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蔣氏家族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關於這個家族的書籍也汗牛充棟。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陶涵的《蔣經國傳》大量引用莫斯科和美國國家檔案局迄今未公開的資料，以及對眾多當事人的訪談，描述了蔣經國一生的經歷，包括政治、軍事和社會活動，以及蔣經國所處時代的中國社會背景和國際大背景。最新版《蔣經國傳》除了基本沒有刪節外，還首次在內地刊發了蔣經國生前的40張珍貴照片。
蔣經國：“（蘇共）中央派我到中國，以便把家父爭取到我們這一邊。”
1930年12月初，宋慶齡在南京拜會蔣介石，討論國民黨抓到的一個叫牛蘭的狀況。波蘭人牛蘭在被捕之前，在上海主持中國共產黨的地區支部，也被認為負責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朝鮮、越南和日本各地的共產黨之活動。宋慶齡是替莫斯科出面，提議國民黨釋放牛蘭夫婦，換取蔣經國回到中國。
這倒是恰如其時的接觸，因為蔣介石開始思念起滯居異國的兒子。1931年1月25日，6年來的第一次，蔣介石在日記裏間接提到經國，他記下：“我年輕時，沒有努力學好約束自己，因此上不知孝敬父母，下不知疼愛子女。今既思之，實在遺憾。”11月28日，也就是宋慶齡在南京出現的前幾天，蔣介石在日記裏記下他對經國的感情：“我非常想念經國，我沒有好好照顧他，實在不對。我對此殊覺抱歉。”
蔣介石並沒有立即對宋慶齡的提議作答，當他和美齡討論這件事時，談論的重點是子嗣問題。他在1931年12月15、16日兩天的日記裏分別記下：“自從他前往俄國，我就不再能見到我兒；而（中華）民國目前猶在繈褓。”“天啊，我既未能忠於黨國，又未能孝敬母親、照顧子女，真是慚愧……孫夫人要求我釋放牛蘭，換取經國回國，可是我寧願讓經國遠謫蘇聯，甚至命喪異域，也不能放走一個罪人換他回來。人是否有後，國家是否受侵淩，都是天命註定，我豈能逆天?我不能違反法令、背叛國家、傷害父母令譽或虛擲生命。為了我兒，犧牲國家利益，並不值得。”
12月15日，蔣介石再次下野，辭去本兼各職，帶著宋美齡離開南京，回到溪口。蔣介石躲在妙高臺和雪竇寺思索、反省。他在12月27日的日記中寫下：
一個人得到後世記住，是因為他具有道德情操和功業成就，不是因為他有子嗣。中國歷史上多少英雄、烈士、大官……都沒有子嗣，可是他們的精神和成就永垂人世。我為自己擔心經國遇害而斷了子嗣，大為慚愧。如果經國未被俄國敵人殺害，即使我可能再也見不到他，我深信他在我告別人世之後還是會回來。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國，我真心希望早早謝世，以告慰雙親之靈。
蔣介石耿耿於懷的就是不能上慰祖先。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然而，身為國家領導人，蔣氏認為他不能因私人目標做出小小讓步。4天之後，他依然為自己的決定委決不下：“我情緒極亂……忠孝不能兩全，可謂生不如死。”
不過，其他的大事需要他注意。就跟過去一樣，各方函電湧至，懇求他回南京主持軍政。蔣氏與汪精衛再次言和，帶著夫人告別溪口，回到南京。稍後不久，日軍攻擊上海守軍。（譯按：淞滬戰爭）
時間又過了幾年，蔣介石其實又開始掛念遠謫異國的兒子。1935年2月13日日記裏，蔣介石歎息家庭破裂，“兒子遠在他鄉”。宋美齡顯然也又和他討論到蔣經國。他在日記中寫下：“任何人認我為父，就必須承認我妻美齡為母。”1934年夏天，蔣介石“剿匪”戰事逐步進展，國民黨部隊在德國軍事顧問協助下，節節進逼，也使莫斯科修正觀點。蔣經國由莫斯科回到斯維德洛夫斯克之後，中國政府主動“與俄國正式交涉”恢復南京及莫斯科之雙邊關係，以及“遣返蔣經國”的議題。
1934年10月16日，中共開始撤出江西的長征。斯大林一連幾個月都在細細盤算蔣介石要求放經國歸國一事。蔣經國在回憶錄中提到，從8月到11月，國家安全部（NKVD）突然密切監視他的一舉一動，兩名特務每天形影相隨跟蹤他。在緊密監視的過程中，蔣經國被拔擢為烏拉爾馬許工廠報刊《重工業日報》的副主編。按一般常理，受到嚴重懷疑的人，不會有機會得到這個宣傳機關的職位，因此，特務可能是要查證經國的忠誠度。
過了幾個星期，國家安全部烏拉爾地區主管李希托夫召見蔣經國，通知他，中國政府要求把他送回國。蔣經國說，李希托夫表示，國家安全部希望他寫信給莫斯科的外交部，表明“你不願意回到中國”。蔣經國聲稱他拒絕聽命，幾天後，李希托夫又對他說，中國大使館有位秘書希望跟他會面。蔣經國和這位中國外交官單獨會面，但鄰室坐了兩個人。這表示蔣經國不能自由發言。“我當然不敢多說話，也不敢透露希望回中國。我們只能談談國內的進步，以及我家人多麼盼望我回國等等。”
中國駐蘇大使館立刻把和蔣經國接觸的情形，向南京方面呈報。60多年之後，臺北當局還不肯公開當年南京和駐莫斯科大使館之間就這個議題的來往函電，忌諱蔣經國當時親蘇、反國民黨的言談會引起難堪、尷尬。1934年12月14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記下：“當我聽到經國不願由俄國回來，知道這純是俄國敵人編造，故能平靜處之。我能對此一笑置之，應該算是有了進步。”
1937年初，蔣介石依然不能確定是否能再見到親生骨肉。他在日記中寫下：“我深盼兒子能回來……但是若要我犧牲國家利益，我寧可無後。”
蔣委員長沒有承諾停止內戰。此時，他的聲望又告恢復，手上握有150萬大軍；空軍雖然只有100架飛機，與日本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但是比起根本沒有空中武力的毛澤東又強得多。由於聽力障礙由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的陳納德出任蔣介石的空軍顧問。
2月間，莫斯科再次傳喚蔣經國由史維德洛夫斯克進京，但是這一次要他帶著家人及隨身細軟。工廠裏許多同志來到斯維德洛夫斯克火車站，向他們認識的伊利劄洛夫同志一家人道別，大家於寒風中在月臺上唱歌、跳舞，舉行茶會。蔣經國對朋友們宣稱：“（蘇共）中央派我到中國，以便把家父爭取到我們這一邊。”
鏡頭轉到莫斯科，紅軍友人在伏特加酒和豐盛的菜肴助興下告訴蔣經國，蘇聯會盡全力協助中國擊退日本。最高潮是經國進見斯大林話別，談話主題無疑就是迫切需要成立抗日統一戰線。
3月初某個寒風刺骨的夜裏，蔣廷黻大使接到使館僕役的報告，有位中國客人到訪，但是此人在未見到大使本人之前，不願透露姓名。這位滿臉笑容、兩頰紅潤的青年訪客進來後，立刻表明身份。蔣大使還來不及問話，經國已經問：“你認為我父親希望我回國嗎?”蔣大使向他擔保，委員長渴望他能回國。
1937年4月19日，蘇聯貨輪緩緩駛進黃浦江，蔣經國佇立在甲板上眺望，芳娜抱著年僅兩歲的孝文陪著他。岸上的工廠、船塢，遠比經國記憶中來得多，污染越發嚴重。江灣岸邊，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幾艘軍艦悄悄泊碇，灰色的帆布掩蓋著艦上的炮管。
地方黨政首長紛紛指責小蔣的工作作風像共產黨
1938年春天，蔣介石接受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的建議，派經國擔任設在省會南昌的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以二十七歲的青年而言，這個職位似乎蠻高，但是鑒於他在蘇聯掙得的職位，他在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的記錄以及戰事的需要，這並不算過分。
位於贛江旁的南昌是個工業、礦業城市，此時擠滿數十萬難民，一片混亂。經國一家遷入一棟樸實、舒適的房子，他立刻投入工作。
蔣經國在江西省的主要職責是做好政府工作。熊式輝特別為他在省會南昌設置一個保安處副處長的位子，期待經國這個年輕人仕途有個良好的開端，不必擔負太多實質工作。不料蔣經國卻全心投入工作。地方黨政首長相當狼狽難堪，因為經國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襲訪視。熊式輝辦公室不久就湧進許多抱怨聲浪，指責小蔣的工作作風像共產黨。
熊式輝為了把蔣經國羈絆在南昌，成立“江西省地方政治講習院”，並且把這位年輕的少將調為新兵督練處處長。經國在這個職位上，第一次得負責下令把一位逃兵判處死刑！他也制定若干新法令協助農村徵募來的兵員，例如新兵在償付舊債之前可以有三年的寬限期，地主必須繼續把土地放租給士兵家屬等。
蔣經國因為邀請蘇聯軍事顧問到南昌反法西斯的集會上演講，本人受邀到新四軍駐南昌聯絡辦事處演講而招來嫌疑。連蔣介石也接到報告，指控經國過分熱心、採取左派做法。戴笠奉蔣委員長指示，召見安徽省“忠義救國軍”（戴笠控制的另一個安全組織）負責人文強少將。文強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和蔣經國年齡相若。戴笠告訴他，蔣委員長要他定期和經國談話，講解中國國內政情，兒子才不至於受到共產黨影響。此後一年半的時間，文強每個月和經國見面一次。
蔣經國和文強見面時很注意聆聽，借此機會瞭解國民黨內各個派系以及重要人物之習性、底蘊。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訓練依然影響他的思想，他經常以“大資產階級”來稱呼孔祥熙、宋子文這些宋家姻親。後來他接受建議，在談及知名人物，尤其是親戚時，不再用這種說法。不過，據文強1995年9月26日在北京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的說法，蔣經國從一開始就不想借用他父親的婚姻關係帶來的方便。文強也必須提醒經國，不要對蘇聯迭有好評。文強每次和經國談完話，都做下筆記，呈交戴笠，戴笠再轉呈給蔣介石。1949年之後，文強決定留在中國大陸，這裏頭意味著當年他頗有可能把報告也送交延安。
江西南部山區的章水、貢水合流，成為贛江，就在兩河匯合處有一塊平原，贛州城在此矗立。經國一家抵達時，贛縣人口大約十萬人，城裏一條大馬路南市街，兩旁是經年累月炊煙熏黑了的磚房。黃包車在石子路上顛簸，街上還有一座九層寶塔。
蔣家住到俯瞰贛州城一座小山上的西式洋房。蔣經國的新職是第四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這塊統稱贛南的第四區，涵蓋整個江西南部十一個縣，人口約兩百萬。這塊地區長久以來受到桂系軍閥和地方土匪的控制，非常貧困落後。
蔣經國邀請幾位過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到贛南專員公署幫忙。其中之一是黃中美，中大同學認為他曾經替蘇聯特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