾遭受過浩劫的草原紮下根來。1977年，周秉建和拉蘇榮在訪朝友好代表團中相識。在他們認識之前，周秉建對拉蘇榮已經很熟悉，她一直聽他的歌，聽了有八年。1979年，在全家人和七媽鄧穎超的祝福聲中，周秉建與拉蘇榮結為夫妻。

（楊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