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說怎樣進行執政考試的?

中國共產黨即將掌握全國政權前夕,黨中央離開西柏坡進北京那天,毛澤東對周恩來等幾位中央領導人說:“今天我們是進京‘趕考’。”周恩來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一直擔任國務院(政務院)總理,並兼任外交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政協第二、三、四屆主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層領導者中,周恩來是怎樣進行執政考試的呢?

保持和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 廉潔從政

周恩來進城後,有人認為掌權了,條件好了,應該蓋一些樓堂館所,搞得氣派一些、豪華一些。對此,周恩來堅決不贊成。他曾對薄一波說:“連清朝最後一個攝政王載灃辦公的地方也只有東華廳、西華廳;辦事的大員只有四五個人,他的衙門總共不過十幾個人。我們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應該艱苦奮鬥,不能比闊氣,講享受。過去革命戰爭年代靠它,今天創大業更要靠它。”當時國務院辦公的地方是老式舊平房,光線暗,面積狹小。50年代中期,有關方面建議蓋一座政府大廈,並做模型送周恩來看。周恩來沒有同意,他說我們一定要執行毛主席勤儉建國的指示,並一再嚴肅地表示,在我任總理期間,決不修建政府大廈,你們要把大興土木的念頭取消,國務院不能帶這個頭!以後,他在國務院會議上,一有機會便要以此為例,告誡大家要經常警惕和反對“貪大”、“鋪張”,講求“排場”。他要求國務院要帶頭艱苦奮鬥,勤儉建國,樹立共產黨人的作風。他說,我們的國家還很窮,應該把有限的財力物力用到搞建設、發展生產上,用到改善人民的生活上,而不是把錢花到大興土木蓋辦公樓和招待所上。必須十分珍惜有限的財力物力,要發揚節約每一分錢、每一粒米、每一滴水的精神,把“鋼”用到刀刃上。我們的領導幹部只能做四化建設的創業人,而不能做社會主義的敗家子。

下山不忘山,進城不忘鄉” 時刻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

保持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繫

“下山不忘山,進城不忘鄉”,這是周恩來在1951年10月9日接見老根據地代表時講的一句話。這裏的“山”和“鄉”,喻指中國革命戰爭賴以取得勝利的老革命根據地,而“下山”和“進城”則是指革命取得勝利後,黨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周恩來在這裏用生動形象的語言,表明了時刻關心群眾疾苦、密切聯繫群眾的思想。

解放以後,老根據地大部分地區因遭受戰爭創傷太重,而且地處山區,交通不便,生產恢復很慢。其中若干地區又遭到自然災害的侵襲,人民的生活仍處於貧困之中。“革命就是為了使全國人民不再過苦日子,要過上好的生活。”“下了山不應該忘了山,進了城不應該忘了鄉。如果忘了,就是忘本。”(《周恩來選集》下卷第73頁)“因此,無論從政治上或經濟上都必須十分重視加強老根據地的工作,大力領導與扶植老根據地人民恢復與發展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同上第76頁)為了解決老根據地人民群眾生活和生產的困難,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關係,在周恩來主持下,1951年派出由一萬二千多人組成的兩個訪問團,分別到南方和北方十幾個老革命根據地五百多個縣、市、旗進行訪問。訪問的目的“就是為了關心老根據地的人民……盡力解決一些問題。”(同上第73—74頁)訪問中,老區人民提出的關於貸款、修路、水利、城鄉交流和文化衛生等問題,周恩來和政務院有關部門精心研究,幫助解決困難。當他瞭解到陝北保安、晉西北的嬰兒死亡率很高的問題時,周恩來深情地歎道:“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當年我們在瓦窯堡站不住腳退到了保安,保安人民為革命出了力。現在知道那個地方的嬰兒死了那麼多,于心何安?……像這樣的事,今後是不應該發生的。”(同上第75頁)他批評陝西省政府為什麼沒注意到,離了延安,忘了老區,這是不應該的。他說,對人民的生命危險不能坐視,其他地區也不能有這種情況,何況是老區!他立即通知衛生部派醫療隊到那個地方去,叫軍隊也要抽人去,還可以動用一點應急款項。

周恩來除了時刻關心群眾的疾苦外,還反對與群眾隔離的制度和作風。周恩來說,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與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見面、說話,不分彼此,這種傳統要保持。現在官做大了,老百姓想見我們都不容易,更不要說平起平坐了。周恩來對那種把領導人同人民群眾隔離開來的保衛制度很不滿意,多次提出過批評。“我們領導同志走到哪里,就把眾人攔住,為我們讓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對必要的警惕性,但本來是坐在一起的,為什麼要隔開來?我看這就是一種習慣勢力,是封建的,有時不自覺地就出來了。”(同上第333頁)因此,他外出,往往規定隨從的車輛數,免除開道的警車,以便深入到群眾中去。周恩來到下面視察工作,從來不僅聽領導的彙報,而且親自同生產第一線的工人、農民及知識分子交談,與最基層的群眾直接接觸,直接瞭解情況,瞭解群眾情緒,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周恩來主張幹部要同各方面的群眾保持經常性的直接聯繫,廣交朋友。

夜以繼日 鞠躬盡瘁 勤奮忘我地工作

1966年春節期間,周恩來對著名愛國將領楊虎城的兒子楊拯民說:“一個人應該不怕死。如果打起仗來,要死就死在戰場上,同敵人拼到底,中彈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沒有戰爭,就要努力工作,拼命地工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周恩來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在中南海,上至毛澤東,下至普通工作人員,都一致認為周恩來是最忙的一個人。中南海西花廳總理辦公室不滅的燈光,是總理為人民勤奮工作的象徵。周恩來常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們知道,我的時間不是我個人的,它屬於黨,屬於革命。”他規定,不管他在睡覺、吃飯,或者在盥洗室,辦急件的同志都可隨時向他報告,有時工作人員晚叫幾分鐘,都要受到他嚴肅的批評。他說他不怕忙,忙也是一種快樂。周恩來沒有節假日,他的工作日程是以分秒來計算的。他經常通宵達旦,甚至晝夜不眠,沉浸在忘我的工作之中。他常常是在經過一個下午的緊張工作之後,稍稍休息,又從晚間12點工作到東方紅。有時候,竟一直延長到中午,連續工作十七八個小時之久。下午不到三點,又得出席會議,作報告,接見外賓。周恩來就是這樣日理萬機,辛勞過度地工作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由於長年累月地過度操勞,1972年周恩來不幸得了膀胱癌。病魔無情地侵襲著他的肌體,但是,並沒有動搖他勤奮忘我工作的精神。從1974年1月1日至6月1日,在這住院前夕的5個月裏,周恩來除了到醫院檢查病情和治療外,總共抱病工作139天。在這139天中,工作達18小時以上的有130天,其餘的9天無不超過10小時以上。由此可以看出,周恩來是怎樣地忘我工作,已完全徹底地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1974年4、5月間,周恩來由於病情太嚴重了,曾連續四次發生缺氧症狀。有一次,他連續工作了三個晝夜,晚上又安排了幾個會。他累得犯了病,就站著用椅子頂住腹部,繼續聽工作彙報。同志們請他坐下,他低聲說:“我不能坐,一坐下就會睡著。”在這種情況下,他才同意住院手術。6月1日,周恩來離開了他工作了25年的西花廳,住進了305醫院。從入院當天作第一次手術,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來共作了14次手術,其中大手術6次,小手術8次,平均每40天一次。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忍受著精神上和肉體上的巨大痛苦,仍然不停地找同志們談話,接見外賓,參加會議,處理日常工作。

謙虛謹慎 戒驕戒躁

無論是在民主革命中,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周恩來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勳,但他功大不自傲,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他謙虛不是一時一事的,而是始終如一的。凡是和他有過接觸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周恩來的謙虛是發自內心的,出於真誠的。他從少年到老年,終生謙虛;對幹部、對群眾,一樣謙虛;在逆境、順境中,始終謙虛。

周恩來是舉世聞名的“八一”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同志曾多次準備用紀錄片、故事片等形式反映和歌頌這段光輝史績,但都由於周恩來不同意而一次又一次地取消了攝製計劃。1959年,軍事博物館正式展出之前,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同志得知周恩來要去審查,便提前趕到現場,在紅軍館陳列“八一”南昌起義展品的地方,佈置好燈光,架起了機器,準備為周總理拍攝一組鏡頭。當講解員介紹紅軍館序言部分,提到“八一”南昌起義是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舉行的時候,周總理立刻打斷說:“怎麼是我領導的呢?是黨派我去的嘛,是党領導的嘛!”他嚴肅地要求把解說詞改正過來。接著,就越過南昌起義部分,去看後面的陳列了。八一廠的同志只好失望地收起攝影機。

周恩來工作很謹慎,他說:“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經濟落後的國家要在經濟上翻身,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我們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後退,不是洩氣,而是戒慎恐懼。建設時期絲毫驕傲自滿不得,絲毫大意不得。”(同上第409-410頁)建國以後,周恩來肩負黨政軍領導重任,日理萬機,但他始終保持務必謹慎的工作作風。對於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事,他總是親自抓,一抓到底。怎樣在我國進行經濟建設?周恩來的基本思想是積極穩妥,綜合平衡。他主張“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同上第190頁)我國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的試製,都是在周恩來領導下進行的。為了使“兩彈”事業順利發展,1965年5月,周恩來對國防科技戰線上的同志提出了十六字方針:“嚴肅認真,周到細緻,穩妥可靠,萬無一失。”他要求別人這樣做,而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的典範。每次核試驗前,他總是仔細詢問可能影響成功的各個關鍵環節,考慮各種不利和意外的因素。如萬一彈投不下來怎麼辦?飛機帶彈返回機場時會不會意外脫鉤?有什麼可靠的保險措施?等等。如果得不到滿意的回答,就暫時休會,讓大家回去進一步研究,直到有了令人放心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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