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恩來對鄧小平寄予厚望

顧保孜

在四屆人大會上,周恩來坦然地向大家表示:我已經得了癌症,以後工作時間不會太長了

1975年1月10日晚,北京京西賓館會議廳燈火通明、莊嚴肅穆。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閉幕會正在這裏舉行。

剛從醫院趕到會場的周恩來,身著略顯寬大的深灰色制服,面容清臒而雙目炯炯有神。他端坐在主席臺上,親自主持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

在通過全會各項議程之後,周恩來用遲緩、沉穩的語調向到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發表講話:

“這次中央全會結束前,我請示毛主席,有什麼話要我向大家轉達。毛主席講了八個字:‘還是安定團結為好。’現在,我要向大家講的就是毛主席的這句話,‘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革命委員會的工作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工作,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安定團結,把今年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托。……”

在到會的許多老同志中,有不少人很久沒有見到患病住院的周總理了。此時此刻,他們眼見總理的病容,聆聽總理的囑託,無不為之動容;同時,也深深為總理的健康擔憂。

一周之後,新華社才遲遲播出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的消息。這是一則短得不能再短的全會《公報》,其中,按過去慣例應報道的出席會議的人員情況、會議主持人及講話人等,都統統不見了。報道中的最後一行字是:“會議選舉鄧小平同志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對於生前最後一次參加並主持中共中央全會的周恩來來說,有這一句話,也就足夠了。

然而,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不過是周恩來在進入1975年後抱病參加的一系列重要會議當中的頭一個會議。

1月13日晚8時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式會場——人民大會堂萬人大廳內,又再次響起周恩來總理堅定、清晰的蘇北口音: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屆人大的政治工作報告曾經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這是周恩來總理代表國務院向兩千八百多名代表作《政府工作報告》。在這份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不足5000字的報告中,最引人注目之處,就是向全國各族人民發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號召。而這一號召,報告人10年前就在這個地方提出來了,今天,他不過是又重申了這一目標。

會議期間,周恩來到天津代表團參加小組會討論。熱愛自己總理的代表們紛紛向周恩來致以問候。面對一張張誠摯的面孔,周恩來似乎感到已無必要再掩飾些什麼。他鄭重地向大家表示:我已經得了癌症,工作的時間不會太長了,這也是自然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現在,我正在醫院裏同疾病作鬥爭,在可能的情況下,我還要繼續和大家一起奮鬥,共同實現我們的宏偉目標。

周恩來講上述這番話時,代表們痛心地發現,眼前的周總理同幾年前相比就像是變了一個人:因過度操勞,他消瘦得幾乎變了形;臉上、手上都佈滿了皺紋和老年斑;動作和聲音也顯得那樣蒼老、疲憊……

在1月17日召開的全體會議上,宣佈了根據中共中央提議、由本次會議任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名單。在總理周恩來後面的副總理當中,出現了鄧小平、李先念、王震、餘秋裏、穀牧等一批久經考驗的革命家的名字。這標誌著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新的領導班子的形成。

新的國務院任命公佈後,一直為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擔憂的人們,才真正感到了安慰和希望。

2月1日下午,周恩來趕赴人民大會堂,主持有12位副總理出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列席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一開始,周恩來便開門見山地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但我還是想爭取每星期來和大家見一次面……”接著,周恩來用鄭重的語氣開始宣佈各副總理的分工:

“鄧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

這時,在周恩來身邊的鄧小平正沉穩端坐,若有所思。會前,周恩來曾考慮是否由鄧來主持今天的會議,但他最終還是決定由自己來主持。其緣由正如他對身邊人員所說,有些話小平同志本人不好講,還是由我講好。

宣佈完各副總理分工後,周恩來又接著主持召開了有國務院各部部長參加的國務院全體會議。會上,周恩來繼續發表講話,提出: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黨中央決定,我們從今天開始來完成四屆人大以後的工作。今天是開始。對於我來說,恐怕也只能夠完成這個‘開始’的任務了。以後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總理來做。”

他停頓一下,環顧會場,加重語氣說道:

“毛主席講,小平同志‘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現國務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為首,一共12位。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國務院能出現新的氣象,領導全國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第四個五年計劃!……”

周恩來的講話,博得全場的熱烈掌聲。

躺在擔架上的周恩來睜開雙眼,拼盡氣力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和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975年9月7日,重病中的周恩來在醫院最後一次會見外賓。當他向來自東歐客人們坦然且又肯定地道出“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一語時,在座的來賓都驚愕不已。隨即,周恩來充滿信心地對外宣佈:鄧小平同志將接替我主持國務院工作。鄧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鄧小平同志將會繼續執行中國黨和政府的內外方針。

對1975年的全面整頓,在過去若干年之後,鄧小平仍記憶猶新,並多次向國內外人士談起。其中,也包括他當時同“四人幫”鬥爭的情況。

1983年7月,鄧小平回憶說:“1975年處理鐵路問題時,對幫派分子,我說現在不抓人,把他們調開。‘四人幫’說不行。我說凡是幫派頭子,有一個調開一個,再出一個再調開,一天調一個,一年調365個。這個話傳下去以後,鐵路上的秩序馬上就好了。”鄧小平還講過:當時抓整頓,用了幾個人才,就把幾個方面的工作整頓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樣。

1987年10月,在談到改革問題時,鄧小平又提出:“說到改革,其實在1974年到1975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1973年周恩來總理病重,把我從江西‘牛棚’接回來,開始時我代替周總理管一部分國務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務工作。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幫’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1976年‘四五’運動,人民懷念周總理,支持我的也不少。這證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願望。”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由於鄧小平“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同志不能容忍鄧小平同志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這便是鄧小平所講他當時第三次被“打倒”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在此之前,一直伺機反撲的“四人幫”一夥已經開始向鄧小平及其支持者周恩來發難了。

這一年8月中旬,毛澤東對中國古典小說《水滸》一書發表評論,指出《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農民起義軍領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讓人招安了”,進而得出結論:“《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對此,“四人幫”一夥如獲至寶,迫不及待地借毛澤東的評論大做文章。姚文元於當天便致信毛澤東,認為毛澤東所作評論“很重要”,對現在和將來的中國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並提出應把毛澤東的評論和他的這封信印發中央政治局成員及各宣傳、出版單位。

在“四人幫”操縱下,從8月底開始,全國各類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宣揚評《水滸》也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主題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幾個月來一直“消沉”的江青,這時也親自出馬,在一些公開場合大談評《水滸》的“現實意義”,並一再強調“要聯繫實際”。甚至露骨地宣稱“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他們反對學理論,反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藉以發洩對前不久中央政治局批評以她為首的“四人幫”的不滿。其間,毛澤東痛斥江青的一些言論,並制止印發她的講話稿。

對江青等人散佈的批所謂“現代宋江”、“現代投降派”的論調,鄧小平早有警覺。他在許多場合向黨內外幹部群眾說明:毛主席評論《水滸》並無所指,不要牽強附會,“聽到風就是雨”。

與此同時,在醫院的周恩來也正密切注視黨內這場突如其來的尖銳鬥爭。8月中、下旬,他抱病連續同鄧小平、李先念等作單獨長談,瞭解“四人幫”一夥的動向。

9月間,正當江青等人帶頭“聯繫實際”,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鬧甚囂塵上之際,重病中的周恩來終於忍無可忍,奮起向“四人幫”一夥進行抗爭。

一天,他在醫院同有關人員的談話時憤然提到:他們那些人(指“四人幫”)有些事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歷史上雖然犯過錯誤,但幾十年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9月下旬,由於病情惡化,經黨中央批准,周恩來準備做第四次大的手術治療。在生死難蔔的情況下,經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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