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即將掌握全國政權前夕，黨中央離開西柏坡進北京那天，毛澤東對周恩來等幾位中央領導人說：“今天我們是進京‘趕考’。”周恩來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一直擔任國務院（政務院）總理，並兼任外交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政協第二、三、四屆主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層領導者中，周恩來是怎樣進行執政考試的呢？
保持和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 廉潔從政
周恩來進城後，有人認為掌權了，條件好了，應該蓋一些樓堂館所，搞得氣派一些、豪華一些。對此，周恩來堅決不贊成。他曾對薄一波說：“連清朝最後一個攝政王載灃辦公的地方也只有東華廳、西華廳；辦事的大員只有四五個人，他的衙門總共不過十幾個人。我們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應該艱苦奮鬥，不能比闊氣，講享受。過去革命戰爭年代靠它，今天創大業更要靠它。”當時國務院辦公的地方是老式舊平房，光線暗，面積狹小。50年代中期，有關方面建議蓋一座政府大廈，並做模型送周恩來看。周恩來沒有同意，他說我們一定要執行毛主席勤儉建國的指示，並一再嚴肅地表示，在我任總理期間，決不修建政府大廈，你們要把大興土木的念頭取消，國務院不能帶這個頭！以後，他在國務院會議上，一有機會便要以此為例，告誡大家要經常警惕和反對“貪大”、“鋪張”，講求“排場”。他要求國務院要帶頭艱苦奮鬥，勤儉建國，樹立共產黨人的作風。他說，我們的國家還很窮，應該把有限的財力物力用到搞建設、發展生產上，用到改善人民的生活上，而不是把錢花到大興土木蓋辦公樓和招待所上。必須十分珍惜有限的財力物力，要發揚節約每一分錢、每一粒米、每一滴水的精神，把“鋼”用到刀刃上。我們的領導幹部只能做四化建設的創業人，而不能做社會主義的敗家子。
下山不忘山，進城不忘鄉” 時刻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
保持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繫
“下山不忘山，進城不忘鄉”，這是周恩來在1951年10月9日接見老根據地代表時講的一句話。這裏的“山”和“鄉”，喻指中國革命戰爭賴以取得勝利的老革命根據地，而“下山”和“進城”則是指革命取得勝利後，黨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周恩來在這裏用生動形象的語言，表明了時刻關心群眾疾苦、密切聯繫群眾的思想。
解放以後，老根據地大部分地區因遭受戰爭創傷太重，而且地處山區，交通不便，生產恢復很慢。其中若干地區又遭到自然災害的侵襲，人民的生活仍處於貧困之中。“革命就是為了使全國人民不再過苦日子，要過上好的生活。”“下了山不應該忘了山，進了城不應該忘了鄉。如果忘了，就是忘本。”（《周恩來選集》下卷第73頁）“因此，無論從政治上或經濟上都必須十分重視加強老根據地的工作，大力領導與扶植老根據地人民恢復與發展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同上第76頁）為了解決老根據地人民群眾生活和生產的困難，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關係，在周恩來主持下，1951年派出由一萬二千多人組成的兩個訪問團，分別到南方和北方十幾個老革命根據地五百多個縣、市、旗進行訪問。訪問的目的“就是為了關心老根據地的人民……盡力解決一些問題。”（同上第73—74頁）訪問中，老區人民提出的關於貸款、修路、水利、城鄉交流和文化衛生等問題，周恩來和政務院有關部門精心研究，幫助解決困難。當他瞭解到陝北保安、晉西北的嬰兒死亡率很高的問題時，周恩來深情地歎道：“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當年我們在瓦窯堡站不住腳退到了保安，保安人民為革命出了力。現在知道那個地方的嬰兒死了那麼多，于心何安？……像這樣的事，今後是不應該發生的。”（同上第75頁）他批評陝西省政府為什麼沒注意到，離了延安，忘了老區，這是不應該的。他說，對人民的生命危險不能坐視，其他地區也不能有這種情況，何況是老區！他立即通知衛生部派醫療隊到那個地方去，叫軍隊也要抽人去，還可以動用一點應急款項。
周恩來除了時刻關心群眾的疾苦外，還反對與群眾隔離的制度和作風。周恩來說，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與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見面、說話，不分彼此，這種傳統要保持。現在官做大了，老百姓想見我們都不容易，更不要說平起平坐了。周恩來對那種把領導人同人民群眾隔離開來的保衛制度很不滿意，多次提出過批評。“我們領導同志走到哪里，就把眾人攔住，為我們讓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對必要的警惕性，但本來是坐在一起的，為什麼要隔開來？我看這就是一種習慣勢力，是封建的，有時不自覺地就出來了。”（同上第333頁）因此，他外出，往往規定隨從的車輛數，免除開道的警車，以便深入到群眾中去。周恩來到下面視察工作，從來不僅聽領導的彙報，而且親自同生產第一線的工人、農民及知識分子交談，與最基層的群眾直接接觸，直接瞭解情況，瞭解群眾情緒，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周恩來主張幹部要同各方面的群眾保持經常性的直接聯繫，廣交朋友。
夜以繼日 鞠躬盡瘁 勤奮忘我地工作
1966年春節期間，周恩來對著名愛國將領楊虎城的兒子楊拯民說：“一個人應該不怕死。如果打起仗來，要死就死在戰場上，同敵人拼到底，中彈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沒有戰爭，就要努力工作，拼命地工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周恩來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在中南海，上至毛澤東，下至普通工作人員，都一致認為周恩來是最忙的一個人。中南海西花廳總理辦公室不滅的燈光，是總理為人民勤奮工作的象徵。周恩來常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們知道，我的時間不是我個人的，它屬於黨，屬於革命。”他規定，不管他在睡覺、吃飯，或者在盥洗室，辦急件的同志都可隨時向他報告，有時工作人員晚叫幾分鐘，都要受到他嚴肅的批評。他說他不怕忙，忙也是一種快樂。周恩來沒有節假日，他的工作日程是以分秒來計算的。他經常通宵達旦，甚至晝夜不眠，沉浸在忘我的工作之中。他常常是在經過一個下午的緊張工作之後，稍稍休息，又從晚間12點工作到東方紅。有時候，竟一直延長到中午，連續工作十七八個小時之久。下午不到三點，又得出席會議，作報告，接見外賓。周恩來就是這樣日理萬機，辛勞過度地工作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由於長年累月地過度操勞，1972年周恩來不幸得了膀胱癌。病魔無情地侵襲著他的肌體，但是，並沒有動搖他勤奮忘我工作的精神。從1974年1月1日至6月1日，在這住院前夕的5個月裏，周恩來除了到醫院檢查病情和治療外，總共抱病工作139天。在這139天中，工作達18小時以上的有130天，其餘的9天無不超過10小時以上。由此可以看出，周恩來是怎樣地忘我工作，已完全徹底地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1974年4、5月間，周恩來由於病情太嚴重了，曾連續四次發生缺氧症狀。有一次，他連續工作了三個晝夜，晚上又安排了幾個會。他累得犯了病，就站著用椅子頂住腹部，繼續聽工作彙報。同志們請他坐下，他低聲說：“我不能坐，一坐下就會睡著。”在這種情況下，他才同意住院手術。6月1日，周恩來離開了他工作了25年的西花廳，住進了305醫院。從入院當天作第一次手術，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來共作了14次手術，其中大手術6次，小手術8次，平均每40天一次。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忍受著精神上和肉體上的巨大痛苦，仍然不停地找同志們談話，接見外賓，參加會議，處理日常工作。
謙虛謹慎 戒驕戒躁
無論是在民主革命中，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周恩來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勳，但他功大不自傲，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他謙虛不是一時一事的，而是始終如一的。凡是和他有過接觸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周恩來的謙虛是發自內心的，出於真誠的。他從少年到老年，終生謙虛；對幹部、對群眾，一樣謙虛；在逆境、順境中，始終謙虛。
周恩來是舉世聞名的“八一”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同志曾多次準備用紀錄片、故事片等形式反映和歌頌這段光輝史績，但都由於周恩來不同意而一次又一次地取消了攝製計劃。1959年，軍事博物館正式展出之前，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同志得知周恩來要去審查，便提前趕到現場，在紅軍館陳列“八一”南昌起義展品的地方，佈置好燈光，架起了機器，準備為周總理拍攝一組鏡頭。當講解員介紹紅軍館序言部分，提到“八一”南昌起義是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舉行的時候，周總理立刻打斷說：“怎麼是我領導的呢？是黨派我去的嘛，是党領導的嘛！”他嚴肅地要求把解說詞改正過來。接著，就越過南昌起義部分，去看後面的陳列了。八一廠的同志只好失望地收起攝影機。
周恩來工作很謹慎，他說：“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經濟落後的國家要在經濟上翻身，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我們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後退，不是洩氣，而是戒慎恐懼。建設時期絲毫驕傲自滿不得，絲毫大意不得。”（同上第409-410頁）建國以後，周恩來肩負黨政軍領導重任，日理萬機，但他始終保持務必謹慎的工作作風。對於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事，他總是親自抓，一抓到底。怎樣在我國進行經濟建設？周恩來的基本思想是積極穩妥，綜合平衡。他主張“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同上第190頁）我國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的試製，都是在周恩來領導下進行的。為了使“兩彈”事業順利發展，1965年5月，周恩來對國防科技戰線上的同志提出了十六字方針：“嚴肅認真，周到細緻，穩妥可靠，萬無一失。”他要求別人這樣做，而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的典範。每次核試驗前，他總是仔細詢問可能影響成功的各個關鍵環節，考慮各種不利和意外的因素。如萬一彈投不下來怎麼辦？飛機帶彈返回機場時會不會意外脫鉤？有什麼可靠的保險措施？等等。如果得不到滿意的回答，就暫時休會，讓大家回去進一步研究，直到有了令人放心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