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香港特區政府去年的財政盈餘高達七百多億元，完全有能力應付「派糖」，但香港特首曾蔭權前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卻指出，外界常以「派糖」來形容政府推出紓困措施，指用詞並不準確，因為「派糖」的予人感覺只是做表面功夫「少恩少惠」。但他認為政府所做的，是冀在宏觀層面透過資源提升，促成社會流動。法定的最低工資已獲立法會支持，料將有助改善基層勞工生活；而關愛基金的設立，相信只要做好行政措施，政府有信心可為市民做實事。
曾經為澳門特區政府今年的「現金分享」降減為四千元而吵個不可開交，甚至「罵」聲一片的本澳互聯網討論區，今次卻是難得正面地看待此事，甚至有人認為，「派糖」只能推高通脹，曾蔭權有政治本色。也有媒體評論說，政府確有必要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派糖」思維，轉變至全面扶貧，從長遠政策上改善貧窮問題，全面檢討目前的社福機制和綜援制度等，加強對基層市民的制度性支援，協助市民應對通脹壓力。過去當局紓解民困的措施，較多著重一刀切式「派糖」，好處是可以立竿見影對市民施以援手，而且又不會影響政府的經常性支出。然而，「派糖」往往只能解市民一時之困，當效力消退後馬上打回原形，結果令香港近年出現了好景時「派糖」，經濟差時又要「派糖」的情況，幾乎成為了政府每年施政的慣例，不利政府規劃長遠的扶貧政策。鑑於這一輪通脹壓力主要源於全球寬鬆貨幣政策所導致，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深受輸入型通脹的壓力，衣食住行的費用在未來一段時間將會不斷攀升。在新形勢之下，當局紓解民困也應有新思維。
「派糖」只能是臨時措施，及將會推高通脹的觀點，本欄也曾有所分析論述。實際上，當有人為「六千減到四千」而大表不滿時，本欄就已分析指出，「現金分享」只是臨時應急的短期計劃，而中央儲蓄制度的社保體系才是長期的保障制度。因此，「現金分享」計劃不可能長期實行下去，必須逐漸轉向中央儲蓄制度；目前逐年減少「現金分享」數額的做法，就是轉向中央儲蓄制度的過渡安排。
當然，通貨膨脹的問題也需要解決。但是，要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是從源頭上進行，並非是依靠「現金分享」。要扶助弱勢社群，關鍵是有效地把通脹率降下來，而不是本末倒置，濫發「現金分享」，治標不治本。
我們並非是說「現金分享」不對。在物價昂貴之時，政府以「現金分享」方式分派現金，確實能對一些貧困的居民有所幫補。但可能會有人「唔志在」，因為六千元對他們來說，就如立法會議員馮志強所說，去賭場賭一鋪的賭費。盡管他的這一說法有失偏頗，因為幾千元對低收入階層是救命錢，而且他們也沒有賭本進入賭場。但這畢竟也是反映了另一份較為富裕的居民的看法。實際上，據說前年度的「醫療券」，就沒有完全派發出去。如果「現金分享」的發放方式也是如同「醫療券」那樣要自己去領取，而非由政府主動寄出的話，可能也有人不去領取，或是聲明捐作公益。
對此問題，關鍵就如曾蔭權所說，是要轉變思維，從政策層面考量，這就是如何分派好「蛋糕」的問題。溫家寶總理去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強調，政府不僅要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把「蛋糕」分好。在審議、討論《政府工作報告》中，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三大落差」引發代表、委員們的強烈關注：勞動性收入在國民分配中占比過小、壟斷行業與普通單位收入差距過大、養老保障等再分配存在不公。代表、委員們普遍認為，收入分配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要通過改革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其實，在我們澳門特區，又何嘗不是如此。近年來，澳門居民的收入中位數占「GDP」的比重一直不斷下降。即使是在收入中位數本身也不平衡，是少數高薪的公務員和博彩從業員扯高了多數低收入的普通打工階層的數據。尤其是博企的利潤占「GDP」的比重不斷攀升。為此，收入分配不公問題最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勞動報酬「占比」呈逐年下降趨勢，大多數人感覺「做多賺少」；另一方面，壟斷行業收入畸高，博企輕而易舉獲取高額利潤，並將其轉化為員工收入和福利。
當然，收入差距並不完全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其中也有由於個人能力大小及學歷高低、努力程度不同、貢獻高低造成的差距。這種差距是必然的、應該的，是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表現，也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只有那些不合理、不合法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表現。
由於收入分配領域種種不公問題，導致澳門特區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嚴重影響社會和諧和發展。實際上，收入分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關係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係到保持澳門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的全局。解決好分配不公的問題，讓全體特區居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任務，也是鞏固和發展「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成果的必然要求。
必須注意的是，無論是特首的「施政報告」，還是實際操作社會保障的機構及其工作人員，都很少提到「基尼系數」這個重要概念。這是很危險的，起碼是忽略了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基尼係數是二十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洛倫茲曲線所定義的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它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收入分配越是趨向平等，洛倫茲曲線的弧度越小，基尼係數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趨向不平等，洛倫茲曲線的弧度越大，那麼基尼係數也就越大。 國際上通常把基尼係數作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標，一般認為，當基尼係數處於0.4—0.5，表示收入差距過大，超過0.5則意味著出現兩極分化。而據經濟學家所指，澳門的基尼係數早在二零零六年就已達到0.48，今年更是有繼續上升到跡象。與澳門鄰近的中國大陸（0.447）、韓國（0.316）、新加坡（0.425）的基尼係數比較，澳門的基尼係數明顯偏高，可見，澳門的貧富差距正在擴大。
經濟強勁增長，貧富差距卻在擴大，這無疑關係到澳門的社會和諧和長治久安。有學者認為，從微觀行為的制度約束來看，貧困是由於個人行為能力被剝奪和生存機會喪失的直接結果﹔而從宏觀行為的制度約束來看，貧困是由於政府未能有效建立一個公平分配制度導致資源分配不公的直接結果，或者是人民未能有效約束政府的結果。在新經濟強勁增長下，舊制度的缺陷制約了個人能力發揮，形成新經濟與舊制度的不協調，貧富差距擴大就是新經濟增長強勁，個人能力追不上，而制度殘舊不變交織下的結果。
因此，「現金分享」只能是對目前物價騰飛的幫補之計，只能治標，不能治本，並非是長久之策。關鍵還是有效建立一個公平分配制度，其次是在「第二次分配」上多下工夫。在這方面，崔特首訪問新加坡考察了當地的社會保障制度，應是有所啟發。